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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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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州伊斯兰教研究
作者:李兴华
  摘要:本文首先概述了定州历史,接着概括了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探讨了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然后根据元至正八年碑正文及碑阴重点研究了伊斯兰教在元代定州兴盛的有关情况。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利用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代文(碑文)、物(建筑物)皆有所存的优势,对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名、寺之建筑规制、寺之管理制度的历史变迁,尤其是建筑成就上。同时对清末民国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也有所涉及。最后存目式的列举了现知定州各清真寺的碑刻匾联等文物。
  关键词:定州伊斯兰教;历史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B96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586(2007)02—0093—14
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朝夕亦不废礼。但府第之兑隅,有古刹寺一座,堂宇止三间,名为礼拜寺,乃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其创建不知昉于何时,而今规模狭隘,势难多容,众欲有以广之,而力弗逮者数十年。
  ——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重建礼拜寺记》
一、定州历史概述
定州,现为县级市,为河北省保定市所辖3区4市18县中的一个市。战国时为中山国国都。秦时归山东北部恒山郡管辖。两汉时在这里置中山国,也称中山郡,治卢奴县。后魏仍称中山郡,开始于郡置定州。高齐改州治卢奴县日安喜。隋改定州日博陵郡,治鲜虞。唐仍称定州,治安喜。
  唐贞观十九年(645年)二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发征高丽。三月,至定州,留皇太子监国。
  唐开元十四年(726年),唐在定州置北平军,以备突厥。
  唐开元二十年(732年),唐以幽州节度使兼河北采访制置使,增领包括定州在内的16个州及安东都护府。
  唐天宝元年(742年)一月,改定州为博陵郡。继之以十节度之一的范阳节度统北平军屯博陵郡。
  定州在唐代系北方丝织业中心。定州所产罗、绸绫、瑞绫、独窠绫、两窠绫、二色绫等六种产品最为著名,为皇家的贡品。部分产品则通过丝绸之路出口至西域。定州之桑蚕业在唐代亦为北方最盛。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叛。唐太原尹杨光翙被何千年等杀害于博陵郡,博陵郡遂落入叛军手中。
  唐天宝十五载(756年)二月,李光弼、郭子仪兵出井陉,与贼将史思明战,大破之,进取郡县十余。六月,李光弼与史思明战于常山东之嘉山(今河北曲阳县境),大破之,斩获数万计。思明又南攻九门,亦败,遂还奔博陵。李光弼围博陵,唐军声势大振。后潼关失守,唐玄宗西逃,李光弼围博陵不下,闻潼关失守,遂撤军南下,河北复为叛军所据。九月,唐遂遣使赴回纥借兵。
  唐至德二载(757年)九月,(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李俶及郭子仪统朔方、安西、回纥、南蛮、大食之众20万东向讨贼,很快收复西京。十月,收复东京。收复东京之回纥兵在东京收府库积帛,又大掠三日而去。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恒州(今正定)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唐以张为成德军节度使,赐张忠志姓名为李宝臣。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安史之乱结束。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便与魏博镇(治在今河北大名东)、卢龙镇(治在今北京)一起成为唐之河朔三镇。而河朔三镇在此后唐的诸藩镇中力量最强。定州则开始处于唐后期的藩镇割据之中。
