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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出身和青年时代
1905年3月19日星期日正午十二时,我在曼海姆出生。我的母亲经常告诉我说,当我呱呱坠地时,一场春季暴雨的响雷淹没了附近基督教堂的钟声。
我的父亲在1892年他二十九岁时开始独立谋生。从那时起,他便是那个当时正欣欣向荣的工业城市曼海姆最走红的建筑师之一。当他于1900年娶美因茨一个买卖兴隆的商人的女儿为妻时,他已经赚得了可观的资产。
我们的住宅是我父亲在曼海姆的房产中的一所,它那种大资产阶级的气派正切合我父母的地位。这是一所豪华宅第,庭院环绕,入口处是几扇铸有阿拉伯花饰的铁门。汽车可以径直驶入院内,停到一段台阶前,这段台阶同这所陈设精美的房屋十分相称。但是孩子们—我的两个兄弟和我一一却只许使用后楼梯。它又陡、又暗、又窄,平平常常,直通后走廊,铺有地毯的讲究的前厅是没有孩子们的份的。
从后屋我们的卧室起,直到宛如一间大厅的厨房,是我们孩子们的天下。从厨房穿出去,才是那讲究的十四间的套间。门厅摆的是荷兰木器,有一个用昂贵的德尔夫特白釉蓝彩瓷砖砌成的摆饰性的壁炉。宾客们经由那里进入一间陈设着法国家具和帝国装璜的大房间。当年特别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因此我今天犹能想见的,是那盏能插许多蜡烛、透亮的水晶枝形吊灯,还有就是那个保温花房,它的设备是我父亲在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买下的:精雕细刻的印度家具,手织的帷帘,铺上毡毯的长沙发;棕榈树和其他异国花卉,使人联想到海外异域。我的父母在这里进早餐,我的父亲在这里按照他故乡威斯特伐利亚的食谱替我们孩子们准备火腿小面包。对于毗邻的那间起居室,我的记忆已经淡薄,可是那间新哥特风格的嵌板餐厅对我的吸引力至今犹存。餐桌可容二十人。在这里,庆祝过我的洗礼;今天,我们本家的节庆也还在此举行。
我的母亲怀着很大的乐趣和自豪感精心料理,务使我们不失为曼海姆社会的名门望族之一。在该城过着象我们这样奢华生活的,肯定不会超过一一但也不会少于一二十到三十户人家。要摆出这样的阔绰门面,需要许多仆人侍候。除女厨师—一她自然是我们孩子们出于明显的理由所喜爱的人一之外,我的父母还雇用了一名女帮厨,一名女仆,常常添加一名男仆,一名终年常在的司机,以及专为照料我们的保姆。这些姑娘们都戴白软帽,穿黑色连衣裙,外系白围裙;男仆穿镀金扣子的紫色号衣;衣着最华丽的是司机。
我的父母尽力要使我们安享一个无忧无虑的美好童年。但是财富和地位一一社会职责,庞大的家政、保姆和仆人,却成了他们实现这一愿望的障碍。直至今日,我还能感觉到那种生活的矫揉造作和极不自在。此外,我还常常犯头晕,有时还昏厥。他们请来看病的海德尔堡医学教授,诊断发病原因是“脉管神经衰弱”。这个缺陷是一个颇重的心理负担,使我在早年就感受到外界环境的压力。使我尤其感到痛苦的是,由于同我一起玩的孩子和我的两个兄弟都比我健壮,因此我总觉得比他们低一头。他们的任性常常使我清楚地感到他们也是这样对待我的。
一种缺陷往往会产生补偿的力量。不管怎么说,这些困难促使我去学习如何能屈能伸地适应我周围的环境。如果说我日后显示出了某种同麻烦的环境和讨厌的人物打交道的本领,我想,造成这种本领的原因,可以追溯到我童年时代身体上的缺陷。
我进入一所贵族化的私立学校低年级,这个工业城市上等家庭的孩子们都在那里学习读和写。由于在这个环境中我得到很好的庇护,因此,当我进入普通中学同那些家教不严的同学相处时,最初的几个月我实在很难熬过。不过我有一个名叫克文策尔的朋友,他很快就教给了我各种胡闹和游戏,还怂恿我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一个足球。我一下子变得粗野起来,这可吓坏了我的父母,尤其是因为克文策尔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正是在这段时期里,我对统计的爱好初露端倪。我在我的《学童记事册》上把班级成绩本上的所有坏分数都记下来,每个月还累计谁得分最差。无疑,如果我无望常常名列前茅的话,我也就不会找这份麻烦了。
我父亲的建筑设计办公室紧挨着我们的住所。在那里职员们为营造商绘制巨幅设计图样。各种图样都画在一种蓝色透明纸上,这种纸有一股特殊的气味,今天每当我回想起那个办公室时,仍忘不了那股气味。我父亲的建筑设计受新文艺复兴派的影响,而不走“青春派”①的路子。后来,柏林有影响的城市建筑师路德维希·霍夫曼的更为素净的拟古典风格,被他奉为圭臬。
1914年以前,我的父母有一辆夏季用的敞篷车和冬季以及在城里用的轿车。我对技术的爱好集中表现在我对这些汽车的兴望上。在战争刚开始时,为了爱惜轮胎不得不用千斤顶把汽车顶起来存放,但是只要司机对我们这些孩子有好感,他也会允许我们进车库去坐在汽车驾驶盘旁边。这是我在一个当时还谈不上技术化了的世界上对技术最初的陶醉。后来在施潘道监狱中,我不得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生活,没有收音机,没有电视机、电话或汽车,甚至不准我自已接触电灯开关;在监禁了十年之后

当我被允许使用电动擦地板器时,我又体验到了类似的欢欣之感。
