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阕殆，慎行其余，则寡悔，禄在其中矣。”
【译文】子张向孔子讨教求官职得俸禄的方法。孔子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自信之处，谨慎说出来，就能减少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自信之处，谨慎施行，就能减少懊悔。言语错误少，行动懊悔少，官职俸禄的道理就在这里。”
【议文】孔子为子张讲解求仕的道理，强调了“搁置疑殆”的做法，是一种谨慎的态度，然而他同时有要求“慎言”、“慎行”其余，可见搁置不确定的事务是有度的，这个度是要结合人的知识阅历，“学而优则仕”，有所擅长是自信之本，也是做事的依据，倘若学无所长，最后全部问题都在所疑所殆范围之内，又怎么去胜任职责呢？

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译文】鲁哀公问：“要怎么做才能使百姓服从呢？”孔子说：“举拔正直的人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了；举拔邪曲的人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会服从了。”
【议文】什么是正直，什么是邪恶呢？从今天来看，似乎没有绝对的好人与绝对的坏人。一念为善，一念为恶。不过从犯罪心理学来说，有些人做出他人惊骇惧怕的恶行，是无关乎道德与法律的，他只是要作恶。然而这样的人总是少数，那么大多数人服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得承认有道德精神的感化，也有逃避刑罚的本能。可是当人的基本利益受到压制，从而对道德或法律产生厌烦甚至攻击它们，这就不是单单讨论正直与邪恶能讲清楚问题了。我们观看历史，天下甫定的时候总是民风淳朴的，到了社会动荡的时候，奸恶的人就多了起来，人的生存环境不同，人对制度的接受程度也就不一样。孔子这段话，仅仅是强调道德典型对大众服从制度的感化作用，其作用虽然不能忽视，却也要根据世道来看，不能夸大。

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译文】季康子问：“怎么做才能让人民严肃认真，尽心竭力并且互相勉励呢？”孔子说：“你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对待政令也就严肃认真；你使他们都能够孝顺父母，慈爱子女，他们也就对你尽心竭力；你任用有品行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他们就会互相劝勉。”
【议文】临民以庄，就是要认真对待民众的事情，倘若政令就是个噱头与幌子，毫无践行的可能，就不能惠民，从而民也不会认真对待政令，久而久之，当政者便会丧失公信力。然而这也和整体社会变迁有关，仍用王莽的例子，王莽时的政令为何被民众诟病，甚至很多人抨击他伪善呢？那是当时政令虽然是惠民，在各利益团体的阻力下却根本无法实现，民众得了空头支票而拿不到实惠，自然会攻击他虚伪了。这是一个临民以庄却民不敬的反例，也是时局造成，不能不引人深思。“孝慈”也有解作“上位者孝慈，下位者感而忠”的，在我看来，取译文中的解读较好。孝慈表面看虽属道德范畴，却也涉及养父母、教子女等实际的问题。就孔子时代来说，如果养父母、教子女都无法做到，人们忙家事都苦不堪言，还怎么对施政者的政令尽心竭力呢？至于当政者任用有品行的人，教育能力差的人，民众便会互相勉励这句。钱穆先生做如此解，即任用有品行者来自民众，教育能力差的人齐之。这样褒奖有德行的人，却不放弃不能的人，民众自然会相互勉励，对当政者尽心竭力。这便又是道德感化的功效，前面提到它也很受社会变迁限制，要有适宜的条件才是成立的。

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译文】有人对孔子说：“你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孔子说：“《尚书》说：‘孝啊，只有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种风气影响到政治上去。’这也就是参加政治了，为什么非得去做官才算参与政治呢？”
【议文】孔子的德治思想认为，从修养自身到妥善协调家庭关系，做到这些便能够对社会秩序起到维系作用，即使不去做官，也算是参与了政治。所谓修齐治平，就是这个思维。我曾与某狂生项先生讨教儒学，他说现代新儒家普遍承认儒学仅能用来修身，的确如此，我也深知道德对于秩序的维护作用其实严重依赖于社会系统提供的条件。而我一直持一观点，即孔子所生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宣扬礼乐，要“克己复礼”，其志向也并非仅是内在，而是深深思考过如何解决当时社会混乱的问题的。后来的儒者，又有哪个不是就着当时的世道去著书立说的呢？当我说此观点，他便提及这与“儒宪”的不学之徒颇有些类似，我知道学问浅陋，莞尔之间觉得这样说我自然也是合宜。不过又谈《大学》，问及项先生，我谈如果仅为修身，那《大学》便只剩了一半。他笑笑说：“修身就是齐家，就是治国平天下。”他说的大概与孔子说这段话时的心境合一了。

23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译文】子张问：“十世以后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商朝因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所增加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因袭了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所增加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如有继承周朝的，就是百世之后，也是可以预测的。”
【议文】后世借鉴前世的制度，会根据时局对其作出一定的修改。东方借鉴西方的制度，也是如此。夏朝存在与否以及制度如何？学界争议太大。但我们知道商人是十分迷信鬼神的，制度往往以鬼神名义指定。周沿用商的制度，不再像商人那样迷信鬼神，却发展出礼乐制度，用以巩固等级制度并教化伦理。汉承秦制，然而用刀笔之吏的同时，做到了秦未做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武帝的时候，社会贫富分化，社会开始动荡，又用儒学来整顿。清承明制，沿用了明的整套制度，却也参考了时局做出许多修改。譬如时人批评江南士大夫奢华靡费，说礼在民间，于是清初就倡导质朴。又如明中后期讲学风气盛行，王学也是在书院中兴盛起来，而明末清初，时人攻击王学空谈心性，祸国殃民，再加上清朝廷担心读书人聚众反清，严厉禁止书院讲学。这都是因袭与损益。然而孔子所说“因”应当不包括“变法”，诸如秦用商鞅，就是以军功和土地为刺激，以严刑峻法为保证，冲击旧贵族垄断社会资源的做法，它与礼法的伦理制度相去甚远。孔子虽说“可知”，应是不知其变。

24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译文】孔子说：“不该祭祀的鬼去祭祀它，是献媚的举动。眼见该做的事情而不去做，这是没有勇气。”
【议文】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这样解释：“祭有当祭不当祭。崇德报恩，皆所当祭。求福惧祸，皆所不当祭。祭非其鬼，乃指所不当祭，此则必有谄媚之心。谄媚则非人道。”他认为求福或者求避祸，是不当祭，是谄。现在我们周围很多人胡乱烧香拜佛，信上帝信真主，他们并非了解那宗教的精神，只是有所求而已，这称不上是信仰，只能说是谄了。“义”是人心中认为该做的事情，该做而不去做，那就是缺乏勇气了。然而什么又是该与不该呢？人能力有差别，该与不该有时反应到行动上，是能与不能。如果不能还要逞能，那就不是见义勇为，而是鲁莽了。就如同我一个朋友，整日在网络里喊打喊杀，呼吁公正，仿佛他是个激进的社会改革领袖，他所喊叫的，看起来似乎是他以为该做的。那日见到一个小偷抢了别人的挎包，他顾虑再三，终究因为脚软而没有行动，看着那小偷得逞了。鄙夷他一番后，我却想，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道义上来说，他自然是以为该的，可是能力实在有限，这也强求不得。如果想当然认为该却不能做成，那追小偷事小救人不成反自溺就事大了，这也是当前社会普遍反思的一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