  唐建中三年(782年),为分散成德镇的势力,唐一方面在定州置义武军,另一方面则以成德节度使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
  唐贞元四年(788年),回纥改称回鹘。
  唐贞元六年(790年),安西、北庭与中原阻隔,奏事必须假道回鹘。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回鹘使者与摩尼师同来京师。摩尼教(明教)传人中原。后摩尼教曾在洛阳、太原建寺。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长达50余年的河北节度使割据局面告一段落。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举兵入援长安。第三年,唐以其为京城东面都统。
  唐中和四年(884年),黄巢起义失败,唐王朝名存实亡,各藩镇又开始互相兼并。定州则成为宣武节度使朱全忠(温)、卢龙节度使李可举(后为刘仁恭)、成德节度使王镕、义武节度使王处存等争夺的重点城市之一。
  唐光化三年(900年),包括定州在内的河北诸镇均开始服从于朱全忠。
  唐天祐四年(907年)四月,朱温即帝位,国号梁,是为后梁太祖。定州自此便为五代十国之后梁统治范围。
  后梁贞明七年(921年),义武节度使王处直恐镇州亡而定州孤,召契丹为援。王之养子王都与将士便囚处直,于是晋王便以都代处直。契丹阿保机乘机南下破涿州,围定州。而晋王则自镇州往救。
  辽天显四年(929年),定州都指挥使马让能投降后唐,开城门迎王晏球入定州,王都举族自焚,城内2000契丹兵全部被擒,契丹奚部酋长托辉被斩。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辽军会北汉兵南下攻镇、定二州。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率军前往抵御,军至陈桥驿,众将拥赵为帝,国号宋,后周亡。
  宋建隆二年(961年),诏执易、定节度使孙行支,削其官,功归私第。
  宋开宝二年(969年),辽军援北汉,途经定州。宋将韩重陈兵于曲阳嘉山,大破其众,辽军败走。次年辽军又至,双方战于满城,辽军又败。
  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在高粱河之役中战败,遂于7月9日退至定州。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设都部署于定州,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屯兵扩之。
  宋咸平六年(1003年),诏改定州营田务为屯田务。
  宋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双方缔结“澶渊之盟”,以易水、白沟为界,互不侵犯。
  宋庆历二年(1042年),建定州北平寨为北平军。
  宋至和二年(1055年),定州开元寺塔(料敌塔)建成。
  宋元祐八年(1093年),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苏轼出知定州。
  宋靖国元年(1101年),蔡京与宦官童贯结交,得复官,知定州。
  宋政和三年(1113年),升定州为中心府。同时升苏州为平江府,润州为镇江府。
  宋宣和三年(1121年),金军南下,围中山府,不能下,越之而南。次年(1122年),宋欲以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与金议和。
  宋宣和七年(1125年),宋欲以置总管于中山挽败局。而金南侵定州,不能下,遂南下,破真定。
  宋政和、重和、宣和年间(1111—1125年),定窑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发展至鼎盛(定窑遗址在今曲阳县境内,创烧于唐,金元以后衰落)。
  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人陷中山府。由于中山受围多年,城中损失极为严重。
  金贞韦占元年(1213年),蒙古破中山府。次年,成吉思汗车驾次中山府,敕扈从军所践禾稼酬之。此后,中山时归蒙古,时又弃蒙古归金,直至蒙古人统一北方。
  元时,此地仍袭称中山府,隶属中书省真定路。初领祁(今安国)、完(今完县)二州,太宗十一年(1239年),割二州隶顺天府,遂为隶真定之散府,领安喜、新乐、无极三县。
  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九月三十日,常遇春率明军10万沿太行山东侧南下克中山,以指挥董勋守之。
  明洪武二年(1369年)正月,中山府改日定州。次年,以州治安喜县省入。北有溏水,南有沙河,西北有倒马关守御千户所。景泰二年(1451年)置关,与紫荆、居庸为内三关。北有清风店巡检司。领新乐、曲阳二县。
  明建文三年(1401年)八月,燕军将领刘荣围定州。九月,燕王亲率轻骑入定州。
  十月,燕王忽自定州回军。定州在燕王控制北方战斗中地位显著。
