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学术是以心学为主干的，而心学在明代又是以陈白沙为先驱的。黄宗羲曾经说过：“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但是，由于陈白沙的思想颇有神秘色彩，不仅在明清两代研究不够，即使在现代也多被治史者忽视。其实，白沙是以诗人的资质投身学术的，他的论学著述本身并不多，研究他的学术思想必须结合品读他的诗作，透过其诗句方可窥视其心灵，进而探索其心学思路。
一
陈白沙，本名陈献章，广东新会白沙里人，世称白沙先生。在从吴与弼问学之前，他在诗坛已有一定的影响。白沙不事著述，却颇有诗才和诗兴。他的诗句出于性情，自然真挚，直指本体，实为诗化的哲思。陈白沙的诗作是流溢自心底的诗句，他的吟诗即是做人。他的心学和他的诗学是相通的。其弟子湛若水尝言：“白沙先生无著作也，著作之意寓于诗也。是故道德之精，必于诗焉发之。”我们从他的诗作、诗论中可以略窥其心迹。
白沙诗作大体分成三种类型：一是论学，借诗来阐发学理；二是证心，以诗句来吐露心迹；三是寄情，用诗作来表达情感。
关于论学的诗作，其哲理性强，其诗味却很弱。如《答张内翰廷祥书》一诗中写道：
古人弃糟粕，糟粕非真传。眇哉一勺水，积累成大川。亦有飞积累，源泉自涓涓。
至无有至动，至近至神焉。发用兹不穷，缄藏极源泉。吾能握其机，何必窥陈编？学患不用心，用心滋牵缠。本虚形乃实，立本贵自然。戒慎与恐惧，斯言未云偏。后儒不省事，差失毫厘间。寄语了心人，素琴本无弦。
诗中所言，大体敬畏戒惧之理，用心立本之意，表达了他以自然为宗的学术主张，也颇有继承绝学、发明新说之意。作为理论著述或许值得一读；但作为诗句便显得有些乏味，不值得称道。又如《天人之际》一诗，同样是以诗的形式论述哲理，貌似宋诗，有头巾之气。诗中写道：

天人一理通，感应良可畏。千载陨石书，春秋所以示。客星范帝座，他夜因何事？谁谓匹夫微，而能动天地。
这首诗中所阐述的道理，实在与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论没有多少区别，而其中的“陨石”“、客星”“帝座”、之类，又确有“天谴”、“地感”之意，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不过是用诗句讲出来的罢了。这类论学之诗本来就是牛拉马套，不伦不类，难以引人入胜，在白沙的笔下，同样无法让人喜爱。当然，在陈白沙的诗作中，这类诗并不是主体，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更多的属于有意象、有情趣、有韵味的诗作。
在现存的诗作中，其证心之诗颇有特色，值得一读。如《大流垂玉》一诗，颇有圣洁之境，玄秘奇巧，读来令人神往：
大流无此奇，偶值银河倾。顾回银河流，免与世浊并。一洗日月光，再洗天地清。何止天地清，万世无甲兵。
这是静中所得的无我之境，也是诗人所向往的清寂之所，其神秘，其玄远，其静谧，是现实生活中所不可见的，但却是诗人的内心追求。又如《梦作洗心诗》，颇有情韵：“一洗天地长，政教还先生。再洗日月光，长令照四方。洗之又日新，百世终堂堂。”
这里把日月、天地、四方、百世、先王、政教相提并论，表明白沙心学之道行百世，以心相传的观念很强。这首诗以特有的审美意象表情达意，反复吟唱，以诗证心，其美妙之境让人在一唱三叹中回味联想，表现了陈白沙诗中有思的特点。
有关寄情的诗作，在《陈献章集》中所占比例最大。诗人神追陶渊明，夜晤苏东坡，通过诗作表达自己旷达、洒落、伤时、感世的情怀。如《对菊》一诗，写的极为放达。
渊明无钱不沽酒，九日菊花空在手。我今酒熟花正开，可惜重阳不再来。今日花开
颜色好，昨日花开色枯槁。去年对酒人面红，今年对酒鬓成翁。人生百年会有终，好客莫放樽酹空。贫贱或可骄王公，胡乃束缚尘埃中，簪裾何者同牢笼。
这里的菊花、美酒是为陶渊明而存在的。有了陶翁这样的前朝知己，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呢？诗中所表达的是潇洒、旷达、淡泊、隐逸的魏晋情怀，是与菊为邻、与酒为伴、与鹤为伍的精神追求。虽然陶渊明早已离去，但是，陶翁的精神却在陈白沙的身上得到了发扬。又如《读东坡年谱》一诗，读书怀古，感事伤神，写的自然真挚，声情并茂，钦慕苏轼之情溢于言表。
坡翁春秋六十六，脚债一生偿不足；黄州去后惠州来，无何又向儋州宿。瘴雨蛮风
经几时，放归便就昆陵木。熙宁以下至元府，中间老稚围船哭。妇女仓皇吏卒欺，坡翁已就台官狱。平生几册箧中书，一一旁搜付

