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第十一节第三部分]
　　中国历史上的大混乱，也和西方历史上的“革命”不同。西方历史上的革命，多数是一种新力量和旧力量之间的冲突。革命成功，那么新力量登台，社会也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历史上的混乱，则像是江河决堤、洪水泛滥。泛滥越是广泛，力量就越是薄弱，基本上是有破坏、无长进。必然要等到重新回到旧有河道上去，水流方才能再次拥有向前奔腾的力量。
　　中国社会，从秦朝以后，大体就在向着“力”的缓解消散的道路上演变前进。到了近代，社会各方平缓的流动前进，流量一天天增大，而流速一天天减慢。用研究西方历史的眼光来衡量，就往往觉得我民族发展如此的迟缓无力。然而我民族国家精神力量之所系，本来就不在一种力量的向外冲击，而在于一种情感的内在融合。原本西方自有其列国竞争生存的局面，东方常抱其天下一统的理想。自从东、西两方相互接触，他们因竞争生存而对力量的专注，正可以继续发挥更多的效益；而我们因融合而对情感的执着，则不得不卷起并藏起来，然后追随在他们和我的角力争胜的场合，这就是东方不得不逊色于西方的原因。
　　并且我们国家社会内部一统情感的融合，在那个时候，又恰恰是麻痹、堕落、倒退的时候，从清朝中期乾隆、嘉庆时期以来，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大乱迭起，洪流四处泛滥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国社会本来就苦于没有力量，又紧跟着用来追随西方角力争胜，既然不足以对付外敌，那么就掉转锋芒来对准内部。终于“情”的融和，就此麻木；“力”的长成，遥遥无期。不断决堤放坝，使水流不断泛滥，洪水遍布中国，而国人仍然有做着凭借某力推翻某力的好梦的。这就又是不明白国史真相，所应吞食的一个最值得痛心的例子啊！
[引论第十一节完，第十二节待续]

[引论第十二节第四部分]
　　于是士大夫们害怕“焚诗书坑术士”般的酷刑，好一点的就做些“训诂”、“考据”的勾当，自藏于故纸堆中以避祸；差点的就做些“八股”、“小楷”的文章，只想着自家的利益和官禄。于是政府和民间所赖以沟通、连贯的桥梁就腐化、断裂了，所赖以流转、交替的血脉就枯竭、灭绝了。中国幸而免于混乱的原因，也只不过是在于满清几个还过得去的酋长猜忌防范压抑、引诱胁迫愚弄国民的力量罢了。
　　这个稍微读一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历史的概略，就可以知道了。那是在让世运益发败坏在蒙昧昏暗、冷漠无情之中，而聊以博取一时的安宁。那是断送我民族永久的元气，而换取他们眼前的荣华。等到满族统治的力量衰弱下去，中国政治、社会的百般病象，就全部暴露出来了。
　　高谈阔论者总说自从嘉庆、道光以来，东西方势力互相接触，东方才相形见绌，这也是看起来像那么回事儿而实际上不尽不实的说法。即使像嘉庆、道光那样发展下去，长期闭关自守，海路的限制不打破，满族部落的治权，仍然必会覆灭，中国仍然必会大乱。病因已经早就深深存在于其自身内部了，外部的恶劣影响再乘机发挥作用，其病象自然就更加显现而交叠出现了。又遇到庸医用猛药，还变来变去，茫昧下药，以各自企图达到一种目的，那么他的病症，怎么会不一天天加重呢？
[第十二节完，引论第十三节待续]

