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欲领域中的急速变迁跃动，是顺应资本主义的商品化趋势而将身体进一步性化？是中产女性以改良式的情欲解放运动来延缓并漠视基层女性真正的革命需要？是情欲优势女性模仿或复制男性欲望以扩张自己的情欲版图？这些夹带着价值判断与各种化约论假设的问题，需要历史的、社会的具体复杂分析来加以回应。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架构，整理厘清各家丰富错综的历史叙述，描绘出美国近代百年的情欲革命史，显示所谓情欲革命的意义在于情欲生产力与情欲生产关系之间的张力如何被社会运动凝聚转化，被情欲边缘人口用来改变抗争的基点、累积新的主体养成资源。在这个意义之内，性革命已不能被简单的成功失败评断所化约，性革命的历史和运动分析是进一步改变社会的必须。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 （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这段话带着一股极强的必然性，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激化矛盾就是社会革命发生的契机。这个分析方式固然提供了理论架构来思考社会革命的发生条件，可是它似乎也暗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彼此独立的整体，各自有其颇为统一的性质和内容，因而在两者之间形成矛盾也是颇为容易理解和观察的事情。

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在写《捍卫马克思》 （For Marx, 1969）的时候为这个架构做了一些补充。他引入了一个借用自弗洛伊德的概念，也就是“多重决定”（overdetermination） ，细致地说明社会革命的发生是因为许多“来自不同源头、不同意义、不同层次和施力点的矛盾”——其中有一些甚至是极端异质的——在历史际会的时刻同时积累于同一场域，融会成为一个爆发的整体，因而形成社会革命（100） 。阿图塞对多重决定的说法显示，是诸多异质矛盾的社会力在某个社会场域的际会，互相影响，互相运作，形成革命：这个说法在上层／下层单向决定论（determinism）的二分模式中开辟了更多的复杂空间。同时，多重矛盾的聚积和汇集虽然听起来是偶然的、自然的发展，但是其中仍有其必然性：“它们在‘融汇’成革命式爆发时所构成的整体（unity）是被它们的本质和效应构成的，也就是被它们各自运作的特殊模态所构成的” （Althusser 100） 。换句话说，阿图塞认为即使是多重异质的矛盾，也会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必然汇集成“整体”，形成革命。以二十世纪 1990 年代的眼界而言，这个具有某种统一性质的整体已不必然具有什么实证意义，诸多异质矛盾的社会力也不再轻易地享有不言而自明的融汇倾向，但是作为一个充满启发性（heuristic）的思考架构，阿图塞的分析模式在捕捉历史的某些际会时刻上还是个可用的工具。

赖希的历史眼界当然没有给他机会像 1990 年代的情欲政治（erotic politics）研究者那样细致地认识“性欲强度及需求性质”中包含了何种复杂多样、与主流道德对立的内涵，他所说的“性革命源自婚姻制度的紧张矛盾状态”似乎也太简化了社会变迁过程；不过，以下本文将透过对 19 世纪末以来美国两次重要的性革命的历史分析，初步显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特别是透过我对赖希和阿图塞的运用和补充——在情欲领域中的可能操作（注 5） 。我想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在解放劳动力的同时，因着一些历史际会的原因而在商品化的过程中创造愈来愈明显的情欲发展与多样化，也就是我所说的“情欲生产力” （forces of erotic production）的大幅增加，以致于和原本规范情欲运作的“情欲生产关系”（relations of erotic production）——现阶段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一夫一妻父权婚姻家庭和异性恋体制——形成强大的紧张状态（注 6） 。这种紧张状态不但表现为情欲活动日渐升高的可见度，更带动各种情欲论述展开意识形态争霸战，为各种运动主体创造介入施力的可能——这些激荡的汇集就是我所谓的性革命。

在理论的层次上我也想指出，情欲生产力在 20 世纪的发展当然和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带动的人口流动和欲望创造密不可分，而且情欲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和形式也极可能纠葛了既存的其他权力网络（如性别、阶级、族群、年龄、性口味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个情欲生产力的跃进就全然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或者必然只会加剧其他不平等权力的运作而已——提出这类结论的人不但低估了社会力的矛盾复杂（也就是高估了宰制权力的彼此配搭合作无间） ，同时也蔑视了权力弱势的主体和她们的运动实践在此过程中的各种可能壮大施力。

事实上，在本文的动态结构观点中，情欲生产力和情欲生产关系并不是什么固定明确的两块铁板，而是情欲的不同呈现与沉淀在特定历史时段中展现出来的紧张及对立。因此，某些在此刻被视为体现情欲生产力开拓跃进的实践和论述，固然可能和那些体现当下情欲生产关系的实践和论述形成意识形态领域的争战，但是这种紧张关系或者敌我的部署并非绝对或固定，它们都可能在进一步的挪用串连中形成新的位置和关系，而且新生的情欲生产力若能在某些有利的条件（如激进社会运动的介入）之下扩散沉淀，争取到自我再生产的机会，就有可能重织情欲生产关系的经纬，甚至介入资本主义主体再生产的途径和性质。毕竟，福柯所谓的“性部署”（deployment of sexuality）从来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各种社会力的激荡抗争中流动变换的（注 7） 。另外，性革命对于更广泛而根本的社会革命有其深刻蕴含，我将在结语中提出赖希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以破除此刻反挫氛围中一般人对美国性革命过分简单轻蔑的评价。

