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血缘亲情
“道德何以可能”的第二重依据，在孔子看来是人的天性和内心情感。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相近的，是后天的习惯使其有了区别。所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并没有说人性是善还是恶。他只是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好色是天性，所以自然而然；好德是社会性，是后天培养的结果，与自然本性相悖，所以往往勉为其难。那么能否使人好德如好色，使人后天好德之社会性像先天的好色之自然本性一样，成为道德行为的本能动力呢？这就是在寻找“道德何以可能”的先天的人性依据。在孔子看来，这种先天依据，首先是人类最普遍的亲情。孔子虽然没有如此提出问题，但的确有解决这种问题的思考。比如：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这“不甘”、“不乐”与“不安”的主体情感成以控制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否定性情感虽不是道德理性的自觉，但是人们本能地要求消除这种不愉快，其结果却与道德标准相符，使人好德之性有了可能。为了回答学生问守孝三年的理由，孔子诉诸人的亲情。在他看来，三年守孝完全是儿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孝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既是社会的也是自然的。以亲情为出发点建构道德规范，使道德有了人的天性基础。人之所以选择道德生活，是为了求得心安，或者人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内心会感到不安。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情感体验，对于那些心安理得地为不道德之事的人又如何约束他们，使他们也能够遵守道德规范呢？另外，血缘亲情基础之上的心安，可以成为孝德的可能性依据，但社会伦理规范的可能性依然没有解决。从亲情的和睦到无血缘关系的人际之间的和谐，从家庭道德到社会伦理之间的转换，用自然感情显然是不够的。
人类道德的先天依据首先是人的自然欲求，然而这种欲求与道德要求之间存在着张力。他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追求富贵，是正常和自然的本性。孔子不反对这种追求，关键在于以什么方法去追求富贵。而这正是道德问题，要求人以合乎道德规范的方法去取得富和贵。对贫贱地位的厌恶，也是人的本性，但是如果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摆脱这种贫贱的社会地位，有道德的人不屑于为之。然而，这却使道德与天性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人如何能够克制自己的自然欲求，“以其道得之”呢？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摆脱自己的贫困的过程中，为什么要选择一种合乎道德规范的方式呢？这就是“道德何以可能”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孔子试图利用人对功利的追求，来为道德的可能提供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