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末五代开始，羁糜制度在土家族地区普遍实行。到了宋代，羁糜制度发展到了比较典型的地步。“宋参唐制，推其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土丁，刺史皆世袭。”“以土治土卿羁糜”羁糜州普遍增多，仅溪州彭氏就辖有二十州。北宋时设有安抚使司，初以文官兼领，督视军旅，事毕则撤，后始为土官，专制一方。到了元代，除安抚使司外，又有宣慰宣抚长官司之设，羁康制度发展成了土司制度。

历代王朝给土官赐给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印信。这是土官进行统治的合法根据，又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因此， 土官要求得到王朝赐给的官印，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官印俱直纽九叠，篆文，皆铜质。
封建王朝在各宣慰司宣抚司设经历、儒学、教授、训导等职官，一般为流官担任，文武相杂，土流间用，以便直接控制土司。在土家族地区的边缘地带土汉杂居的地区，中央王朝还设置卫所，驻守重兵，弹压土司，加强军事防御，设有施州、永定、九溪等 卫，大田、麻寮、添平、安福等所，加强对土家族人民的统治。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是领主奴役和剥削农奴的基础。土官是辖区内最大的封建领主，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田土山林都归土官所有，农奴不得轻取一草一木。土司占有大量的乎坦肥沃的土地，称为“官田”或“官地”，如永顺土司的“官庄田”就有十 处，达四百多亩。还有官山、鱼塘、茶园等石土司把土地按等级 差别分赐给各级官吏，让舍把(土司自置于土知州之下的官吏，相当于村长或寨头)头人分占。广大农奴只有“零星椅角之地”， 只能在“峰尖岭畔准其垦种”，平原处“不许开垦，一司之法， 所以守险而戒敌也”。农奴仅有的一块不毛之地，称为“份地”，不得典卖、转让。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司可以随意占为己有。农奴得到份地后，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得随便迁徙。农奴除在自己的份地上耕种外，还要为土司的舍把服劳役。土司的山和田，“役佃户种之。佃户者，皆其所买，不如奴仆”。土司不仅剥削土家族人民，而且还招收汉苗农民为佃农，龙山的苗民，施南的汉民，就是土司招佃安插的。土司强令他们交租纳税，“田土收其裸，以完粮赋”。总之，土官与土民的关系完全是人身依附关系。土官允许农奴在份地上耕种不是为了保证农奴的生活资料，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劳动人手。

封建地租是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剥削制度。劳役地租是领主剥削农奴的主要形式。劳役地租分兵役和劳役两种。劳役制度的体现实际上是兵农合一的旗甲制度。土民用则为兵，“有事修矛以战”，“无事荷来而耕”。土官可任意征调土民为兵，三年两征发，人数少则几千，多则数万，成为广大农奴的沉重负担。除兵役外，土民所服劳役也十分沉重。土官自己不事劳动，强迫农奴无偿为他们耕种。“土司土知州诸职，皆有山及田，役 佃户种之”。劳动产品全为土官所有，农奴没有任何报酬。不仅如此，土官衙署还有相当数量的执事农奴(家奴)，如永顺土司衙署就有守卫衙署的“戎”旗，“土司有存城五营兵丁。每营一百名，一以备捍卫，一以供役使”，有狩猎役使的“猎”旗，龙山是土司的围场，“每冬狩猎，谓之‘赶仗，先令舍把头目等 视虎所居，率数十百人用大网环之，旋砍其草，以犬警兽，奔则鸟铣枪立毙之，无一脱者”，有经营花园的“苗”旗，“花园，即今治也(今湖南花垣县旧名永绥厅，此花园即指今县治)，旧为保靖宣慰司花园，有妆楼镜阁之胜，杂植各色花卉”。还有营造首饰器皿的“镶”旗，专事磨面碾米的“米房”旗，供婚丧 喜庆役使的“吹鼓手”六旗，以及随从差遣的“伴当”七旗。 土司每用人侠，俱令舍把派拨，并无佚价，役使无时。”农奴还要为土司修屋建房。永顺土司衙署—老司城，位于永顺县麻岔公社司城大队的太平山南麓，是永顺土司经营近六百年(永顺第十世土官彭福石于南宋绍兴五年，即公元一一三五年建立司城， 到清代雍正五年，即公元一七二七年改土归流，共传二十三代， 五百九十二年)的地方，俗称为“土司小朝廷方。老司城方圆数里，横跨灵溪河两岸。其城有东西南北四大门，城内有正街、河 街，左街、右街、中街、五铜街、紫金街、鱼肚街。街道有三米 多宽，皆用鹅卵石嵌砌成各式图案。有官厅金蛮殿、玉极殿、圣英殿、祖师殿、观音阁、城陛庙、彭氏宗祠、八部大神庙、若 云书院等宏伟壮丽的建筑。城外还有内罗和外罗两大附廓城。俗传“城内三千户，城外百万家”。老司城这些工程浩大的建筑群 全是农奴用无偿的劳动营造的，可见土界劳役之繁重。更有甚者，土司视土民摇役为儿戏。传说土司为了锁住飞崖角(山名，因老 司城周围的山皆“万马归槽”，即朝向老司城，独飞崖角不朝老 司城)，把近百里的农奴征调来，赶造了三千六百斤童的大铁钩， 三百六十斤重的大铁锁，三十六里长的大铁链，用铁链锁住飞崖 角，将另一端拴在老司城的铁柱上，用了九九八十一天的时间， 才锁住飞崖角。用此来惩罚飞崖角和炫耀自己。