[引论第十四节第二部分]
　　靠着几千年民族、国家悠久伟大的凭借，到了今天才开始说建国，还必须要以抗战的名义来说建国，又是什么原因呢？全是因为今天我们国人不争气、没出息，文化堕落了的缘故。而哪怕是今天我们国人不争气、没出息，文化堕落了，也仍然可以说抗战，仍然可以说建国，则是因为我先民文化传统还没有全部消失灭绝的缘故。
　　一个民族文化的传统，都是由其民族自身经过数世、数十世、数百世一脉相传的血液所浇灌、精肉所培育，然后才开始能够盛开此民族文化之花，凝结此民族文化之果，从外部巧取豪夺偷窃而得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自古就可以没有亡国灭种之祸，则侥幸存在的民族、苟且偷生的国家，将充斥于天地之间。
　　我们的国人不承认自己不争气、没出息，不承认自己堕落，却声称是我们的先民文化所遗留，本来就不足以在当今世界上竞争生存。这是既怀疑我们的先民长久以来就在侥幸而苟且偷生，又把我们当前抗战建国的所作所为，也看成是不异于仍然是效法我们的先民在继续侥幸而苟且偷生。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民族国家的前途，仍然将在我先民文化所遗留馈赠的自身内部获得生机。
　　我所说必须要对于我先民国史略有所知，也就是说的这个。我这话实在可以悬挂在国门之上，仍然要经过百世的等待之后方能让人清楚明白而不惑呀！
[第十四节完，引论第十五节待续]

[继续引论部分]
十五
　　虽说如此，我的这本书，也不足以担此重任。
　　当年宋朝的司马光，凭借名扬天下的杰出才干，处于神宗、王安石锐意变法的时期，偏偏忧惧以为不当，退而专著史学，获得了刘攽、刘恕、范祖禹等饱学贤良之士的从旁协助，又有政府的资助，安居于洛阳，还专门设立部门来做相关的事情，先后花了二十年时间方才成书，以为可以“资治”，所以取名《资治通鉴》。这套书泽及后世，至今不能废。稍微知晓或从事于国史的人，都会从中汲取营养。从孔子、太史公以来，以通史建立大业，首推司马氏，何等伟大啊！
　　今天距离司马光又已千年，史料的累积，又十倍、百倍于司马光之时，而世界时局的纷纭复杂，更不是司马光当时所能相提并论。再加上人们不喜欢学问，士人也正蔑视古人，争相谈论“革新”，认为可以不用浪废时间去做鉴往知古的事情；而研究历史的人也专注于割裂穿凿，以逃避世人的耻笑。我不自量力，因避战祸来到云南南部，为偷生而无补于国难深感惭愧，所以独自奋起写作私下臆想之辞，偷得教书讲课的余暇，关起门来独居一室，妄自落笔，历时一年，成此区区五十万字。虽不珍贵，却燕石自重、敝帚自珍，妄自珍惜，怕不日即遗散丢失，保管收藏难以周全，早上一脱稿，晚上就拿去出版。希望在我先民以往五千年惨淡经营的史迹之中，能对应有那万分之一二恰当之处。再看人家司马光的郑重其事，古今人物度量相迥异，还不够羞愧死我么！
　　我也担心当世那些鄙斥国史及专事割裂穿凿之业的人，必将纠着我这本书的瑕疵，以苛刻指责、严厉申斥，那么我这书反倒将用来弘扬讥讽国史、鄙薄通业之奇谈，而我也成国史前途的罪人。我想了又想，断断没有一国之人相率鄙弃其本国历史，而其国家民族还可以长存于天地之间的。也没有专注于割裂穿凿，而说从此可以得我先民国史之大体的。至于今日，国运正自新生，上天助我华夏，国史必有重见光明的一天，以作为我们民族国家复兴前途命运之寄托。则必然会有司马光这样的人出现，又必然会有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君子相帮衬，又必然会有贤有力者奖掖其成。那么我这本书虽然一无是处，也终必有可怜我的主观动机、哀叹我的遭遇的人，知人论世，而宽恕我力所不逮、嘉许我用心良苦。必须要有人开风气之先，如果我这书能够成为将来新国史的马前一卒，又是何等的荣耀啊！因此不怕别人讥刺耻笑而最终发布，并申述其写作大意在此。
　　　　　　　　　　　　　　　　　　民国二十八年一月钱穆属稿于宜良西山之岩泉下寺
　　　　　　　　（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一九三九年，正是抗战之艰难时期——译者注）
[引论结束]