  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秋九月,明武宗车驾幸定州。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夏四月,兴献王子厚熄(武宗从弟)继皇帝位,驻跸定州。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春二月,敕中使往定州,整备粮料草束。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清军攻保定不下,遂南下连陷定州等48州县,定州人施承先(大同副将,时在家)及其弟施承功,率家人巷战而死,妻子亦全部殉难。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部刘方亮率军自晋出娘子关北上趋北京。正定以北、保定以南所过州县皆不战而降。
  定州之志自明万历四十一年来,未有起而修之者。明末城陷,民庐学舍,鞠为茂草;掌故之家,其芜没于兵销戎践者久矣。志固无考也。
  清雍正二年(1724年),定州与冀、赵、深、晋四州一起被升为五直隶州,辖曲阳、深泽二县。
  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乾隆十一年(1746年)、十五年(1750年)、二十六年(1761年)、四十六年(1781年)、五十一年(1786年),清帝六次西巡或南巡中驻跸定州。
  清乾隆三年(1738年),始建定州贡院(也称考棚),位置在今定州中山东路草场胡同。
  民国年间,定州改称定县。
二、定州伊斯兰教的地位
1.元代穆斯林的一个尤多之区和元代伊斯兰教的一个兴盛之区。文前所引碑记的引用语中已说明元之中山府乃至真定路(治所在今河北正定)一带,是回回即穆斯林的一个尤多之区。这和周密(自称“湖人”)《癸辛杂识·续集上·回回沙碛》条所说的“今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并不矛盾。很可能一个是从北方人的角度认为中山府乃至真定路一带为回回的一个尤多之区,另一个则是从南方人的角度认为江南一带是回回人的一个尤多之区。
  中山府一带不仅在元代是回回即穆斯林的一个尤多之区,而且也是元代伊斯兰教的一个兴盛之地。初步调查,在现有的定州市辖域的清真寺中,就有四个把自己创建或重建的时间追溯至元代。这在元代就有伊斯兰教传人的地方,还是少见的。如白寿彝先生《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一文在论及元代是中国伊斯兰教(回教)的一个兴盛时期时,也仅列举出7座清真寺,即泉州、广州、杭州各1座,昆明、哈剌和林各2座。虽然白先生明确说这是明确可考者,若“以当时回教人聚处各地者之多,事实上所建之寺,恐不只百倍于此也”。
2.定州清真寺元碑,是全国刻立时间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石刻之一,也是全国成文时间最早的伊斯兰教汉文历史文献之一。研究伊斯兰教汉文碑刻者和研究早期伊斯兰教学术在中国传播情况者,都要首先提到定州、泉州、广州的三块元碑。因为它们都是成文或刊刻时间最早的汉文伊斯兰教碑刻和文献。定州清真寺《重建礼拜寺记》刻立年代署“时大元至正八年岁在戊子春二月之吉”、“承务郎真定路安喜县尹兼诸军奥鲁杨受益撰文并书丹”。泉州清净寺三山吴鉴撰《清净寺记》,按白寿彝《跋吴鉴“清净寺记”》一文,“《记》当作于至元九年”;而刻石按明正德二年(1507年)《重立清净寺碑》,当为元“至正十年”。广州怀圣寺郭嘉撰《重建怀圣寺记》,按白寿彝《跋“重建怀圣寺记”》一文,《记》作于元至正十年,立石亦在这年。
  这里所说的汉文伊斯兰教碑刻与汉文伊斯兰教历史文献,系指全部或绝大部分内容为汉文者。至一部分为汉文,一部分为其他文字,或碑的一面为汉文,另一面为其他文字者,当不在内。
3.定州清真寺大殿后窑殿一部分元代砖结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半圆拱顶结构之一例;而大殿后窑殿“米合拉布”装饰艺术,是典型的也即地地道道的民族化了的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为国内其他建筑艺术所无。此最早为建筑学家刘致平教授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所提出。此后,《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伊斯兰教辞典》、《中国清真寺综览》等书均持类似说法。近年出版的路秉杰、张广林编著《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也云:定州清真寺“后窑殿一间,居中突出,用半圆拱顶的无梁砖结构,并以斗拱支撑,斗拱出三跳,偷心,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米合拉布“外加木构牌楼,具有基台、栏杆、垂莲花柱、挂落、斗拱等,木框上雕饰华丽,贴金,用阿拉伯文经典图案,为米哈拉布较古之实例”。