1815年,我见识了那几十年来的另一个技术革命的成果。用来空袭伦敦的齐柏林飞船中的一艘停驻在曼海姆。船长和他的军官们不久就成为我家的常客。他们邀请我们兄弟三人去参观他们的飞船。十岁的我,站在那个庞大的技术产物前,爬进机器舱,穿过飞船内光线阴暗而神秘的过道,进到驾驶舱。黄昏时分,飞船出动,船长驾驶着它在我们房顶上空灵巧利落地绕一圈,舱里的军官们探出身来挥动从我母亲那里借去的亚麻布被单。之后,夜复一夜地我老是害怕飞船会着火烧毁,这样我们有的朋友就会丧生。①
我满脑子都是关于战争、前线胜败、士兵受罪的想象。晚上,我们有时远远听见凡尔登消耗战的隆隆炮声。我怀着稚气的强烈的同情心,宁愿好几夜睡在我那软床旁的硬地板上,似乎这样才能分担前线士兵的艰苦。
城里供应糟糕,我们也难免遭罪,过了一个净吃萝卜的冬天。
我们有钱,但是没有亲戚熟人住在供应较好的地区。尽管我母亲能够花样翻新,想出许多种萝卜的吃法,但我还是经常饿肚子,于是便把战前留下的满满一袋喂狗的硬如石块的饼干,偷偷摸摸地慢慢吃光了。敌机对曼海姆的空袭日见频繁,在今天看来,当时的空袭是相当无害的。一颗小炸弹炸中了附近一所房子。我童年时代的一个新阶段便由此开始了。
从1905年以来,我们就在海德尔堡附近拥有一所夏季别墅。一处采石场的斜坡上,据说建造附近海德尔堡宫的石头就是从这里开采的。斜坡背后是奥登瓦尔德起伏的丘陵,沿着山坡是些穿越古老森林的小道,偶尔可从森林中砍伐出来的蹊径间瞥见内卡河谷。此地平和安谧,我们有一所漂亮的花园,有蔬菜,邻居家还有一头母牛。我们在1918年夏迁居到那里。
我的健康状况很快就好转了。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大雪纷飞,我每天上学,往返都要走三刻钟的路程,回家时,常常跑步。因为战争刚结束,在这经济上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自行车。
在我去学校的路上,有一个划船协会的俱乐部。1919年我加入该协会,当了两年四人和八人赛艇的舵手。尽管我的体格还很瘦弱,但不久我便成为最勤学苦练的划手中的一个。我十六岁那年,升为学生四人和八人赛艇的领桨手,并参加了几次比赛。这样雄心勃勃,在我还是第一次。这种进取心激励我去做出成绩,而过去连我自己都未曾想过会有这等能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热情焕发。使我感到振奋的,与其说是有希望在划手们这个狭小的圈子里获得重视和尊敬,毋宁说是我可以用自己划桨的节奏去指挥其余的划手们。
诚然,比赛我们多半是输的。可是,输赢在于集体的努力,任何个人的过失都可不予计较。相反倒产生了一种行动与失灵全在集体的观念。这项运动的优点之一,还在于大家要严格承担节制生活的义务。当时,我瞧不起我同学中那些在跳舞，喝酒,抽烟上寻得他们第一乐趣的人。
我十七岁时,在上学的路上,遇见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那位姑娘。恋爱使我更加用功,因为我们相恋一年之后两人便相约,等我大学一毕业就结婚。我多年来长于数学,现在其他各科的成绩也有长进,成为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我们的德语老师，是一位热情的民主派,经常向我们朗诵自由派的《法兰克福日报》上的作品。要不是这位老师，我在学校仍然会完全不问政治,因为人们一向按照保守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们进行教育。尽管发生了导致魏玛共和国的革命,②可是在我们的头脑中,社会权力的分配和历来的权威,仍然还是上帝作出的安排。二十世纪初各地动荡的时局也对我们毫无影响。在家里也是这样,不谈政治。由于我父亲甚至早在1914年以前就已经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派,因此这种情况就分外显得离奇。每天早展他都急不可待地等着法兰克福日报》送到;每周他都要阅读批判性刊物《西姆普利齐西姆斯》③和《青春》。他持与弗里德里希·瑙曼④相同的观点,此人主张在一个强大的德国国内进行社会改革。1923年后,我父亲成为库登霍韦一卡勒吉的追随者,热心地提倡他们的泛欧思想。父亲确实是乐于同我谈论政治的,可是我却宁愿回避这类讨论,他也并不勉强。这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虽说是当时青年们的特征,他们由于战争失败、革命和通货膨胀而感到厌倦和失望;但这也有碍于我形成政治标准,形成据以作出政治判断的定见。我宁肯故意绕道经海德尔堡宫的公园去学校,在那里的梯田上停留几分钟,望着这个古城和宫殿的废墟出神。这种对倾颓的城堡和蜿蜒曲折的古代窄巷颇具浪漫色彩的特殊癖我至今未断,日后它表现在我热中于对风景画,特别是海德尔堡浪漫派作品的搜集上。
音乐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到1922年为止,我一直在曼海姆听年轻的富特温格勒,其后,听埃里希·克莱伯指挥的演出。那时我认为威尔第的歌剧比瓦格纳的更感人,普契尼的歌剧则讨厌之极”。相反,我却非常喜欢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一科萨科夫的一部交响曲,我觉得马勒的第五交响曲虽然“相当复杂,但是我很喜欢”。在看了一场戏以后,

