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到1994年，我与萧乾一起翻译《尤利西斯》。那是我自从与他在一起以来感觉最有意思的一段。《尤利西斯》很难翻译，这样一本“天书”，对我们来说却是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补偿。
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用业余时间译了好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但没有一部名著。另外，我从事日文的翻译比较多，十年寒窗的英文专业没怎么得到发挥。至于萧乾，他的遗憾就更大了。有人说他是“《大公报》记者中最幸运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他曾经被夺去了手中的笔。在不正常的岁月中，他的心脏和肾脏都出现了严重问题，再也不能出去闯荡世界了。后来能写的，也就只有回忆录和短文。
我们两个年龄加起来150岁的老人，像年轻人一样焕发了热情。在寓所门铃旁我们贴了一张纸条：“疾病缠身，仍想工作；谈话请短，约稿请莫。”每天早晨5点我们就起床，在各自的书桌前开始工作。开始时每天都要工作十五六个小时，连下楼的工夫都没有，冬天常常是和衣而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