4.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块重建重修碑,既完整地记载了一个寺跨三代寺貌寺制的变迁,又完整地记载了一个寺跨三代寺名随着教理阐释重心的变迁而变迁,为国内清真寺中所罕见。在我国的清真寺中,通过一个朝代不同时期的碑刻反映不同时期寺之修建情况的有,通过一个朝代某一时期的碑刻追溯寺之修建历史的更有,但连续几个朝代都刻有碑记载当时寺之修建情况的却极少,像定州清真寺这样不但有、而且可以使人比较清晰看到一个寺寺貌、寺制、寺名以及教理变迁历史的,笔者到现在也仅见这一个。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三块碑看到中国内地的清真寺如何由小变大、由不完备发展到完备,由一般的寺发展到明代官寺的历史,也可以看到清真寺寺名如何随教理阐释重心的变迁而变迁,这也正是定州清真寺中的一绝。
5.定州清真寺民国年间所立的三块碑刻,除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定州穆斯林在民国年间也曾力图通过捐资兴学改变自己的贫弱愚处境,也一定程度上说明清末民国年间国内先后兴起的几次教育热潮在定州穆斯林中也有影响。具体的说就是清末受康梁“废科举、兴学堂”口号影响在全国兴起的兴办新式小学的热潮,清光绪年间由王宽、马邻翼等在穆斯林中倡导的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20世纪20年代由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在定县所作的平民教育实验活动。
三、伊斯兰教传入定州
伊斯兰教传人定州,可能是唐,但按元至正八年碑文分析最迟不会晚于元之前一些年。
  先谈可能是唐。可能是唐,有以下根据。
  根据之一是定州清真寺和定州唐家庄清真寺据说过去都有唐碑。定州清真寺熟悉定州伊斯兰教历史的杨国全老人讲:定州清真寺原有一块黄色的唐碑,高50到60厘米。听叔叔、堂哥讲,比元至正八年碑要老得多,惜文革之前就没有了。而定州唐家庄清真寺的老人马建民等讲:唐家庄清真寺原来也有一块唐碑,青石质,约高1米,比现存的额题“历久常新”碑要古老得多,惜文革期间被人拉去修了桥。
  这里所说的唐碑,依笔者分析,似不大可能指是唐朝立的碑,而是指碑有讲寺创建于唐朝的内容。
  根据之二是定州唐家庄清真寺现在仍存有一块讲寺创建于唐朝的碑。这就是上所提到的额题“历久常新”碑。此碑也已剥蚀,但“寺之创造也始自唐朝,后由口口十九年众乡老各施资财为之口口”数字仍清楚可辨。唯“十九年”前的关键两字无论如何强辨,也分辨不出是“康熙”、“乾隆”还是“嘉庆”、“道光”,故只能根据寺之其他碑文内容和寺在道光年间曾有过重修暂定为“道光十九年”。
  这当是现能见到的讲定州地区的清真寺创建于唐朝的唯一记载。鉴于这时尚不是《回回原来》、《西来宗谱》等回回历史通俗读物盛行的年代,故碑记所说“寺之创造也始自唐朝”,当是有点根据的。这有所根据,很可能就是根据之一所提到的那两块“唐碑”。
  根据之三是定州唐家庄清真寺近年来所立的两块碑。一块是1992年立,一块2004年4月16日立。前一块据寺内人士讲,系根据已近百岁老人的回忆,很是权威。碑文云:伊斯兰教是由唐朝贞观七年来到中国各地,一部分居住唐家庄。为发扬真主和穆圣遗嘱,先建茅房两间,交还五时天命。后一块据寺内人士讲,系根据前一块内容所撰,碑文云:据碑文记载,我寺始建于唐朝贞观年间。
  这一根据,看起来比前两条根据在年代上要具体一些。但实际上可靠性要差得多。理由之一是这种具体从寺内人士的叙述看,并不是有了什么新的证据,而是从额题“历久常新”等碑记演绎而来。理由之二是此种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反而比以前说得更为具体,不能不使人怀疑是不是受了《回回原来》等盛行起来的通俗读物的影响。
  根据之四是杨国全老人所提供的大食兵落户于定州的传说。杨国全老人讲:年轻时听老人们说,唐时有1000多大食兵落户在定州的大寺头一带。后有的去世了,有的则被分配至全国各地。“文革”之前,那时的一些去世大食兵的坟地还在。但未闻这些大食兵在那里建有清真寺。
  查大寺头,在今定州城西王快总干渠附近,确有此地。而大食兵落户的传说,在定州附近,如今河北省藁城市九门也有。《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5期载石家庄地区民委、伊协著文《石家庄地区的清真寺》云:“安史之乱时,唐朝廷曾借大食、回纥军队参加平叛,据说郭子仪麾下的部分信仰伊斯兰教的大食、回纥士兵在孤子沟战役后便在九门定居下来。”又云:九门的第一座清真寺即九门“清真南寺可能建于唐代”。安史之乱平定后大食兵定居九门的这种传说,笔者的好友,原定州清真寺阿洪赵志华也曾对笔者讲过。笔者至赵阿洪的故里九门搜集碑文时也曾听到类似的传说。从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定州历史概述中,我们可以得知定州、九门一带,即唐之定州(安喜)、恒州(真定)一带(九门在恒州之东),确是安史之乱和平安史之乱的一个重要战场,而唐平定安史之乱确实也曾借过大食兵。但大食兵是否参加过发生在九门附近的孤子沟战役,是否在平安史之乱后在九门或在定州留居了下来,没有史料来加以证明,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况且助唐收复两京后的大食援兵有没有在中国内地留居,有留居又具体留居在哪里,有多少人留居,等等,又一直是研究伊斯兰教传人中国者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也许定州或九门或两个地方是大食援兵的留居地。