,我发现格奥尔格·凯泽是“最重要的现代剧作家,他在他的作品中着力思考的是金钱的价值和力量问题”,看了易卜生的《野鸭》,我认为上流社会人们的性格荒唐可笑,这些人都是“喜剧性”的。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则增强了我对贝多芬的狂热。
我不喜欢家庭奢靡的社交生活,这不单在于青年人的桀骜不驯。我倾慕抨击社会的作家,我去划船协会或阿尔卑斯山协会的茅舍中寻找我更愿与之相处的伙伴,这些事都具有反抗的性质。按习惯,我应当在我父母所在的受保护的社会阶层中去寻求同伴和未来的妻子,我相反却到简朴的手工业工人的家庭去寻找。我甚至对极左派怀有自发的同情心——这种倾向却从未具体地表现出来过。任何政治义务我都拒不承担;尽管——例如在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区时——我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但不承担政治义务这一点仍一成不变。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中学毕业作文是全年级最佳的。尽管如此,当校长向毕业生致告别词说,现在,对于我们说来,“达到崇高业绩和荣誉的道路是敞开的”,此时,我心中暗自思忖,“对我就难说了。”
我是学校里数学学得最好的,因此,我想研究这门专业。但是我父亲用令人信服的理由反对这种打算。如果我不对他让步的话,我便非成一个不懂逻辑的数学家不可。第二种选择,便是当建筑师,这自然从我章年时代起就吸引着我。于是,我决定同我父亲和祖父一样将来成为一名建筑师,这使我父亲欣喜万状。
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就读于附近的卡尔斯鲁厄高等专科学校。我选这个学校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因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我每周都要让家里汇钱来,到了周末,数目大得惊人的一笔钱便化为乌有。1923年9月中,我骑自行车旅行到黑森林,从那里写信说:“这里的物价真便宜!住宿费四十万马克,晚饭一百八十万马克，牛奶二十五万马克半升。”六个星期以后,在通货膨底终止前不久,饭馆里一顿正餐要花上一百亿至二百亿马克,就在学生餐厅吃一顿也要十亿多马克。买一张戏票,我得花三亿到四亿马克。
这场金融灾难终于迫使我家把我先祖父的商号和工厂卖给了另一家公司,价款的一小部分用“美元国库债券”支付。此后,家里每月汇给我十六美元。这样一来,我就完全不用操心,而且可以过极舒服的日子。
通货膨胀告终后,我于1924年春转到慕尼黑高等专科学校。尽管我在这里一直读到1925年夏季,而希特勒从监狱释放出来后,又在1925年春制造了一场骚乱,可是我并没有注意到他。我给我未婚妻的一些长信中,只是谈及我如何学习到深夜,以及我们的共同目标:在三,四年内结婚。
1925年秋,我同一批在慕尼黑学建筑的大学生一起进入柏林夏洛滕堡的高等专科学校。我选珀尔齐希教授当我的导师,但是他规定了他开的设计研究班的学生人数。我因自己绘图天赋不高而未被接受。总之,我已开始怀疑自己是个成不了材的建筑师,因此我未被接受并不使我感到意外。第二学期,海因里希·特森诺夫教授应聘前来柏林任教。他是小城市手工艺风格的提倡者,赞成以最简省的方法来表达建筑设计构思。“把浮华的东西缩减到最少限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要素。”在完成考试后仅半年,我就当了他的助教。特森诺夫教授成了我的第一个催化剂,即对我起促进作用的人,直到七年以后,他才被另一个更强有力的人物所代替。
我对我们的建筑史老师丹尼尔·克伦克勒教授也非常尊敬。他生于阿尔萨斯,是一位有献身精神的考古学家,也是一位易动感情的爱国者。在一次讲课中,当他把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图片拿给我们看的时候,竟失声痛哭起来,课也讲不下去了。⑤
二十年代的柏林生活,给我求学时代提供了令人鼓舞的丰富多采的场景。许多剧院的演出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其中有马克斯·赖因哈特导演的《仲夏夜之梦》,伊丽莎白·贝格纳演出的肖伯纳的《圣·琼》,帕伦贝格演出的皮斯卡托尔改编的《施魏克》。但是沙雷尔的夸张的时事讽刺剧也使我入迷。另一方面,我不喜欢瑟西·德米尔的华而不实的风格——没料想在十年后我自己更甚于他在电影导演上的浮华风格。作为一个学生,我认为他的电影是美国电影令人兴趣索然的例证。
但是,使所有这些印象黯然失色的,是贫困和失业现象。施彭格勒的《西方的衰亡》使我确信,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类似罗马帝国末期的衰亡阶段:通货膨胀,道德败坏,德国软弱无力。他的论文《普鲁士主义和社会主义》,我读后尤为感动,因为它表达了对贪图享乐和舒适生活的鄙视。在这一点上,施彭格勒和特森诺夫的理论是一致的。但是我的老师与施彭格勒相反,他寄希望于未来。他讥讽那时流行的“英雄崇拜”。