回禄。西望眉山不知处，俯仰乾坤何局促！假令坡翁活百年，长领词官称玉局。气节文章古所难，先知孰与愚公谷？丈夫当自慎出处，何尔呶呶蒙毁辱！
白沙一生钦佩苏轼的文章、才情、气节和涵养，认为其与唐代的韩、柳皆不可同日而语。诗中流露出的情感非常真挚，表达了一个后来者的钦慕之情，一个隐者的内心追求。将这些诗与《菊逸说》《素馨说》、等联系起来吟咏，更能体味其中的高洁、隐逸之气。
值得注意的是，陈白沙热衷于做诗，一生也做了不少好诗，而于诗论却并不多言。遍翻文集，有限的几段弥足珍贵。《次王半山韵诗跋》中写道：
做诗以雅健第一，忌俗与弱。予爱子美、后山等诗，盖喜其雅健也。若论道理，随人
深浅，但须笔下发得精神，可一唱三叹，闻者便自鼓舞，方是到也。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

《与汪提举》书信中写道：
大抵论诗当论性情，论性情先论风韵，无风韵则无诗矣。今之言诗者异于是，篇章
成即谓诗，风韵不知，甚可笑也。情性好，风韵自好，性情不真，亦难强说。
《认真子诗集序》中写道：“诗之工，诗之衰也。言，心之声也。形交乎物，动乎中，喜怒生焉，于是乎形之声，或疾或徐，或洪或微，或为云飞，或为川驰。声之不一，情之变也，率吾情盎然出之，无所不适。”
这些有关诗学的种种说法，大体上是说：诗需要有雅健之气，格调要清新雄健；诗的本体是尚性情，有了真性情才能有风韵；有了风韵，便有了真正的诗意，有了好诗；用诗作去阐述学理或者过于讲究诗作的文句修饰，都不利于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不能算是好诗。反复吟咏其诗，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真正成功的诗作体现了陈白沙对心灵本体的自我体验：质朴、玄远、静穆、俊朗；他的诗论则表达了其心学理论的审美精神：自然、真诚、淡泊、高古。
二
陈白沙作为明朝初年一位有影响的心学家，不仅诗做得好，而且在心学学术上也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的是，他的心学境界是自我体悟出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学贵自得”，通过自我体悟所得的本体之学，是其他的学术所不能比拟的。在从吴与弼求学无所得而归后，白沙“杜门不出者数年”，专意体悟，通过静养之功求得学术之见，“静中养出端倪”。陈献章认为，道是世界的本体，天地万物只是本体的表现。他指出：
道至大，天地亦至大，天地与若可相侔矣。然以天地而视道，则道为天地之本；以道
视天地，则天地者太仓之一粟，沧海之一勺耳，曾足与道侔哉！天地之大不得与道侔，故至大者道而已。（《陈献章集・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
就存在而言，道是天地万物的全体；从内涵上说，道又是一切存在的根据。道是一种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存在，它是一种本源意义上的存在，用传统的说法，道是体，其他一切都只是用，是道之本体的种种表现而已。如果陈白沙仅仅停留于这样的结论，那末这与先秦诸子的道论差别不大。问题在于，白沙又对道的规定提出了新的说法。他认为，道的规定就在于“诚”“诚”，是世界万物变化发展的必然性，是一种合规律、合目的的存在。《无后论》中的论述非常清楚。陈白沙写道：
夫天地之大，万物之富，何以为之也？一诚所为也。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
物，必有此诚。则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天地之大，此诚且可为，而君子存之，则何万世之不足开哉！作俑之人

，既惑而丧其诚矣。夫既无其诚而何以有后邪？
天地万物的形成、运动和变化，必然有其内在的根据。这个根据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个“诚”字。有天地万物之诚，亦有天地之本———道之诚。诚总是表现在人的心中的。“诚在人何所？具于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诚；而为天地者，此诚也。”（《陈献章集・无后论》）陈白沙把人之内心的道德意识与天地万物之理相等同，又把“诚”与“伪”相对应，认为“夫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所以开万世、丧邦家者不在多，诚伪之间而足耳。”（同上）不难看出，这里的“诚”不是别的，它与“伪”相对立，是人心之中的道德准则，是人之心灵对万物之理的体悟。所以，在陈白沙那里，天地之理虽然繁富，都可以存乎一心；万事万物虽然驳杂，也只是全在于我。“君子一心，万理完具，事物虽多，莫非在我，此身一到，精神具随。”

