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人类行为学的经济学完全失去了关于社会效用的发言权了吗？决非如此。如果以帕累托的方式定义一个“递增的社会效用”，其中一个或多个人的效用增加而没有人遭受损失，那么，人类行为学倒是为这个概念找到了一个明确但有限的任务。不过，它是这样一个任务，其中社会效用仍旧不可度量和不可比。简单说，人类行为学坚持，当一个人采取行动时，他的效用或至少他预期的效用增加。他预期从行动中获得心理上的利益，不然他就不会采取行动。例如，在一次自愿的自由市场交换中，我花十五美分从卖报纸的人那里买一份报纸，我用我的行动证明，至少在事前，我认为一份报纸胜过十五美分，而卖报纸的人用他的行动证明相反的偏好顺序。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的状况都因交换而得到改善，卖报纸的人和我的效用事实上都增加了，而且与他人丝毫无关。在其他地方，我把人类行为学的这个概念称为“演示的偏好（demonstrated preference），”其中行动证明偏好。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各种形式的心理分析，试图远离行动去度量他人的价值刻度。此外，还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行为学派（behaviorism），它假定这样的价值或偏好并不存在。[9]我已经批判过的补偿原则依靠一个不合理的心理分析概念，即一个科学经济学家观测者能够完全知道另一个人的价值刻度，惟独不知道通过买或卖报纸之类的行动证明的价值刻度。因为补偿原则必然背离演示的偏好，它无法被科学经济学家使用。这里，顺便指出，“演示的偏好”十分不同于萨缪尔森的著名“揭示的偏好”。这是因为，萨缪尔森以不合理的心理分析方式假定了一个潜在的偏好刻度存在，它形成一个人的行动基础，并且在他的行动过程中保持不变。然而，对于科学经济学家来说，做出这样的假定是没有保证的。我们只能说，在一个特定时刻，一个行动揭示了一个人在那个时刻的部分偏好。无法保证这样的偏好排序不随时间变化。[10]
由于人类行为学表明，按照演示的偏好，卖报纸的人和我的效用都因交换而增加，而且没有事情明显地发生在他人身上，我们能够作为人类行为学的经济学家科学地得出结论，社会效用因报纸的买卖增加了，因为我们已经按照帕累托的方式定义了社会效用。当然，第三者可能对这一交换咬牙切齿。例如，有人嫉妒这一交换使卖报纸的人和我受益，从而遭受心理上的损失。如果我们在通常的心理分析意义上使用“社会效用”的帕累托定义，关于社会效用，我们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概念限制在演示的偏好的严格科学意义范围之内，那么，我们就能够说，社会效用因交换而增加。此外，我们可以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解释理解有嫉妒心的邻居的心理，知道他们的确遭受了效用损失。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要研究的恰恰是，经济学家能够就社会效用说些什么，或者他能够就公共政策说些什么，而且由于他们必须把自己限于演示的偏好，他们必须肯定社会效用已经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