农奴被束缚在土官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土官对土民“刑条任意，抄没胃卖，听其所为”。土民的生活无异于奴隶。土民很少有土地，土官强迫他们操劳作，当苦工，“役使无时”。
广大农奴终年辛劳，“男勤于耕，野无旷土，女勤于织，户多机声”。但是，在土官野蛮的政治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他们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往往“采剥草茎、树皮以为食”，过 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连封建王朝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土民如生水火”之中。

封建农奴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封建领主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领主官吏是领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统治权力的执行者，是领主阶级对农奴实行专政的工具。农奴社会的 法律，是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的领主阶级的意志。封建领主大地 所有制及由此而来的统治农奴的特权，都规定在法律上，强迫被压迫阶级服从它。农奴社会的军队、法庭和监狱等，都是保护领 主的权力、镇压农奴反抗的一种暴力手段。所有这些，组成了封 建农奴社会的国家机器。领主依靠全部的国家机器对农奴实行残 酷的经济削削和政治压迫。

土官制定了一系列残酷的刑法，实行野蛮的统治。土官“虽受 王朝爵号，实自王其地”，是个土皇帝。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土官操握生杀予夺大权，“杀人不请旨”。永顺老司城前的八百湾(地名)，就是以土司一次杀人达八百人之多而得名。传说永顺白鼻子土司十分残忍，“每次鼻子一发痒”，就要叫手下人从牢房里拖一个“犯人”来杀。“犯人”杀光了，就抓附近百姓来杀，就是使女也不放过。土司可以任意买卖和转让农奴，“缚而胃之境外为奴婶”。康熙年间，桑植容美土司掳掠保靖农奴数千名，折卖于湖北施南四川酉阳一带为奴。“土人有罪，小则土 知州长官司等治之，大则土司自治，若客户(指汉族)有犯则付经历(经厉为客官)”由。土司在审理各种案件中敲诈勒索。“无论户婚田土及命盗各案，未审之先不分曲直，只以贿赂为胜负。 造既审后，胜者又索谢恩礼，负者也有赎罪钱。甚有家贫无力出办者，即籍没其家产，折卖其人口”。土司刑法极端残酷，重则斩首，轻则施以宫刑、断指、割耳、杖责等刑。凡是偷拿土 司衙署的物品和反抗土司行为的造反者，皆处以极刑、断首。若土民怠慢土司的客人或过期与土司会面的都要被割掉耳朵。一般偷盗者处以断指刑。行刑时，土司亲自动手，其余罪名由下属官吏杖贵。土司还设有监狱，凡土民被关进监狱者，皆戴上沉重的刑具。“土司所用系人铁链，其刑粗壮，约百十斤”。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样一来，领主身兼立法者、裁判官和 判决执行人。他们成了自己领土上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者”。

元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O年)容美土司率领土兵杀千户及戌卒八十余人，攻劫麻寮等寨。泰定三年(公元一三二六年)又率十二岗土兵攻掠长阳。正德十四年(公元一五一九年)保靖宣慰使与两江口土舍为争夺地盘，仇杀数年。保靖副宣 慰使抢占两江口土舍的十四寨。两江口土舍借永顺土兵报仇，“往复仇杀，数年不息，死者五百余人”忠路与石往二土司为争夺边界攻杀不休，累年不决。土司不仅在内部互相吞并扩大地盘，而且还千方百计地向汉族地区扩展，如嘉靖至康熙年间(公 元一五二二一一一七二二年)，容美土司就侵占了巴东连夭关以北，桃符口以南的地区。另外，在土司爵位的承袭上，土司内部矛盾也异常尖锐，土兵亦充当役使工具的职能。万历二十二年(公 元一五九四年)石往土官行职，土吏谋夺其印，集土兵围攻土官， 烧毁房舍八十余所。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保靖土司死，总舍与土司子争夺袭位，派遣土兵互相攻杀，大动干戈。封建王朝也往往驱使和放纵土兵奸淫烧杀，抢劫掠夺，镇压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土司为了效忠中央王朝，“每遇征伐，辄愿荷戈前驱”土兵的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各地，“西摧都掌，东抵苏松，南征鲁米，北遏辽东”。中央王朝征调频繁，土兵疲于奔命。 广大土兵对此极为不满。土司间的混战和中央王朝的征调，使土家族人民特别是土兵深受其害。