怎么弄里会员……来说说

虽然史料极为有限，常常要依赖口述流传的个人经验和观察，或者只能从一些政治决策者对社会现象的忧心记述中侧面推敲，但是研究者几乎都同意，最明确标记出 19、20 世纪之交的性革命的，就是过去在情欲双重标准之下饱受限制和监控的女性。19 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转变以及伴随而来的家庭功能变迁，很明显使得女人的社会定位有了极大的变化，女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逐渐有机会和能力脱离以婚姻家庭为主的依赖关系和生活空间（注 11） 。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未婚的）女人开始有经济能力和机会发展新的属于她们的生活文化时，由于一些很重要的历史因素的际会（详见下文） ，使得“性”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并在开发情欲的过程中形成了松动原有情欲关系局限的趋势。这也就是说，“某些女人【在当时】之所以选择进行比较随便的情欲模式，这必需要透过那个更广大的塑造其性文化的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来理解” （Peiss 132） ，而不能简单地归纳为“女人的经济独立”而已。

促成世纪之交美国情欲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很明显是当时资本主义大幅扩张时所带来对家庭结构的冲击。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需求，年轻劳动人口开始流出原有家乡的人际脉络，进入新的都会空间，单身的劳动者大量集中到工商业都市的周边，在逐渐增多的临时居住空间（如 YMCA）或者供膳宿、混合性别的寄宿型住家中找到居所，以便在当时新兴的工厂、店铺、和百货公司就业（Seidman, Romantic 67-68）。在这些外在于家庭或社区人际网路的流动生活空间里，年轻的劳动者开始建立新的人际网路，原本被父母、教会、邻居、学校主导的求偶模式，渐次被自主性愈来愈高的交友方式取代，年轻男女在尝试和摸索中社会化，逐步发展出在她们父母和社群控制之外的情欲关系和模式，而且由于多多少少摆脱了原生家庭和社区的监管，她们对于不合道德常规的性活动也有较高的容忍度（D’Emilio & Freedman 228） ，这种自在和自由形成了情欲生产力蓬勃发展的有利环境。

在另一方面，年轻劳动人口的流动和集中居住，以及新的年轻生活形态和经济实力的形成，很快地回头为当时正在扩张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提供开发新型消费的诱因，以便吸收工资回笼。新兴的消费事业重新定义原本在家庭脉络中进行的闲暇活动，把工余的休息转化为在商业领域进行的休闲（Freedman 38-39），而为了呼召年轻的消费主体，这些休闲事业多以一向最被成年人垄断的“性”为最主要的卖点，进而促成情欲生产力的大跃进以及情欲生产关系的多元化。

以上这些以情欲为主要焦点的空间硬体及活动形式同时在世纪之交出现、普及、和扩张，不但标记了情欲的可见度和强度大幅提升，凸显了情欲生产力的迅速扩张，同时也显示身体情欲协商模式的重大转变，逐步超越原本由父母和宗教道德主导的交往范畴，代之以随着资本扩张而大幅提升的情欲强度与多样性。人口的流动聚集、因就业而延后的婚龄、情欲的扩张和平常化——这些变迁都在情欲生产关系中引进更多变数，创造了更多空间和资源，边缘情欲形式因而得到发展成熟的机会，使得不婚和同性恋在这个阶段首度成为个别女性在婚姻之外的人生选择（D'Emilio & Freedman 190-193） ，并且在纽约哈林区和格林威治村等少数特殊地点成功地形成明显可见的同性恋文化及社群，借着周遭情欲生产力创造的开放空气而自在发展（Faderman 67-92）。

II
情欲生产力的大幅扩张一旦形成以上所显示的可见度，并向情欲生产关系的疆界和底线挺进，就难免引起另一些社会力的骚动。1860、70 年代已经开始对情欲生产力逐步增长的强烈关切，首要表现为由一些性主流妇女主导的社会改革运动。例如，“社会卫生运动”（social hygiene movement）与“纯净运动”（purity crusades）就在此动荡时刻合流，希冀透过宣扬文明的道德观来教导维多利亚式的自制，并消除性病及其传染媒介——妓女（Seidman, Romantic 72） ，以维系既有情欲生产关系的稳定；她们也呼吁政府消灭红灯区，并用透过婚前验血、性病病例强制报告等等措施来加强对性的管理（D’Emilio & Freedman 205） 。这些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成功地把红灯区赶到性主流妇女视野之外，进入劳动阶级、移民和黑人的居住区域，因而大量增加了劳动妇女（即使短暂）卖淫的机会，更为后来进一步扩大扫黄提供了正当理由（Peiss 132-134）。

值得注意的是，当阶级意识在这种张力中凸显时，“性”也开始逐渐成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注 15）。换句话说，不但阶级可以透过性来反映其在社会资源和权力上的差异（某个阶层的人才可以得到或享受某种性），同时，性本身也渐次成为构筑阶级的文化范畴（表达或拥有某种性才算是某阶级的成员）（Haag l65）。因此研究者注意到，20 世纪初新兴中产阶级女性定义自我的方式之一，就是透过各种行动和论述来显示自己的情欲是道德自制的，与当时普遍可见的妓女或淘金女郎商业化了的情欲截然有别。即使在进行与传统有别的情欲探险时，中产阶级女性也强调自己是有意识的“自主情欲”，而不是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心智不成熟，晕头转向，无法掌控自己的性，更不像基层年轻女性那样物质能力太弱，以致于拜金虚荣，只能盲目顺从情欲市场的逻辑（Haag 165）。中产阶级对自我情欲的这种定位与期许，一方面推动了各种健康卫生或净化的改革运动成功的操控社会舆论，另一方面，也常常表达为对基层女性施恩式的保护心态，反而形成对基层女性主体的另一种管制与阶级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