  上述四个根据,都只是提供一种可能。虽然有的可能大一些,有的则小一些,但都是讲伊斯兰教可能唐时就传人定州的。
  既然伊斯兰教唐时传人定州只是一种可能,那伊斯兰教传人定州确切一些讲应该是什么时候呢?笔者认为根据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碑碑文分析,应该是最迟不会晚于元之前一些年,即下限在元朝之前。元至正八年碑一方面说元至正三年(1343年)普颜帖睦儿来中山府任都督时定州清真寺已有,问左右寺之历史,左右回答说不知道寺之创造“肪于何时”,另一方面又说当时寺之规模狭隘,寺众欲广之,“而力弗逮者数十年”。将这两方面联系起来分析,定州清真寺的最初创建离元至正三年不会只77年。只77年,怎么会连70左右古稀年龄的老人都不知道寺之创建时间;只77年,怎么又会发生众欲广之而力弗逮者已数十年的情况。况元至正八年碑说,普颜帖睦儿刚至中山时,左右即对他说这是一座古刹寺,如果仅数十年的历史,如何会被称为古刹寺,可见是在元之前一些年。这当也是伊斯兰教传入定州的时间。


IP属地:陕西1楼2020-02-28 08:44回复
     四、元代定州伊斯兰教的兴盛
    白寿彝《元代回教人与回教》一文认为元代为“中国回教之兴盛时期”,称无论是就穆斯林在中国各地之普遍,还是就穆斯林政治地位之优越、政治与学术人才之盛、伊斯兰教受社会之重视这些指标,元代都是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到民国这1000多年中最兴盛的一个时期。但限于篇幅,白先生并没有具体举例说元代伊斯兰教的兴盛都体现在哪些城市或哪些地区。这用一个一个的城市或地区的繁盛来具体说明元代是中国伊斯兰教的兴盛时间的任务,便落在我们这一代研究者的肩上。
      其实,在我们以前的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中,对此已有涉及。如江南的扬州,云南的昆明,腹里地区的北京、大同、太原均是。这次我们所要涉及的定州也是。这样,我们就会在元之腹里地区涉及4个城市,即北京、大同、太原与定州。
      然必须预先声明的是,读者千万不要对笔者的定州研究期望过高。一来是定州在明末的战乱中损失严重,伊斯兰教文物已所剩无几;二来国内对定州伊斯兰教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有兴趣研究定州伊斯兰教的同仁就更少。所以介绍也只能简单作个勾画。
    1.穆斯林的尤多聚居。文前所引元至正八年碑碑文引用语明确无误的说明,定州是全国穆斯林尤多的一个地区。但尤多到什么程度,即尤多到底约多少,没有任何统计或说明资料。好在元至正八年碑阴,有参与资助重建寺功德人的署名,使我们可以据此作粗略的估计。先让我们将此碑阴部分转录如下:
      碑阴(二字正书一行)
      功德主奉
      诏统领卫兵侍御中心府都督
      普颜帖睦儿
      助工善官 指挥
      秃坚赤
      张□顺
      都失里
      李体儿
      李 坚
      别不花
      千户
      万家奴
      吴□□
      □古思
      百户
      也里不花
      □□迷失
      □有声
      助工教众
      哈孙
      阿鲁朱
      张佩
      李 □
      沙的斤
      忽里台吉
      朱 平
      王 著
      脱脱台
      罗 源
      王 靖
      月秃失里
      哈八儿孙燕帖古里
      张志
      不儿古
      李延拜延收
      马恒安
      吕 诚
      阿剌带
      杨 玄
      刘 因
      白付钟明
      金右必不列
      田得明
      忽都赤
      卜 罗
      王金
      副教
      杨 美
      掌教满喇
      金洪
      副教
      秃 失
      石工
      倪廷玺
      此碑阴部分连同碑文部分,系1994年10月底笔者与当时定州清真寺阿洪赵志华一起按原碑抄录和反复校对而成。而碑阴这部分又参考赵志华寄来的孙贯文《重建礼拜寺记跋》一文补齐。
      碑阴部分署名的功德人按其主要职业,大约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军人。如“功德主奉诏统领卫兵侍御中山府都督普颜帖睦儿”及“助工善官指挥秃坚赤、张口顺、都失里、李体儿、李坚、别不花”。由于他们或是中山府都督、驻定州军统帅,或是这支军队的指挥,他们是穆斯林,他们军队中当有一部分或相当大一部分士卒也为穆斯林。如果中山府都督统领有三千左右的兵马,那么其中的穆斯林也当有一二千人。