修完九个学期,1927年夏我通过了建筑师文凭考试。第二年春天,我二十三岁时,成了我们学校最年轻的助教之一。这个职位使我有了结婚的可能。我们没有去意大利度蜜月,而是带着小艇和帐篷穿越梅克伦堡僻静的、森林密布的湖泊区。我们泛舟施潘道湖上,这里离我日后将度过我一生中二十年的施潘道监狱只有几百米之遥

注释:
①“青春派”(Jugendstil)，系十九世纪末在德国艺术界产生的一种以反对历来的艺术风格为宗旨的运动，并因这一派人在慕尼黑办的杂志《青春》而得名——译者
①(这是第二个①):由于损失沉重，不得不于1917年停止飞船空袭
②:指1918年11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遭到失败，资产阶级重新获得政权，进入魏玛共和国时期，直至1933年希特勒攫取政权——译者③:《西姆普利齐西姆斯》(Simplicissimis)是阿尔贝特·朗根与1896年在慕尼黑创办的讽刺性图画周刊，它无情地鞭挞社会弊病——译者。
④:弗雷德里希·瑞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德国社会政治学家，鼓吹基督教和民族社会主义，以及社会帝制——译者
⑤:斯特拉斯堡于1918年划归法国——译者

第二章
职业和天命
我们的高等专科学校那时也是国社党活动分子的一个中心。少数学建筑的共产党学生为珀尔齐希教授的研究所吸引,而国社党学生则聚集在特森诺夫周围,即使他曾经是、现在也还是希特勒运动的公然的反对者,可是在他的理论同国社党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没有明说和并非故意的类似之处。特森诺夫没有明确认识到这些类似点。要是他想到自己的思想和国社党的观点之间有某种亲缘关系的话,那无疑会使他感到毛骨悚然的。
且不说别的,特森诺夫讲授道:“风格来自人民。人们热爱自已的祖国,这是不言而喻的。国际性的文化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真正的文化只能来源于一个民族的发源地。”(1)
希特勒也是谴责艺术国际化的。国社党的信条是,复兴的根源在于德国本土。
特森诺夫痛诋大都市,颂扬农民的美德:“大都市是个可怕的东西。大都市是新与旧的大杂烩。大都市即争斗,野蛮的争斗。凡是安适愉快的都应留在那些大城市之外,……凡是城市生活方式与农民相接触的地方,农民精神就荡然无存。糟糕的是,人们再也不能从农民的立场来考虑问题了。”希特勒也如出一辙地反对大城市里对道德的腐蚀。他警告人们注意文明的邪恶影响,说这种影响已经危及人的生物本体。他还强调一个健康的农民阶层作为国家的一个支柱的重要性。
希特勒善于领会当代思想意识中存在的这一些和另一些思潮,尽管许多这类思潮尚处于混乱状态,难以把握,他却善于明白地把它们表述出来,并利用来为他的目的服务。
国社党大学生在我替他们改卷子的时候,经常把我卷进政治讨论中去。激烈地争辩的自然是特森诺夫的思想。我借用我父亲的语言所能提出的无力的反对意见、都被这些能言善辨的大学生轻易地驳斥得体无完肤。
当时的青年大学生主要是从极端派那里寻求他们的理想信念,而希特勒的党恰恰是投这激动不安的一代的理想主义之所好。难道特森诺夫不也在为这一代人接受该党信仰推波助澜吗?大约在1931年,他说:“势必会出现那么一个人,他的思想非常简单。而现在,人们的思想已变得过于复杂。一个没有教养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农民,将会轻而易举地解决一切问题,因为他还未受腐蚀。他也会有力量去实现他的简单想法。”①这番玄妙深奥的话在我们看来仿佛预示着希特勒的来临。
希特勒预定要向柏林大学和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发表演说。我的学生们约我同去参加。我当时还不信服他的主张,但已不再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我也就同他们一起前往。会场设在一个叫做“兔场”的啤酒厅内。墙壁龌龊,楼梯狭窄,场内凌乱不堪,真是一个穷地方。这是工人们经常举行啤酒酒会的场所。会场挤满了人。看来几乎所有的柏林大学生都想见识此人,他的信徒对他是那样五体投地,而他的敌人对他又是那样恨之入骨。为数不少的教授受到优待,坐在没有任何布置的讲台正中的座位上。他们的光临给这次集会增添了份量,使它获得了过去从未得到过的社会承认。我们几个人也得到讲台上的好座位,离演讲人小桌台不远。
希特勒入场,受到学生中他的众多信德们暴风雨般的欢呼，这种热烈情绪本身就给我留下巨大的印象,但是他的外表也出我意料。在招贴画和在漫画上,我看到他穿着军装,佩戴肩章和万字臂章,兽鬣似的长发披在前额上。但是在这朋,他穿一套合身的蓝色服装,突出地显得体面而有身份,一举一动都给人留下明理谦虚的印象。后来我才了解他十分——自觉地或凭直觉地——懂得使自己适应周围的环境。
演说刚进行几分钟他就有点欲言又止似的打算就此结束,接着,他以低微的声音,踌躇地,还有点怯生生地,不象是演讲,倒象上历史课似的讲下去。他的这种姿态,对我具有某种吸引力;这种姿态同我根据他的政敌所作的种种宣传而预期会目睹的形象,即希特勒是一个歇斯底里的煽动家,一个身穿军服,打着手势、尖声怪叫的狂人之类截然相反,因此对我也就更具吸引力。他甚至不为阵阵喝采声所动而改变他坚定沉着的语调。