封建等级制是封建农奴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大特征。在农奴社会里，等级森严，不可逾越。按等级确定权力和地位，“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土司出，仪卫颇盛，土兵见之皆夹道伏”，下跪迎接之。否则“谴责诛杀”。土地按等级分配，土司占有“肥饶田”，舍把头人可分平地，农奴只能在山坡上开垦一块土地。在住房上也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土司盖房可 以“倚柱雕梁，砖瓦鳞砌”。舍把头人“许立梁(裸)柱，周以板壁”，平民百姓则只能“叉木架屋，编竹为墙”，不准盖瓦。如有盖瓦者，“即治以潜越之罪”，或受刑，或杀头，俗云“只许买马，不许盖瓦”。等级制在称谓上也可灼见其一斑:土司自称“本爵”，土民称之为‘“爵爷”、“都爷”、“王爷”或“土王，’其妻日“夫人”，妾日“某姑娘”，幼子日“官儿”，女日“官姐”，子弟任事者日“总爷”，其次曰“舍把”。土民对土司的父亲不能直呼其名，与其父名同音字也要避讳，曰“讳父名，如有犯者即遭斥责或打骂。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是维护封建农奴社会的得力工具。

封建领主荒淫无耻，过着奢侈豪华的糜烂生活。他们从不劳动，却住在“柱蟠金能，攘栋宏丽”的“曲房深院”里，摆着“琼笼玉席”，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挥霍无度。五代时土官吴著冲(又作吴著送)总以妇女数人裸体戏舞于前，“回慎作喜”。 他还强迫农奴每天要给他送一只肥胖胖的野兽，供他吃喝。农奴结婚时要先让他行使“初夜权”。元明清初的土司亦如此，他们也要享受民间结婚的初夜权。至今土家族娶亲时，天未亮就得发轿启程，据说启程晚了怕土王索取“初夜权”。土司有妻妾数人，并有使女若干，生活极为腐化。土司下属官吏亦上行下效，每逢岁时令节及委官舍把下乡，俱令民间妇女摆项歌舞俏筋，甚至酒酣兴豪，“有不可明言之事”。土司修有凉洞(供夏天乘 凉)和热洞(供冬天保暖)，如永顺土司之遗洞至今尚存。土司还修有私人别墅，如永顺宣慰使修有壶窝别墅，建有猛洞别墅。 其中有林泉、花园、池塘、钓鱼台等，专供土司游玩。土司的墓地十分豪华，“周迥用细磁勘砌”，殉葬品有金银财宝。永顺老司城紫金山挖掘了一座明代土司的墓葬，出土了大批的金银铜器(此墓已为人所盗)。墓为浮雕花砖拱砌，极为华丽宽敞。墓室左右各有一个陪葬女墓室，这实际上就是土司的地下宫殿。土司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农奴的痛苦之上，传说一位土司喜玩火龙，每三年要烧一次农奴的茅屋，烈火冲天，连烧数个村庄。土司和 他的妻妾饮酒作戏，观看“火龙”，以此为乐。土司的统治达到十分腐朽的程度。

封建农奴制度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早期曾 起过进步作用，但随着生产生产力的发展，到了清初，变成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桂桔，显示出对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作用，到了不得不变革的时候。

农奴制度的变革大约有如下诸方面的原因:
1.地主济经的产生和发展为领主经济的变革提供了条件。地主经济的产生是废除土官制度的重要条件之一。由于汉族地区地 主经济的巨大影响，土家族地区的地主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土官制度的废除势在必行。过去以劳役地租为主的剥削形式，再也不能满足土官日益增长的要求，逐步在汉族地区实行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土司到处购买甲地。明初，慈利各土官购买产粮达一千余石的汉民田土。容美土司所 购买的田地广布于湖北的宜都、枝江和湖南的石门、澄州常德等地。土司一方面占有境内大量土地是封建领主，一方面又四处购买土地是封建地主。地主经济的发展严重地冲击着农奴社会的经济基础。

2.农奴制度越来越腐朽，土民要求改变人身依附关系，废除土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司在其辖区内有至高无上的特权，“虐使土民，非常法所有”。广大农奴没有一点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可以被土司买卖、转让和处死。土司强迫农奴为他们耕种土地，进行无偿的劳动。土司还规定有许多苛规酷例，对土民进行超经济剥削，私征滥派达二三十种。土司还禁止土民随便迁徙。广大土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奋起斗争，反杭土司的统治。酉阳、容美、桑植等处人民纷纷控诉土司的罪恶，“自康熙以来，屡见于奏报”，“呼请改流”。强烈要求废除土司制度，使自己成为自由农民。土民要求摧毁土司制度，为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农奴的反抗斗争，动摇了封建领主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