      另一类是军户。这从“万家奴、吴□□、□古思”三人署衔为“千户”,“也里不花、□□迷失、□有声”三人署衔为“百户”以及碑文的撰写者和书丹者杨受益署“承务郎真定路安喜县尹兼管诸军奥鲁”衔可以看出。因为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奥鲁》一条的解释,奥鲁为蒙古语的音译,指征戍军人的家属所在,按各户在后方或随军从事生产。蒙古灭金之后,军户都归各路奥鲁官府直接管理,不受地方路府州县管辖。至元元年(1264年)以后,逐步改由地方路府州县长官兼领诸军奥鲁,管理军户。杨受益既兼管诸军军户,而有的千户、百户又随普颜帖睦儿出资重建定州清真寺,那在定州的军户中就既有穆斯林,也有非穆斯林,即既有蒙古军户、探马赤军户(色目军户),也有汉军户,甚至新附军户。至若有多少穆斯林军户,按穆斯林人有一二千人及军户中有千户、百户的设置者,也当有一二千户,按《元史》卷五八“地理志”载真定路户134986、口240670的比例,一二千户也就大约相当2000至4000千人。
      第三类是城乡教坊居民。这当是“哈孙、阿鲁朱、张佩”等署衔为“助工教众”的全部或绝大部分。碑阴署有29位助工教众的姓名,这加上“掌教满喇金洪、副教杨美、副教秃失”就是32位。虽然这只是定州清真寺重建时坊民即教众的一部分。至于多大的一部分,按普颜帖睦儿未来中山前,众欲扩大清真寺规模,而力弗逮者数十年的实际情况分析,定州清真寺一坊应该是没有什么有名的富裕大户,应该是大多数十分贫穷,故有力捐资重建清真寺的坊民顶多恐怕也就是一二成。再参照普颜帖睦儿未来中山前,定州已是穆斯林尤多之区,定州城内当亦不会例外,有150余户到300余户的坊民当不为过。如果按与尤多相当定为300余户,那就是6013左右人。
      定州作为元时穆斯林的一个尤多之区,元时不可能只有定州清真寺一所清真寺。按当时赛典赤·赡思丁在昆明一地就建有12所清真寺,那假定定州穆斯林在元时建有10所左右的清真寺并不为过。如果是10所,那定州城乡的教坊居民就会是3000余户、6000余人。这与元初大都有回回人3000户的数字大致相当。
      以上三类合计,定州在元代伊斯兰教最盛时,当约有穆斯林四五千户,9000至12000人。这当然是一个粗略的估计数字。
     


    IP属地:陕西2楼2020-02-28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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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元代定州穆斯林都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先看看碑阴署名按署名华化的程度所分成的三类。一类是取汉姓汉名的人,如助工善官指挥张□顺、李坚,千户吴□□,百户□有声,助工教众张佩、李□、朱平、王著、罗源、王靖、张志、马恒安、吕诚、杨玄、刘因、金石、卜罗、王金,掌教满喇金洪,副教杨美等。另一类是有蒙古人或中国北方某些民族姓名的人,如普颜帖睦儿、秃坚赤、都失里、别不花、□古思、也里不花、□□迷失、阿鲁朱、忽里台吉、脱脱台、月秃失里、燕帖古里、不儿古、阿剌带、必不列、忽都赤、秃失。第三类是姓名部分华化的人,如李体儿、万家奴、李延拜延收、白付钟明。第一类人,无疑大体是华化了的穆斯林;而第二类人,无疑大部分是改信了伊斯兰教的蒙古人或中国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人;而第三类人,无疑还正在华化,而且从其姓名未华化的部分看,他们不像原来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及中亚等中国境外地方人。
        按这样的分析,元代定州穆斯林的特点之一是:穆斯林中出身于蒙古族或中国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46人中有17人,约占36%)。特点之二是:穆斯林中大体完成华化的更占一个相当大的比重(46人中有20人,约占43%)。特点之三是:穆斯林中像是没有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这和泉州、广州等东南沿海和喀什、和田等维吾尔等族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
        元代定州穆斯林的上述特点,反映出元代定州穆斯林的来源构成,既不同于我国东南沿海的穆斯林,也不同于我国新疆地区的穆斯林。但也正是在这部分穆斯林中,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来源的穆斯林如何通过共同的信仰伊斯兰教结合在一起,又如何通过华化、通过“回回”一称向“回回民族”即回族的转变过程。显然从华化过程尚能分出三类人来看,一直到元后期,回回民族尚处在由“回回”向回族的转变过程之中。