他好象在公正而坦率地陈述他对未来的担忧。他的冷嘲热讽为一种自信的幽默感所冲淡,他那种德国南方人的魅力使我愉快地想起我的故乡。一个冷酷的普鲁士人是决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使我着迷的。希特勒开初那种腼腆神态很快就消失了,现在他间或提高声调,以更强的语气,以打动人心的说服力讲着。他的神态语调比演讲本身给人的印象远为深刻,而他演讲的内容我当时就记不得多少。
此外,我被那种热情所鼓舞,这种可以确实感受到的热情推动演讲者一句又一句地讲下去。这种热情驱除了任何怀疑和保留的看法。反对者根本没有机会讲话。这样一来,就产生了(至少是暂时产生了)大家一致同意的假象。最后,希特勒似乎不再是为让听众信服而讲话;他似乎更象是深信自己在表达此刻已经变成一个整体的听众期望他说的话。似乎任意指挥德国两个最大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和部分教师,乃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那天的晚上他还不是免遭一切批评的绝对的支配者,他仍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
会后,另有一些人喝着啤酒议论那

注释:
①:此段引文系本人(施佩尔)的记忆
②:纳粹党把全国划分为若干大区(Gau)，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的三十四个选区，每个大区设一个区长(Gauleiter)，由希特勒任命。下为分区区长(Kreisleiter)。——译者
③:1933年之后，在这次会上所有对特森诺夫提出的指控，以及特森诺夫与出版商卡西雷尔及他那个圈子的关系，都被当作他的罪名。他在政治上受到怀疑，并被剥夺教职。但是亏得我的优越地位，使我得以说服教育部长让他复职。他保持他在柏林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席直至战争结束。1945年后，他的声望大增。他当选为柏林技术大学首批校长之一。特森诺夫在1950年从新勃兰登堡写信给我妻子说:“1933年以后，施佩尔与我完全成了路人，但是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友善温厚的人。”
(1):这一段和下面一段引语，引自特森诺夫的一个名叫沃尔夫冈·荣格尔曼的学生在1929年到1932年听他讲课所作的笔记(未发表)

第三章
联轨点
在追述那些岁月时,如果主要谈我的职业生涯、我的家庭和我的癖好,那末,我会描述得更准确一些。因为我新近才对政治发生兴趣,它在我思想中只占附属地位。我首先还是一名建筑师。
由于我有一辆小汽车,于是便成为刚建立的国社党机动车驾驶者联合会会员;又因为这是一个新组织,我一加入便当上我家住地、柏林市郊万湖的支部负责人。当时我首先考虑的远不是认真地参与党的政治活动。碰巧在万湖,也就是在我那个支部,唯有我一个人拥有汽车,其余的人都想在他们梦寐以求的“革命”一旦发生时搞它一辆。为此,他们已事先打听好在这个市郊有钱人住的别墅区哪家有适合“起事日”用的小汽车。
这一党内职务使我有时去西分区党部造访,该分区区长名叫卡尔·汉克,是个年轻的磨坊学徒,头脑简单,但善于领悟,精力旺盛。他刚好在豪华的格吕内瓦尔德租了一幢别墅,打算将来作为分区组织所在地。因为于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获胜后壮大了的国社党,力图摆出一副与自身地位相称的体面气派。汉克要我把这幢别墅修整一番,自然是不给报酬的。
我们商量了糊墙纸、帷帘和涂色这些事情。这位年轻的分区区长根据我的建议选择了鲍豪斯①制作的糊墙纸，虽然我曾指出这是“共产党的”糊墙纸。他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表示不必有这种顾忌,并说,“我们每一样东西都要选最好的,即使出自共产党人之手。”他这番话说出了希特勒及其工作班子已实行了多年的做法,即不考虑意识形态而从各方面把能指望得到成效的一切部搜集拢来,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也要视其对选民发生怎样的影响而作出抉择。
我让人把门厅刷成鲜红色,办公室刷成深黄,挂上深红色窗帘,使屋子显得生气勃勃,对我来说,这一项工作实现了我长期被抑制着的在建筑实践上一显身手的愿望,我要借此表现出一种革命精神来,但是得到的评价却相当不一致。
1932年初,助教的薪水削减了,这是为平衡普鲁士邦紧张的预算而作出的一个小小表示。处处都见不到大型的建筑项目,经济局面毫无希望。当了三年助教,我们感到腻了。我的妻子和我决定放弃担任特森诺夫的助教的职位,并迁到曼海姆去。管理本家房产,将使我们在经济上有所保障,而我便可以认真地开始我的建筑师事业,在这一事业上我迄今犹默默无闻。
以“独立开业的建筑师”身份给曼海姆附近的公司商号以及我父亲业务上的朋友寄出大量信函,不过,这自然是白费劲,因为在一个管造商会聘请一个二十六岁的建筑师。当时,甚至世代
在曼海姆开业的老建筑师也无人委托。我还打算通过参加设计竞赛来引起人们对我的注意。但是我最多得到三等奖,并卖出几份设计,在这惨淡的岁月里我在建筑上唯一的洁动,就是重建我父母的一处房屋的仓库
