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胡适对红楼梦的错误观点，后来又被伟人一锤定音，从而成为官方观点，导致红楼梦的重要思想内涵被淹没。专家们整天在曹家考证。红迷们整天谈论的是喜欢哪个人物、不喜欢哪个人物。就这样，一部血泪书成了风花雪月的小资鸡汤。

《梅花梦》封面：

《梅花梦》扉页：

《梅花梦》序：

《梅花梦》内容提到了《金瓶梅》、《红楼梦》：

甲戌本凡例
《红楼梦》旨意：是书题名极多，《红楼梦》是总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宝鉴》，是戒妄动風月之情。又曰《石头记》，是自譬石头所记之事也。此三名则书中曾已点睛矣。如宝玉做梦，梦中有曲名曰《红楼梦十二支》，此则《红楼梦》之点睛。又如贾瑞病，跛道人持一镜来，上面即錾“風月宝鉴”四字，此则《風月宝鉴》之点睛。又如道人亲见石上大书一篇故事，则系石头所记之往来，此则《石头记》之点睛处。然此书又名曰《金陵十二钗》，审其名则必系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细搜检去，上中下女子岂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个，则又未尝指明白系某某，及至“红楼梦”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钗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书中凡写长安，在文人笔墨之间则从古之称，凡愚夫妇儿女子家常口角则曰“中京”，是不欲着迹于方向也。盖天子之邦，亦当以中为尊，特避其“东南西北”四字样也。
　　此书只是着意于闺中，故叙闺中之事切，略涉于外事者则简，不得谓其不均也。
此书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盖实不敢以写儿女之笔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谓其不备。

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至吴玉峰题曰《红楼梦》。东鲁孔梅溪则题曰《風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

我们看看晚年的胡适对红楼梦的评价：
胡适在晚年，与学界的交流和偶然的报告中，只要涉及《红楼梦》，都是报以鄙视的态度，同高阳、苏雪林等人的书信交往，就可以看到他全部的心态和观点。
在《与高阳书》中，称自己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依据赞颂《红楼梦》文学价值的话”，并解释就算大陆文斗对其思想批判，“也会指出我只说了一句：‘《红楼梦》只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 这里胡适其实是强调了，其实就是青年时代创建“新红学”，或者也只是对抗老红学的索隐，自始至终“没有一句从文学观点赞美《红楼梦》的话”。 在《红楼梦》文学价值上，他略做对比： “在那一个浅陋而人人自命风流才士的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与文学技术当然都不会高明到那儿去。”“我向来感觉，《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红楼梦》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老残游记》” 至于他九牛二虎之力考证出的那个子虚乌有的曹雪芹，在他心中也而不是大神：“曹雪芹是个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休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休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能够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面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红楼梦》的文学造诣当然不会高明到那儿去。。。。。” 在《答苏雪林书》中，也大抵一样的思想和态度，对《红楼梦》、对曹雪芹，已经不再是开创红学时代那样趋之若鹜了。

