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和姜子牙同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钓者”，而姜子牙在民间的名气似乎更“响”些，因为他后来终于成了“神”，严子陵却只是一个“人”。老百姓可以利用写着“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红纸条来威胁魍魉鬼魅，严子陵没有这个功能。姜子牙素有从政之心，且是个大器晚成者，八十多岁了还在渭水边上用没有钩子的钓竿钓“鱼”，后来周文王这条大鱼终于“游”了过来，“钓者”和“鱼”相见恨晚，后来彼此都就成了一番大事业。严子陵不像姜子牙，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位真正的隐者，所以他在读书人心目中的形象要比姜子牙高大得多。 
　　浙江桐庐县城东南15公里处的富春江边有个“天下第一观”，这便是“严子陵钓台”。在游览了风光秀丽的富春江“小三峡”后舍舟登岸，迎面屹立着一座古色古香的牌坊，牌坊上“严子陵钓台”五个飘逸潇洒的大字是赵朴初先生的手迹，背面“山高水长”四个大字是沙孟海先生的墨宝，两人都是当代书坛泰斗。相传严子陵不愿同即位后当上了光武皇帝的老同学刘秀见面，便在此地隐居钓鱼为生。不过说来奇怪，那钓台居然是在离富春江江面70余米高的悬崖之上，不知严子陵是如何钓的鱼？郭沫若先生觉得这情况非常之匪夷所思，事实上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不得不“实话实说”：大凡名胜古迹中对于自然或人文景观的历史记载无非都“半是存真半是猜”。当地的一位导游小姐告诉游客：严子陵其实不是在钓鱼，是在钓“名”，所以钓台再高一点也无所谓。我曾在别的资料上读到过一位赴京赶考的秀才在此地的题诗：“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这明显是在讽刺严子陵前辈了。 
　　那么严子陵真的是在离江面70多米高的“钓台”上成天正襟危坐作秀给皇帝和百姓们看吗？倒也未必。据《后汉书．严光传》记载，刘秀当了皇帝后派人拿着画像到处寻找老同学严光（子陵），“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使者拿画像同真人一对照，果然就是严子陵，但他死活不从，往返三次这才把他接了去。刘秀对严子陵真是同学情深，拉他同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严子陵故意把脚搁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还不敢动，害得夜观天象的官员见“客星犯御座甚急”，虚惊了一场，不知道严子陵是不是特会做作。请注意：《后汉书》说他“钓泽中”，可没说他孤零零的蹲在山上。梁顾野王在他的《舆地志》中也记载：“桐庐县南有严子陵钓渔处，今山边有石，上平，可坐十人，临水，名为严陵钓坛也”。再请注意：钓台是在山边临水处，显然严子陵并没有将“秀”作到山上去。 
　　后来严子陵终于没在老同学光武帝刘秀那里做官（刘秀封他为谏议大夫），他又回来了，“乃耕于富阳山”。建武十七年时刘秀再去请他，他还是不去，八十岁时死在了故乡。如此看来，当初他是不是以隐居之名真的蹲在江边“钓”名利，确是可以议论一番的。或许，他也想像姜子牙那样做一个“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的宰相之类的大官不成？对不起失敬了，严先生，我这可是“姑妄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