当1932年7月31日选举的准备工作开始时,我的妻子和我便到柏林去,以便多少感受一下令人兴奋的选举气氛,如果可能,也帮着出点力,由于我在职业上依然前途渺茫,使我对政治(或者是我所认为的政治)增了兴趣,我愿意为希特勒选举获胜尽犬马之劳。这次在柏林只打算作数日逗留,因为我们还要从柏林出发到东普鲁士湖区作久已筹划好的橡皮帆布艇之游
我驱车到柏林西分区国社党机动车驾驶者联台会领导人维尔·纳格尔处报到,他派我担任联络柏林各市区党的网点的信使工作。当我为此驱车进入被“赤色分子”所把制的各市区时,我感到极不痛快，在那里,受人监视的纳粹党特派小组,住在简直象洞穴似的公寓的地下室里,这同住在纳粹控制区的共产党前哨站的处境完全一样。当时最危险的地区之一,阿比特区有一名特派小组组长,他那张因彻夜不眠,操劳过度而憔悴不堪的脸,我永远也不会忘怀。这些人为某种想头,敢冒危险,牺牲健康,却不知自己已被利用来为一个拼命想攫取权力的人的荒唐图谋尽力。
希特勒预定1932年7月27日在埃伯斯瓦尔德参加一次早晨举行的集会后飞抵柏林一施塔肯机场,我被派开车将一名信使从施塔肯送到举行下一集会的地点勃兰登堡体育场去。一架三个发动机的飞机盘旋降落。希特勒和他的一些同事和随从人员走下飞机。除了我和一名信使之外,飞机场几乎没有别人。我有礼貌地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我看见希特勒因为小汽车还未来到而训斥他的一个随行人员。他恼怒地来回走着,用一根狗鞭子抽打他的高统皮靴,给人的总的印象是一个牌气不好,十分任性、待人粗暴的人。
这个希特勒同在大学生集会上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个镇静沉着、举止文明的希特勒判若两人。尽管我对这件事没有多加思考,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令人触目的多种脸谱。他有惊人的演员的直觉,能在公共场合变换他的面孔举止以适应改变了的环境,而在与他的密友、侍役或随从相处时则原形毕露。
汽车开来了，我让信使坐进我那格格响的双人座敞篷车中，希特勒的车队出发前几分钟以最高速度开走。在勃兰登堡,靠近体育场的人行道被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所占据。由于我的座客身穿国社党制服,群众的态度变得很粗鲁。几分钟后当希特勒

希特勒代替我回答说:“对,是我的。
进餐时,希特勒第一次问及我几个有关个人的问题。他这才发现设计5月1日大会装饰的是我。“那末纽伦堡的也是您设计的啰?是有一位建筑师带了设计图样来见我!对了,就是您!…我没料想到您能如期盖成戈培尔的那幢房屋。”他没有问我是不是党员。我似乎觉得,对于艺术家,他不大在乎这一点。他不问政治方面的问题,而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我的出身,我当建筑师的经历以及我父亲和我祖父设计的建筑
几年后,希特勒在提到这次邀请时说:“在我们一起视察时,您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正在物色一位我能够把自已的建筑计划托付给他的建筑师。我要的是年轻人;因为您知道这些计划远垂后世，我希望有一个人即使在我死后也能凭我授予的权威继续干下去。我已经看中了您。
过去几年,我劳而无功,到这时,已经二十八岁了,心中怀着强烈的欲望,想有一番作为。为接受建筑一所大厦的任务,我会像浮士德一样出卖自己的灵魂。现在我找到了我的靡非斯特⑧他的诱惑力似乎不亚于歌德笔下的那个魔鬼。

注释:
①:鲍豪斯( Bauhaus),由德国现代派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Gropius3B3-1363)于1919年建立的一所建筑学院。格罗皮乌斯于1938年去美国，在哈佛大学任教——译者
②:党内往往就用博士来称呼戈培尔，在那时的党员中间简直就没有几个哲学博士。
③:詹斯·琼斯(James H.Jeans,1877-1946),英国数学家、天体勃理学家、宇宙进化论者,——译者
④:指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德国的虚假繁荣时期。——译者
⑤:特别是在早期,希特物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利用了他所接管的
现存机构。在行政管理部门中,旧公务人员照旧供职。希特勒在旧帝国陆军和德国国防军的人材中发现他的军事领导人。有关劳工的实际事务仍然部分地掌握在旧工会官员手中。后来(于我在工业企业中采用自行负责制以后),出力使军备生产从1942年起猛增的那些工厂负资人,不言而喻就是在1933年以前就已闻名的那些人。值得注意的是,更大的成功的获得,是由于这些旧有的、经过考验证明有效的机构和从中精选出来的官员同希特勒的新制度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无疑只是一个过渡阶段。顶多在一代人之后,老的领导就会被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在“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骑士团城堡”(训练纳粹领导人员的专门学校)训练出来的新的一代所代替。甚至在党的圈子内也常常认为这种学校训练出来的人过于冷酷、过于傲慢。