胡适《与高阳书》：

胡适《答苏雪林书》：

大家看看，这就是被周汝昌等人崇拜的五体投地的胡适。

那么胡适的红楼梦观点怎么在大陆成为一言堂的呢？冯其庸、蔡义江等官方红学家们都说是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战胜了老红学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他们绝口不提是在上个世纪那个特殊的年代，某人的一次讲话定的调。从此红楼梦在官方再也没有真正的学术。
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说：《红楼梦》我至少读过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他说：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请来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个(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不过，官方红学的一些有志之士也开始反思。他们意识到了沿着胡适的道路走下去已经陷入泥淖。
2016年10月29日上午，召开于北京朝阳区惠新里“湘西往事”酒店的座谈会，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讨论：1、红学研究的方法和基本态度；2、红学研究的瓶颈与突破。会议由高淮生教授主持，参加研讨的学者分别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张庆善研究员、胡文彬研究员、孙伟科研究员、张云编审、胡晴副编审，北京语言大学段江丽教授，首都师范大学詹颂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赵建忠教授，河北邢台学院乔福锦教授等，青年学人顾斌作为会议联系人参加了座谈会研讨。高淮生教授发表了主持人感言：近年来，我们积极地策划并主办关于“红学的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主要目的在于营造一个认真反思“红学究竟往何处去？”的学术环境和氛围。2015年春天的徐州会议和2016年春天的郑州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围绕着回顾红学前一个百年和谋划红学下一个百年这一主要议题展开研讨。可见，我们的视野涉及到二百年的时间跨度。可以说，至少近5年内的思考应该都是围绕下一个百年的发展来展开的，今天的座谈会也不例外，以回顾为起点、为基础，集中讨论研究方法与态度、研究路径与突破等方面的问题。这一次的座谈会，可以看作明年会议的预热，按照我们的规划，明年会议的议题是红学学科建设，同样是谋划红学发展的未来。
段江丽教授：红学的未来如何发展恐怕难以预设，目前要考虑的主要还是如何做好“当下”，做好承上启下的工作。说到“当下”研究，在总结与反思方面，我谈三点不成熟的意见。一是概念的梳理与辨析问题。一些基本概念需要做考镜源流的梳理、辨析工作，像曹学、红学这样的基本概念，既要对其产生的语境及基本内涵做还原性的考察与分析，又要充分认识到它们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发展演变情况以及着眼点等问题。比如说，应必诚先生曾提出应区分红学意义上的曹学研究与史学意义上的曹学研究，这一观点就很有启发意义。再比如，曹学与红学谁包含谁的问题，着眼点不同结论也就可以不同，着眼于作者曹雪芹研究的话，可以说曹学包含了红学；反之，如果着眼于《红楼梦》研究的话，则红学包含了曹学。二是研究方法问题。红学研究方法无外乎评点、索隐、考证、文学批评等几种。众所周知，自胡适以来索隐派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不过，正如一些学者所提出来的，像蔡元培、潘重规这样的国学大师，坚持以索隐的方法解读《红楼梦》，这一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思考和探讨。事实上，每种方法都有自己的特色和优长，也有需要警惕的陷阱。因此，不同方法之间应该彼此融通、包容、借鉴，取长补短，不应该互相排斥和否定。我的导师周先慎先生经常说，不一定做考证研究，但是，一定要懂考证的方法，并且了解相关的考证成果，这样才能更准确地解读文本。三是代表性个案或者专题研究述评问题。学术研究不可能也没必要每个人都“从头说”，而是需要在了解研究现状之后“接着说”或者“对着说”，因此，各类学术史、研究述评等都是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红学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红学史、红学研究“述评”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在“全面”“系统”总结不容易做到的情况下，或许可以采取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的方法，不同学者可以就一些典型的个案或者专题做梳理、总结，个案、专题研究再整合起来，自然就会推进、提高红学的整体研究。一些红学史上的“公案”，如果既有的材料和研究成果已经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就应该达成共识，被学术共同体接受。比如说，关于裕瑞《枣窗闲笔》的真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青年学者高树伟《裕瑞〈枣窗闲笔〉新考》一文根据新发现的重要史料，摆事实讲道理，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枣窗闲笔》确为裕瑞的亲笔手稿本，断非后人所伪托。至此，这一“公案”应该已经解决，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纠缠。还要强调的一点是，“述评”要有“述”有“评”，即既要有丰富、全面的“史料”，还要有客观、准确的“史识”。这方面高淮生先生的红学“学案”研究值得参考。总之，我们应该在总结、反思、借鉴的基础上，做好“当下”，为“未来”打基础。
詹颂副教授：我也就如何看待红学史上的索隐派谈一点看法。提到索隐派，我们立即想到蔡胡之争，想到胡适先生对索隐派的“猜笨谜”“笨猜谜”之讥。这大约也是新红学大行于世之后学界对索隐派的普遍看法。但是在读了潘重规先生的红学著作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胡先生的这个评价。潘先生被学者们称为新索隐派，他的索隐指向作品本事与主旨等多方面。他认为《红楼梦》的作者是明遗民，主旨是反清复明，他从《红楼梦》中找到了隐藏的明清易代史。潘先生是黄侃、王伯沆先生的高弟，一位在经学、小学、敦煌学等多个领域有杰出成就的学者，为什么解读《红楼梦》也走了索隐的路子？我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文本因素。《红楼梦》作者自称此书“实录其事”，但“将真事隐去”，这岂非明示读者去探寻隐藏的真事？而《红楼梦》丰厚的内涵也足以激发读者的索隐兴趣。自《红楼梦》问世之日起，索隐即如影随形，这大概是一个重要原因。潘先生认为胡适先生的“自叙传说”其实也是一种猜谜，并非毫无道理。第二，学术传统。本事索隐在中国历史与文学研究中源远流长，潘先生的索隐是这一传统的延续。他的索隐建立在大量史料比对的基础上，并不是随意的比附。他还专门探讨了中国文学与文字中隐藏艺术的传统，为索隐找到了充分的理据。他是自觉的索隐派理论奠基者，虽然他对研究者将其归入索隐派并不接受。第三，家国巨变与个人遭际。大陆易帜，潘先生流寓台岛，此时解红，抉幽发微，寄托遥深。此外，索隐也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关。索隐往往比其他类型的《红楼梦》研究更容易受到读者的关注，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索隐派在以新红学为正统的红学史书写体系中基本上是一个干瘪的反面标签式的存在，这无助于人们了解这一重要派别产生的根源以及它的流变、特点与影响。如果研究者不囿于成见，对蔡元培、潘重规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家做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这一派别做多方面、多角度的考察与分析，红学史的书写将更为公允、厚重。

又有惊天发现：雍正时期金陵十二钗鼻烟壶！

周汝昌在其著作《红楼十二层》中，从文化、本旨、女儿、灵秀、审美、自况、脂砚、探佚、真本、索引、解疑、答问等十二个方面探寻了《红楼梦》的种种悬案。周汝昌的“红楼十二层”不是对《红楼梦》的认知层级。吴氏红学骨干，李煦的后人别号“史鼎”者，给认知《红楼梦》划分十二个层级，但是他不透露这十二个层级都是什么。我认为可以这样划分，第一层级：只看到了表面故事是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史，公子红妆们的感情纠葛等；第二层级：对各种人物人性的分析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第三层级：发现书有正反两面，其反面“真事隐”是对某些历史事件的隐藏，并且索隐出了一些历史事件，认识到这是一部历史血泪书；第四层级：找到了一些主要人物的历史原型和对历史人物的多重影射；第五层级：认识到本书很多特殊的写作手法，其意象写作手法有特定的历史事件、势力、人物、物品的指向；第六层级：认识到本书以家喻国的写作手法，贾家是国家的缩影，并且上升到国家社会层面正确定位本书时代背景、基本思想。第七至第十二层级对这部书的思想主旨认识逐步提高，最终彻底揭开全部人物设计的目的和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