【书成自记】
　　民国二十二年秋季，我开始在国立北京大学担任“中国通史”讲师。这个课程每周四小时，一年完成。自以为讲授通史，难的还不是详尽完备，而是简明扼要。如果要追求详尽完备，那么《二十五史》《十通》等等汗牛充栋的著作都摆在那里，学者朝夕从事于其中，实在是详尽完备之极，但是却不是一周四小时、一年的时间就能搞定的事情。想要简明扼要，在繁重的国史之中，就必须有所取舍。又必须先有一个系统的观点，作为取舍的标准。必须先确立一个“身体”，才能按其有所选取和裁剪。所裁剪的宽窄长短，一律要视其与“身体”相符合相匹配的程度来进行量度。但这个事情谈何容易？这本来是古人所谓专门的名家所终生从事的事业。但如果不这样做，而是左右采获、东拼西凑的话，却可以无穷无尽。如果是在这些东拼西凑来的东西之中，进行调和与斟酌，使得其分量篇幅大略上差不多，这又仅仅像是在写一种狭义的类书，而不是治史的事业。所以基本上我对这门课程，以两小时为一讲，以一讲完成一个课题，一年一共四十几讲，共完成四十几个课题。我希望在这四十几个课题中，叙述我先民国史的大体情况，能够简约明了而完备，所以每讲的标题，又特别尽心的在拟定。
　　过了一年（民国二十二年秋到二十三年夏），学生们苦于仅仅是听闻和接受，都向我索要讲义。我说：通史是个大事，真不敢轻率地去做。没办法，姑且大概按照我所讲的来写个纲要，聊备学生们做笔记的一个助力，倒也可以。从此每一讲，都会变一个《纲要》，仅仅有个条理，把那些虚浮的言辞尽数删去，以便于取个总览概要。但是又怕学生们看这个看久了，做事老喜欢简略和概括，还以为研究历史可以不学无术。就又另外选取一些参考材料来作为补充。凡是和我所讲《纲要》有联系的，都采摘前史陈文或者昔人的考订论著作为参考，以便学生们自行验证。《纲要》编到东汉，自己都以为太简略了，就没有继续。并且说讲堂大义，学生们自己可以记笔记，就只发参考材料。
[未完待续]

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中国史之开始虞夏时代）
　　上古史是全部历史的起点，必须有一个明了的认知和理解，但是人类的历史总能上推追溯到一个无人可说的境地，所以上古史的探索，最终不免只成为一种比较理想的猜测和想象。
一 近代对上古史之探索
　　近代对于上古史的探索，可以从两条途径来述说：一、史前遗物的发掘。二、传说神话的审定。
　　史前遗物的发掘，又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来讲述：
一、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这类事件开始于民国九年（即公元一九二零年——译者注），在甘肃庆阳第一次发现。然后陆陆续续发现了很多。
（一）早期旧石器时代
　　民国十八年在河北房山周口店发现古代猿人的完整头骨，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北京人”。其年代距今五十万年，中华民族应该是其直系后裔。那时候的“北京人”已经知道用火，应该早于欧洲人用火三十万年以上。其他遗物，周口店的发现也十分丰富。
　　然后在陕西蓝田陈家窝，发现“蓝田人”，和“北京人”时期相同。
　　又有陕西芮城匼河与西侯度村等十三处。其中芮城两个遗址时代更早。
　　后来又在广东曲江马坝村发现“马坝人”，时代稍稍晚于“北京人”和“蓝田人”。
　　说明在远古时代，我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已经遍布今天中国的大江南北了。
（二）中期旧石器时代
　　在北方发现的，多在山西、陕西、甘肃高原一带。从汾水流域开始，北至河套地区，南到横山山脉。甘肃庆阳发现的遗址，也属于这个时期。
　　南方则有湖北长阳出土的“长阳人”。
（三）晚期旧石器时代
　　这个时期距今大约不过一万年。遗址的发现，则遍布于大江南北。只有黄河、长江下游各个地方，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的遗址。I