只要达到了对宇宙万物觉解的境界，天地万物与吾心便滚作一起，心物合一，天地者我之天地，万物者我之万物，此心便与道合一，无私无惧，充塞流行；尧舜的至德之业，曾点的沐足之娱，都化作了“浴沂舞雩”“鸢飞鱼跃”，；天地之道，为人之理，都在精神的愉悦之中实现了自我的呈现。这不是拘执索求所得的体味，也不是豁然贯通后的觉解，而是在对诗歌艺术的审美体验中方可达到的真正潇洒、浪漫而又真切的境界，是理智、意志、情感相融合的境界，是人生之真、善、美相统一的境界，是真正的智慧之境。皓首穷经的儒生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经邦济世的仕宦无法达到这种境界，离群索居的隐者也无法达到这样的境界，只有自信自乐的诗人才有可能进入这样的精神境界。还是海德格尔说得好：“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诗人不仅用诗作呈现真理，而且能用诗的意境建构精神的家园，使人们能在尘世的忙碌之中不会忘记自己的精神故乡，不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本体。陈献章走过了时时兢兢业业的儒生之旅，谢绝了日日临深履薄的仕宦之途，他返归乡里，“或浩歌长林，或孤啸绝岛，或弄艇投竿于溪涯海曲”，吟风弄月，每有佳句，便乘兴而归。陈白沙这种诗意地安居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与社会人生有距离而又不隔膜，浪迹于江湖之上，优游于日用之中，从而不仅能于“静中养出端倪”，获得自然洒落的体悟来，而且能行事从心所欲而不越矩，于日常生活之中成就自己的圣贤人格。然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心与道俱、鸢飞鱼跃的境界，陈白沙只是于诗作中加以吐露，并没有能真正用明白的文字道出，以致刘宗周、黄宗羲等虽深感其高妙精微，却又是“心可得而拟，口不可得而言”（刘宗周语），无法把握其精髓。在今天看来，陈白沙这种情感与价值的统一论，实际上是一种关于生命意义的本体论，自有其特殊的意味，却难以用语言诉说。

菊花正开时，严霜满中野。从来少人知，谁是陶潜者。碧玉岁将穷，端居酒堪把。南山对面时，不取亦不舍。（《寒菊》）
风雨坐前楹，关关双鸟鸣。正当落花处，更作送春声。大化归无极，斯人乐久生。不知川上水，东逝几时停！（《雨坐》）
这些诗句质朴无华，情感含而不露，心静若水，人淡如菊，自然，舒展，自由，深邃，生命的情怀。是如此天真、浪漫、旷达、淡泊，诗的意境可以品味，人的境界可以意会，似陶渊明，又似周敦颐，一草一木，无不生机勃勃；一沙一石，无不含情默默，富有生命的意趣。其三，白沙治学由静而入，而以洒落为指归。他这里强调的静是虚静澄明之静，而不是寂静无为之静。按照陈白沙的说法，就是养成“无所累”之心。他说：“人心上容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则有碍。且如功业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业上，此心便不广大，便是有累之心，廓然若无，感而反应，不感则不应。又不特圣贤如此，人心本来体段皆一段，只要养之以静，理自大开。（《明儒学案・与谢元吉》）”。静心是为学为人的起始，达到人生的至高境界才是目的。目的不是别的，只是要养成无累无碍的虚静澄明之心，这才是成圣成贤的关键所在。所以，白沙一再强调要“鸢飞鱼跃”，其终极的目标便是达到“操存洒落”。进入“操存洒落”的澄明之境，并不是行为无所顾忌，而是行事自然流转，从心所欲而不越矩；本于自然之道，悟得生命精神的义理；此心长存空灵，与天地之理合二为一。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气象而无做作，忘我无私而与道为一。这是经过陈白沙长达!"余年的体悟修行，含咏把玩，方才达到的澄明之境。

其四，白沙心学言诗理而疏伦理，重自觉而轻规范。虽然陈白沙也说过要讲究名节气象，反对“弃礼从俗”，但是，作为一位诗人，他是以艺术家的眼界去打量生活的，他更加讲究的是自然之乐、人生之乐，提倡的是“天地与顺，日月与明”，追求的是“自家真乐如天地，傍柳随花也属疑”。因而陈白沙的学术重点在于觉解宇宙与人生，不在于克服人欲，皈依天理。这是强调自我受用的精神哲学。它不仅与朱子之学大相径庭，而且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也颇异其趣。在今天的西方社会，流行种种生命哲学和心灵哲学，用于医治现代人的精神疾病，这些关于人生的哲学与白沙心学有某种相类似之处。事实上，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物质的财富虽然有了极大的增长，解救人性与觉解人心的任务，至今仍颇为繁重。
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人性的自觉固然十分重要，社会的规范同样不可或缺，在人的欲望急剧膨胀的现时代，离开了合理的社会规范，人心的衰败和人性的堕落几乎是必然的。而且，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心去觉解天地、成圣成贤者寥寥无几；相反，享受人生、及时行乐，几乎已经成为公众的共同追求。由是观之，作为后学者，我们感到，白沙之学过于强调做人的洒落，很少讲究处世的合乎规范性，这固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也对明代的思想解放和学术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以我们今天所处时代的特有世风而论，不去重视建立和遵守合理的社会规范，实与匡正时弊无大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