⑥:指当时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中央党部所在地
⑦:希特勒是党员中唯一佩戴金质“最高权力徽章”(一只鹰用爪子抓着一个万字)的。所有其他人则佩戴圆形党徽。但是希特勒的上装与一般人穿的没有什么不同。
⑧: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
(1):参见《新总理府》，国社党中央出版社，慕尼黑(无出版年份)

第四章
我的催化剂
我生来勤奋,但是总需耍有一股特殊的推动力方能施展新的才干和增添新的精力。现在我找到了我的催化剂;我不可能再遇上比希特勒起更强有力的促进作用的人了。他以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把我全部力量激发出来。
于是,我放弃了我原来的生活中心一一家庭。由此起,我为希特勒所迷而不能自解,在他的吸引和激励下,工作占有了我,而不是我在左右工作。希特勒善于驱使他的助手竭尽全力。他常说:“目标越高,人就越有长进。”
在施潘道监狱服刑的二十年间,我常常自问,如果我认清了希特勒的真面目以及他所建立的政权的本质,我会怎样做。答案是平常的,同时又令人沮丧:我身为希特勒的建筑师这一地位,仍然很快会成为我所不可缺少的。因为不到三十岁的我,就看到了一个建筑师梦寐以求的锦绣前程。
此外,我对待工作的狂热使我把本该考虑的问题撤在一边。成天忙碌,使我不再去思考许多令人困惑的事情。当我写下这一段回忆时,对这种情形我越来越感到吃惊,更使我愕然无语的,恰恰是在1944年以前,我很少有(事实上几乎没有)时间对我自己和自已的作为稍加反省，也从来没有回过头来思考一下我自己的生存。今天，在我回忆往事时，我经常感觉到那时有某种东西使我离开地面，脱离了我所有的根基，而受无数异己的力量所控制。
普通党员被教导说,大政方针极其复杂,是非曲直非尔等所能判断。这些人因此感到有人代表着自己,并且也从来没人要求他们承担个人的责任。这个制度的全部结构是为了防止出现良心冲突。其结果就是在这些思想习惯雷同的人们中间,一切谈话和讨论都很枯燥无味。谈来谈去,无非是证实彼此间意见一致,这实在令人厌烦
更糟糕的是只准各人自扫门前雪。这是毫不含糊地提出的要求。每个人只能在他自己那一界——如建筑师、医师、法律学家、技术人员、军人、农民——中间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有所属的职业性团体,叫做会馆(医师会馆,艺术会馆),这个名称确切地表述了将人们封闭在一个个用高墙互相隔绝的生活区域内。希特勒的制度持续得愈长久,人们的思想就愈加仅限于在这种孤立的会馆内活动。如果这种安排继续几代人的话,我认为,单是这一点就会使整个制度衰竭,因为我们也已进入了某种“等级社会”。这种做法与1933年宣布的“人民公团”之间的矛盾一直使我吃惊;因为这种安排,否定了或者大大阻碍了一度许诺过的平等待遇的实现。最终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完全孤立了起来的个人的社会。一切由“元首考虑和安排”,这句话今天听来可能象一句空洞的口号,但当时对我们来说就决非如此。
我们从青年时代起,环境就使我们易于接受这些思想。我们所行的原则还是从“官厅国家”(若非极权主义的也属于专制主义的德意志帝国)那里获得的,而且是在战时法律强化了这个国家专制主义性质的年代里获得的。也许正是这些经历给我们做思想准备,就象士兵服从一个思想一样,去服从现在在希特勒的制度下重新遇到的一个思想。我们生来就习惯于遵守严格的社会秩序。与此相比,魏玛共和国的自由主义性质,在我们看来,显得松松垮垮,很成问题,因而不值得追求
为能被我的主顾随叫随到,我在离总理府几百米远的贝伦街上租了一位画家的工作室作为我的办事处。我的助手无一不是年轻人,他们毫不考虑自己的私人生活,从早工作到深夜。我们一般吃几片夹肉面包就代替了午饭。夜里将近十点,我们才筋疲力尽地结束一天的工作,到附近的法尔茨人酒店吃一顿便饭,在那里我们又谈论一遍白天的工作。
希特勒并没有立即委托我设计大的建筑。我继续从他那里接受一点应急任务,他显然认为我擅长的主要在于一个“快”字。以前的总理办公室是在办公大楼的二楼,有三扇窗户朝着威廉广场。在1933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几乎总有一群人集聚在那里叫喊着要求见元首。结果,使得希特勒无法在这间屋里工作;他也很不喜欢这个房间。“太小了!六十平方米,只够我的一个助手用。要有一位国宾来访,我同他坐到哪里去呢?坐在这块小旮旯里吗?这张写字桌的大小只适合我的办公室主任用。”
希特勒要我把一个朝花园的大厅改建成他的私人办公室。尽管他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他还是在这间新办公室里呆了五年。甚至在他后来搬到1938年建成的新总理府之后,他还是不满足。根据他的指示和我的计划,应于1950年建成一座一劳永逸的总理府,它将包括一个供希特勒和今后数百年内他的继任者们使用的大办公厅,面积达九百六十平方米——比他前任的办公室大十六倍。但是在我与希特勒面谈后,我又在这个大厅里附设一间私人办公室,面积仍约六十平方米。
