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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系列

（一）论笑傲江湖的金庸 


 
每当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查良镛先生，我只是想问一声：查先生，你真的快乐吗？ 
揆情度理，似乎再没有比查先生更不具备不快乐资格的人了。 
金庸的大半生功成名就、花团锦簇，近乎传奇。他名满天下，闻达于诸侯乃至海峡两岸最高当局；他富甲文苑，其财富较诸李嘉诚、郭炳湘等工商巨头或不足道，而在一干“爬格子”文人中却是自古及今一人而已。比之欧美日畅销作家的收入亦未遑多让。 

金庸于著述治学与经商办报两途均有绝大的成就。在香江一隅之地固然是大人物，却也是全球华人圈中的大人物。似乎真的象令狐冲之吹捧盈盈：得尽了天下好处。 
“九七”之前，有人猜度金庸颇有意于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职位，金庸起而辟谣：“论名利，金庸所得，均比港督为多，金庸又何必图谋区区一介行政长官的权柄？” 
尤属难能的是：金庸的武侠（！）小说日益得到文苑推重，自林野而臻庙堂，金庸的文学成就亦渐为学界所公认。 
当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分别完成他们最伟大的作品时，小说与戏剧完全不具备今日的正统地位，他们生前名气或许很大，但在当时的文坛及整个社会上不被看重，被认为只是一些些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同样从事与被其时代认为“未入流”的文学品类的创作，而能及身见到自己的作品的经典化，金庸几乎是中外古今第一人。

但每次从电视或图片中看到似乎总在微笑、“满面佛光”的金庸，我总是想问一声：查先生，你真的快乐吗？ 
这个问题势必牵涉到金庸后期的皈依佛法之事。 
当代文人中最擅长四面树敌、不给人留一点面子的是李敖先生。金庸表白：“自从儿子去世后，自己精研佛学，已成为虔诚的佛教徒”，李敖的反应是：“佛经里无不以舍弃财产为要件，你有这么多财产在身边，又说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释你的巨额家产呢？”金庸无言以答。 
李敖的解释是：“金庸的所谓信佛，其实是一种“选择法”，凡是对他有利的，他就信；对他不利的，他就佯装不见。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绝不能认真，他是伪善的。” 
除去“伪善”的讥评外，我非常赞同李敖的观点：金庸不是也难能成为一个虔诚纯正的佛教徒。 
论及传统文化对金庸的影响，人们往往过分重视他前期的‘崇儒’和后来的‘入佛’倾向。我倒分明觉得与金庸天性最接近的反而是三教中最不被重视的道家思想。 
假设不曾自幼接受时代书香的儒学熏陶，假设金庸一生未读佛经，那么“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夫子老二”和释迦文佛的学说与金庸不会有任何干系。但我敢断言：就算生于火星，就算金庸如令狐冲几乎从来不读书，就算他与老庄思想从未有过接触，金庸仍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道家思想的“同路人”。 
“天生的隐士”一词是金庸对笔下人物令狐冲的考语，我们正可请君入瓮，将它套用到金庸本人头上。 
此一臆测应从以下事实得以证明：少年金庸两次因放言无忌而遭学校开除的经历；他对于“放下无求自在”的一贯追求；他“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的独往独来我行我素的自由散漫性格”（《探求一个灿烂世纪》）的自我认知；他自称“权力欲淡薄”，认为“且自逍遥没人管”是人生至大的欢乐；他对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这种“高明的自私自利”的推崇；《明报》事业在他手中三十年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立场…… 
金庸至为崇仰的历史人物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的范蠡与张良，金庸的毅然退出《明报》也与范、张的行事风格相近，体现了道家“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理想。 
金庸笔下最有光彩的人物，除个别例外，多染有浓重的道家色彩，如令狐冲/黄药师/郭襄/风清扬/杨过/张三丰/周伯通/任盈盈/何足道/韦小宝/石破天/张无忌诸人莫不如此。金庸对这些人的共同概括为“大吵大闹一通后飘然而去”。 
《金庸作品集》中所杜撰的种种神奇武功，从陈家洛的参悟“庖丁解牛”到后来的“空明拳”“九阴真经”“黯然销魂掌”“乾坤大挪移”“北冥神功”“吸星大法”“孤独九剑”甚至“葵花宝典”，其灵感也无不源于道家典籍。 
金庸难能成为“虔诚的佛教徒”, 他是“杂家”，其思想与性情的底色则为道家，前期浸淫于儒学久，后期沉潜于佛学深，如此而已。 
金庸身上的道家特质出于天性，而非后天被动的接受，信从。我相信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主要得自先天生成，而非后天的环境影响。这一点在中国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及西方的“星座”/“血型”等“迷信思想”中均有所体现。近来更有“基因破译”的科学理论以为验证。 
金庸本人也将令狐冲称为“隐士”，并且是称为“天生的隐士”（《笑傲江湖•后记》）。 
《世说新语》记王衍之评山涛：“此人初不肯以谈自居，然不读老庄，时闻其咏，往往与其旨合。” 
苏轼自号‘东坡居士’，似乎也在以‘佛教徒’自居。然而诗人眼中的东坡却是与释家远，而与道家近；与佛陀疏，而与老庄亲。他自陈初读《庄子》的感受：“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 
山涛与苏轼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庄子学说，而是与庄周的精神契合，是睽隔千载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苏轼与金庸后天都受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与佛学影响，但他们“自由人”的本性无从更改，其主流与底色仍为道家。 
他们是道家思想的“同路人”而非“追随者”。 
苏轼更接近庄周而金庸更接近老子。