        由此问题,我们不能不谈一谈普颜帖睦儿等有蒙古人或中国北方某些民族姓名的人的族属问题。显然这要将他们的原属民族和现属民族加以区别。从原属民族来看,他们应该是属蒙古族或中国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可从现属民族来看,他们无疑已属正在形成的回族。这从他们都自称自己为“吾回回人”可以看出。显然这是一种民族自觉,不自称自己是蒙古人或其他少数民族,而自称吾为“回回人”,称回回人为“吾属”。
        虽然如此,以普颜帖睦儿为首的一类“回回人”,却是回回民族中的一个很值得深入研究的群体。特别是对身为中山府都督,对定州清真寺这座我国北方著名清真寺的重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我们更应该予以重视。为此,笔者查看了不少定州史籍,但很遗憾,没有见到有此著名穆斯林人物的记载。这样笔者就只能寄希望于赴定州的调查了,故而专门访问了杨国全老人。他认为普颜帖睦儿应该是一位蒙古族出身的穆斯林,他的后代定州应该是有,但后来改为了汉姓汉名,就无从考证了。虽如此,笔者仍渴望有这位名人的更多信息,以缅怀这位对定州伊斯兰教作出突出贡献的人。
      2.城内清真寺的大其规制重建与乡村清真寺的不断创建。关于定州城内清真寺的大其规制重建经过,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重建礼拜寺记》正文前半部分有较详细的记载。让我们将其转录如下:
        重建礼拜寺记(碑额篆书)
        大元至正三年,普公奉命统领中山府兵马。甫一撰,士卒训习。百废俱举,时天下晏然,乃谓众日:今有司建学,以祀先圣,殚厥职知所尊也,吾独无所尊乎?吾回回人拜天其事也,不知此地亦有吾属而知所以拜天者乎?左右对以:回回之人遍天下,而此地尤多,朝夕也不废礼。但府第之兑隅,有古刹寺一座,堂宇止三间,名为礼拜寺,乃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其创建不知昉于何时,而今规模狭隘,势难多容。众欲有以广之,而力弗逮者数十年。今公之来镇兹土也,其将有以拓之乎?!公遂慨然以改筑之事为己任,乃首捐俸金百两,并谕教之同志者各出己资以营治之。于是鸠工度材,大其规制作之,二年,正殿始成。但见画栋雕梁,朱扉藻税,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殿宇既成,行将晋礼,乃属予为文以记之。
        由以上转录可以得知,定州清真寺得以大其规制重建,首先是由于有优越的社会时代条件,时百废俱举,天下晏然;时全社会殚厥职知所尊崇。其次是由于来中山府任都督的普颜帖睦儿是一位知所尊、知所以拜天为事的虔诚的穆斯林,他也渴望和他的同职官员一样一边祝延圣寿、恪尽职守,一边知所尊崇、知所以拜天。再次就是普颜帖睦儿任职的中山府,本来就是一个回回即穆斯林尤多之区,本来就有一座名为礼拜寺、供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的古刹寺,只是寺规模太小,不能满足礼拜者日益增多的需要。而教众们早就有扩建的愿望,只是数十年来都没有力量。这样,普颜帖睦儿的愿望就与定州城内穆斯林的愿望结合在了一起,定州清真寺大其规制重建就成为了普与定州穆斯林的共同期望。
        使这种共同期望变成现实的关键是普颜帖睦儿的带头捐俸金百两并谕教之同志者各出己资以营治之。故定州清真寺的大其规制重建首先是普颜帖睦儿的功劳。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普颜帖睦儿的努力就不太可能有定州清真寺的最重要的一次重建。定州清真寺应该永远纪念和怀念普颜帖睦儿这位有功德的人。
        定州清真寺的这次重建,主要是大其规制重建了一座礼拜大殿。“但见画栋雕梁,朱扉藻棁,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是当时对这座大殿的贴切形容。这从定州清真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所立《重建清真礼拜寺记》所记来看,其形容并不为过。正德十六年碑记云:定城之西有礼拜寺在焉,盖元至正戊子普公之所重建也,迄今殆百五十年于兹矣。其殿宇“甚恢洪峻峭”,“予周流诸省,阅寺多矣,未有若定之礼拜寺者宏阔侈大,与此仿佛”。可见定州清真寺的这次大其规制重建并不是一般的大其规制,而是“远近少有、全国罕见”的大其规制,故应该是一次典型的清真寺重建范例。
        关于乡村清真寺的不断创建,由于未见有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碑那样的碑文,我们无法具体叙述其繁盛情景,只能是据笔者的初步考查,列举几座元代创建或元代应该有的定州地区乡村清真寺。
        一座是位于现定州市城南西牛村村北口的西牛村清真寺。按定州市人民政府1988年公布的《定州市古建筑保护名单》,此寺与大道观、定州清真寺、定州城墙一起被列为元代建筑。占地5600平方米。而定州清真寺的占地面积仅5225平方米。笔者至该寺考察,未发现任何元代遗构。只寺内两棵古树可证寺之历史较久。另寺内阿洪讲,寺的最古老遗存是原建筑的几块木板,现修补至何处他不清楚,笔者反复察看也未发现有原建木板,只能委托阿洪知道后告知。