二、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
（一）黄河中下游
　　第一个大的发现是民国十年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称为“彩陶文化”。其分布地区，以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以及渭水中下游为中心，西到渭水上游，东至河南中部，南抵汉水中上游，北达河套地区。遗址发现，多在河流两岸的平地，分布极为稠密，已经发现的就有一千处以上。其中像西安半坡的最早遗址，根据测定，距今可达六千年。陕县庙底沟早期遗址，距今也超过五千年。那时候先民已经知道进行原始的锄耕农业，并还进行一些渔业。
　　第二是龙山“黑灰陶文化”。分布地区比“仰韶文化”更广。西起陕西，东至海滨，东北至辽东半岛，东南至江苏，发现遗址三百余处。这一期的文化，是从“仰韶文化”发展进步而来。又可以分为较早的“形成期”和较晚的“典型期”两个时期。像河南陕县庙底沟，就在“仰韶文化”的上层。安阳后冈则在殷墟的下层。这都是“龙山文化”较早的形成期。像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以及日照西城镇等地方发现的遗址，就是“龙山文化”比较后来一些的典型期。这个时期的文化，锄耕农业已经很进步了。陶器开始采用轮制工艺，并以精造黑色光薄的蛋壳陶为特色。而且已经有了城堡建筑，还用牛、羊、猪等动物的肩胛骨来占卜。
（二）长江中下游
　　有湖北京山县屈家岭的发现。其分布范围，是以长江以及武当山、桐柏山、大别山所环绕的江汉地区。其时期晚于“仰韶”，而早于“龙山”。其中像淅川遗址，根据测定距今可达四千年到五千年。这一地区的文化，已经普遍种植水稻。狩猎、纺织都已相当发达，有丰富多彩的绘画艺术。
（三）其他
　　像黄河上游，四川、云南这些西南地区，东南沿海，塞北草原以及东北地区，西北高原，青藏高原各处，都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
　　通过这些发现，使得国人的古史观念，渐渐摆脱了“三皇五帝”的旧传说，转移到有物可考的新研究上来，这不可不说是近六十年来我们国人故事知识上的一大进步。
　　国人这六十年来的发掘考古工作，因为材料陆续发现，就使得因之而起的推论也随之陆续改变。比如“仰韶”、“龙山”两期文化，以前认为他们各自独立发展，现在已经被学界一致否定。至于西方学者早有中国民族与中国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臆测。
　　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制的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然认为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是今天已经无人相信了。根据最近考古学家普遍的意见，综合旧石器、新石器两个时代遗址的发现，大体认为中国文化最早开始，应该在山西、陕西一带的黄土高原。东至太行山脉，南至秦岭山脉，东南至河南西北山地，西北至河套地区。从此逐步向东南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应该是转以渭水盆地以及黄河大平原为中心。由“仰韶”彩陶文化向东发展，形成“龙山”文化；向西传播，就到了黄河上游并抵达西北高原。
　　在这六十年的发现中，还没有看到西北地区有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那么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自破了。

　三、殷墟的发现
　　早在清朝末年，已经有人在河南安阳发掘出殷商时代所用的龟甲占卜文字，从而发现那个地方是古代的殷墟。这一遗址的年代，已经远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后。在这个遗址得到的器物，已经远远后于石器时代，而代表了很进步的青铜时代。其中有一部分遗物，可以证明就是直接沿袭“龙山文化”而来，比如占卜用的兽骨、比如黑陶都是。在殷墟的后冈，上层有白陶，现在称之为“小屯文化”。中层黑陶，就代表“龙山文化”。下层彩陶，则代表“仰韶文化”。说明那个地方不断发展着“陶”的文化。
　　目前关于考古发掘的成果，大略值得一说的就这些。
　　传说神话的审定，近代以来人们研究的就更多了（比如顾颉刚等编集的《古史辨》）。
　　但是中国的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中国的古史早已历经古人的不断努力，有了一番卓越严谨而合理的编订。
　　最重要的莫过于孔子编著《春秋》，与司马迁撰写《史记》。“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孔子不讨论关于“怪”“力”“乱”“神”的这些东西；《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就是说《春秋》这部书文字根据史实，事迹多是记述齐桓公、晋文公这些“五霸”的情况，已经是一部极其严谨的编年史，历史观念到此已经绝对超出“神话”的范围而独立了。司马迁写《史记》，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意思是说他所学以及根据的材料已经极其多了，都还要进一步根据《六经》来进行考据，其实是自负用《史记》来继承《春秋》之后。“五帝”从黄帝开始，“三皇”传说早就没有列入了。而且《史记》所记载的“五帝”帝系，后人也有很多的考据和分辨（比如三国时期的秦宓、北宋时期的欧阳修等人）。所以“三皇”“五帝”的旧传说，在中国历来的史学界，本来就没有严格信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