再说那间旧办公室,在新办公室改建成后,希特勒不准别人占用,因为他要从这里走上他让我十万火急赶建的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阳台”,以便于在群众面前露面。希特勒踌躇满志地对我说:“窗户实在太不方便了,我不能让人们从各个角度都看得到我。我毕竟不能过于把身子探出窗外去。”但是第一座

理府的建筑师,柏林高等专科学校的爱德华·约布斯特·西德勒教授,抗议我们糟蹋了他的作品;德国法院首席法官拉默斯证实说,我们增建阳台系属侵犯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权。希特勒轻蔑地驳回这种指责说“西德勒把整个威廉广场都破坏了。那座建筑物象一家肥皂公司的
办公楼,而不象德国的中枢。他是怎么考虑的?我还会让他来修建这个阳台吗?但是他给了这位教授另外一个任务,以资抚慰。
几个月后,修建高速公路的工程刚开始,我替修路工人盖了个工房区。希特勒不满意至今为止对工人的安顿条件,并要我设计一种可应用于各工地的标准工房式样:有象样的厨房、洗脸间、淋浴室,有休息室和住房,每间两张床位。这无疑要比通常的工地工房有了很大的政善。希特勒对这种样板工房的细节都一一过问,还让我汇报此事对工人起了什么影响。这正是我所想象的国社党元首所应有的态度。
在整修总理府竣工以前,希特勒一直住在办公大楼顶层国务秘书拉默斯的房间里。我经常同他在这里共进午餐或晚餐。晚餐时,希特勒贴身的随从人员多半在座,有他多年的司机施雷克,党卫军卫队司令泽普·迪特里希,新闻发布官奥托·迪特里希博土他的两个副官布吕克纳和绍布以及他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由于桌子最多只能坐下十个人,因此也差不多坐满了。共进午餐的,则主要是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老同志,如阿曼、施瓦茨、埃塞尔或大区区长瓦格纳。韦林也经常来,他是戴姆勒尔–本茨
公司慕尼黑分公司经理,是希特勒私人汽车的供应人。内阁成员很少来，我也很少看见希姆菜、罗姆或施特赖歇尔,但是戈培尔和戈林却经常来。甚至在那时，总理府所有的官员就已统统被排除在外。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甚至拉默斯也从来未获邀请，尽管希特勒使用着他的房间；这肯定是事出有因的，
因为在这个圈子里,希特勒常常打趣地谈到他一天的经过。他利用这些聚谈的时刻来消除办公一天后精神上的紧张。他爱讲自己如何善于摆脱官僚主义的控制,而在他担任德国总理的工作中官僚主义有使他窒息的危险。他说:“开初几周内,样样小事都要交给我作决定。我每天都见办公桌上放着几堆公文,不管我多么使劲工作,公文却不见减少。最后,我彻底纠正了这种荒唐的事情。如果我继续这样干下去,我将一事无成,因为那些琐事简直使我没有时间去思考问题。当我拒绝看文件时,他们对我说,这样会贻误重要的决定。但是只有这样才使我有可能去考虑我正要作出决定的大事。用这个办法,我便支配了发展进程,而不是让官员们来支配我。”
有时他还谈到他的外出旅行:“施雷克是我所能想象的最出色的司机,我们汽车的增压器也好到可以达到一百七十。我们常常开得非常快。但是近年来,我告诉施雷克不要超过八十。如果我出了什么事,那怎么得了。逗弄美国人的大型轿车,那才有趣咧!我们紧紧跟在它们后面,直到它们想甩掉我们。这些美国车同一辆梅塞德斯牌汽车相比,不过是些**。它们的发动机不灵,不一会儿就过热了,美国车只好开到路边,车上的人垂头丧气。活该！”
每晚总要架起一台原始的电影放映机,放映新闻片和一、两部故事片。起先,仆人们根本没有掌握这种机器。经常是画面颠倒或者断片。遇到这种情形,希特勒并不太在乎,他的副官们反倒狐
假虎威,大声责骂他们的下属。
影片总是希特勒同戈培尔商量选择的。通常就是柏林电影院正在上演的影片。希特勒喜欢娱乐片、爱情片和社会片。凡是埃米尔·雅宁斯和海因茨·吕曼、亨尼·波尔滕、利尔·达戈弗尔、奥尔加·契诃娃、扎拉·勒安德尔、燕妮·尤戈等人演的片子,都尽快弄来演。配有大歌舞因此能看到女人大腿的时事讽刺短片
他看后准要鼓掌叫好。我们还常常看外国电影,包括在德国禁止公演的那些影片。体育片和登山运动片很少放映,动物片,风景片、国外旅行记录片从未演过,希转勒也不喜欢由巴斯特·基顿或查理·卓别林主演的滑稽片,而我当时却很爱好。德国的电影生产数量还远不能供应我们每天看两部新片。因此许多片子常常放映两次或两次以上。有趣的是,这些重复放的片子没有一部是悲剧片,而经常是场面富丽堂皇的或是希特勒所喜欢的演员们主演的。他的偏爱和每晚看一至两部电影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战争开始。
1933年冬的一次午餐时,我碰巧坐在戈林旁边。“是施佩尔给您修的房子吗,我的元首?他是您的建筑师吗?我不是他的建筑师,可希特勒却说是。“那么请同意让他也替我把房子整修一下吧。”希特勒表示同意,而戈林简直就不问一问我的意见,饭后便用他的大型敞篷轿车把我拉到他的住所,仿佛我是他珍贵的战利品似的。他自己挑选的这所房子,原来是普鲁士商业大臣的官邸,系普鲁士邦于1914年以前耗费巨资修建的一所官殿,位于来比锡广场后面的一所花园中。
就在几个月前,根据戈林本人的指示,这所宅第刚花了一大笔普鲁士邦的经费修建完毕。希特勒也曾去看过,他不赞同地评论道：“太暗!怎么能住在这样黑咕隆冬的地方!您把它同我的教授的大作比较一下吧!一切都是明亮、清晰和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