沈西城谈到：‘一个作家做到金庸的地步，可谓苦乐兼尝。他一方面享受成功带来的乐趣，另一方面又受着精神压力煎熬的苦处，正是茫茫然不知所措。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便是受尽这种心情的煎熬而踏上自毁之路的。 金庸比川端康成聪明得多，在事业上，他有《明报》，让他享受成功的果实，在精神上，他籍自潜修佛经和围棋来得到解决，所以他能超脱，不会有任何困扰’。 
从佛学中，金庸获得了心理平衡与精神寄托：“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见《探寻一个灿烂世纪》) 
第三， 金庸有非常惨淡的家国情怀。 
百年前的倭仁，徐桐犹能自慰：虽不及欧美富庶雄强，要论道德文章，中国终是天下第一。这种论调到了王国维/陈寅恪一辈就已经很难自欺了。再到金庸/高阳一代，答案久已彰明昭著地摆在那里：国势不强，这个民族的文化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甚或被认为毫无价值。 
高阳生平至感遗憾的是：没有学好英文，不能将己作亲手移译而使欧美人士亦得见识高阳小说写得如何之好。 
金庸/高阳的文学成就未必逊色于欧美名家，而文人著述总切望得到更大范围/更多人的欣赏，这都事属寻常。 
不寻常的是：当北海太守孔融被困于黄巾贼迫不得已向刘备求援时，至感荣宠的反而是被求助的一方：“孔北海亦知世间有刘备耶？”（《后汉书》），至于吾家玄德公久闻海内大名士孔融其人，则属题中应有之义，毫不稀奇。 
盖孔融，刘备二人在当时的位望，势力相差悬殊远不相侔也。 
没有一个欧美作家抱憾因不曾没有掌握中文而失去十三亿（！）可能的读者。以欧美之雄强，其文苑艺界诸名家亦必为举世所瞩目。其作品自由各东方民族最优秀的学人译者争相绍介。 
高阳此念此语，充分表露了处身于一个世界二/三流强国，中国文化及中国文化人的尴尬与困窘。 
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其缘由人言言殊，众说纷纭。陈寅恪认为：“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王国维无力承受这种痛苦，终于率尔自戕。 
金庸像他的海宁前辈王国维一样，身罹此痛。相较于此一痛苦，其他各种苦难颇减份量，如此消除此一痛苦，一切牺牲在所不计，在所不惜。 
只要金庸能使自己相信造成父亲死亡的那一势力同时有助于中国的复兴和传统文化的重光，他是能够相对平和地承受/处理此事的。金庸那份对神州故国及传统文化的强烈归属感和炽热恋情委实可敬可悯。 
金庸晚年言行可议处正多，但如傅国涌那样，将金庸的做法完全解释作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精确算计，未免有失公允。虽不能排除讨好当权者的用心，金庸所言所行多是受心中民族情绪控制，几乎有几分身不由己。 
只是金庸对国家强大的热望近于偏执，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近乎狂热，从佛教的本初教义而言总是“有所执”罢？ 
下面我尝试推想金庸这份家国情怀德来影去踪：金庸生于1924年，其时北伐军已如箭在弦，不数年便削平群雄，中国复归一统。1928-1937年，在全球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中国发展速度应属难得。无奈倭贼不欲坐见华胄的壮盛，悍然西侵，八年苦战，与美国协同作战，虽取得了百年来国际战争的第一次胜利，赤县神州却已是“残山剩水无态度”，国穷民困，“惨胜”而已。加以国民政府措置失宜，贪腐横行，民不聊生。少年查良镛面对国事蜩螗，国运不张，且身经丧乱，满目兴亡，谅必忧心如捣，有何快乐可言？ 
其后国共内战，中G开国，一时确有除旧布新，发愤为雄的气象。金庸感叹：“我国自唐汉以来，直到今日才有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其时心中正有无穷热望，并曾北上入京试图以自己的国际法知识为新朝效力，虽铩羽而归，也无怨悔。无奈其后除了创办《明报月刊》，在“破四旧”的喧哗与骚动中“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之外，金庸虽心忧故国，却完全无能为力。 
 皈依佛法，此正其时。 
 第四，金庸身上有太多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调和，心中太多无力解决的冲突仍待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