        另一座是位于今定州城东南号头庄东的杨家桥清真寺。该寺1999年孟冬主麻日立《重修正殿碑记》云:“据传本寺始建于元末。历经乾隆、光绪、民国年间扩建修葺,日臻完善,规模冠定州,声誉播京南,50年代殿被拆除。”始建于元末,大体可以确定。
        第三座是位于今定州市城东南刘良庄附近的唐家庄清真寺。虽此寺有碑称“寺之创造也始自唐朝”,20世纪90年代初百岁老人回忆此寺原有唐宋元明清历史碑刻多方,但从穆斯林晚于汉族唐姓定居唐家庄来看,很可能也是创建于元。
        由此可见,定州乡村可以或大体可以确定为元建的清真寺就有三座。这看起来好像与我们在“穆斯林的尤多聚居”部分所假定的定州穆斯林在元时所建有的清真寺数(10所左右)相差很远,但并不能否定那种假定。一来今定州市辖域还有不少穆斯林村庄,笔者没有来得及前去调查,二来元代的定州即中山府除辖安喜县外还辖新乐、无极二县。因此只有在完成了对元安喜、新乐、无极三县的全面调查后才能确定我们的假定是否有道理。
        


      IP属地:陕西3楼2020-02-28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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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清真寺满喇掌教制度和掌教、副教制度的开始出现。此从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碑记碑阴署名中有掌教满喇金洪,副教杨美、副教秃失可以看出。这可以说是满喇称谓和满喇掌教在汉文史籍中第一次出现,也是一位掌教和两位副教共管清真寺教务在汉文史籍中的首次出现。至于定州清真寺是否是实行满喇掌教和掌教副教制的最早清真寺,现在还不好断言。因山东济南清真南大寺明弘治八年(1495年)《济南府礼拜寺重修记》谓在该寺于大元乙未由历山西南百步许的旧址移至今址后,即“立满喇艾迪掌焚修事”,也即掌教。大元乙未,可能指1295年,也可能指1355年。如果是前者,就比元至正八年即1348年要早;如果是后者,那就晚于元至正八年。而这还要以假定定州清真寺在元至正三年重建前实行的不是这种掌教制度为准。可定州清真寺重建前虽寺较小,但亦名礼拜寺,也“乃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不一定就没有开始实行满喇掌教制度和掌教副教制度。这样,以在文献中第一次出现的时间为标准,这种掌教制度的最初见于记载,应该是定州。
          满喇,亦作满拉、曼拉,系阿拉伯语“毛拉”的转音,在元代的腹里地区指伊斯兰教中的有知识者、有大德者,也即贤人。大同清真寺明天启二年碑记的大元一段,据笔者辨别,似就也有“满喇二十四人”的内容。可以想见在元代是和“哈的”、“答失蛮”、“迭里威失”(修道者)、“谢赫”(长老)同样常见的伊斯兰宗教称谓。
          从现有的资料看,满喇掌教制和掌教副教制似是在谢赫·伊斯兰掌管穆斯林教务、哈的(意为法官)处理穆斯林间诉讼案件的制度基本结束后实行的一种制度。它在元之腹里地区的开始推行应该是在元廷于至大四年(1311年)和致和元年(1328年)一罢再罢“回回掌教哈的所”声明取消哈的制度之后。而普遍推行,则要更晚一些。这从1325—1354年写成的《伊本·白图泰游记》以上看出。让我们转引一段如下:
          [隋尼克兰]城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中国每一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的事务。另有法官一人,处理他们之间的诉讼案件。
          哈的制度的取消,是在中国的伊斯兰教的一种进步,是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的一种进步。因此满喇掌教制和掌教副教制的出现,也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是中国伊斯兰教兴盛的一种表现。
          和谢赫掌教务、哈的掌教法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两个方面、两个系统一样,在清真寺中实行的满喇掌教和掌教副教制度,实际上也是统一的清真寺教务管理制度的两个方面。而这种制度在定州清真寺的设一位掌教和两位副教的做法,很可能是元之腹里地区后来普遍实行三掌教制度的一个先兆。当然在南方和其他地区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因按吴鉴《清净寺记》,泉州早在元至正十年(1350年)就有三掌教即益绵(伊玛目)、哈悌卜(海推布)、谟阿津(穆安津)的设置。4.清真寺的伊斯兰教汉文碑刻的开始刻立。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碑,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的一块伊斯兰教汉文碑刻。仅就其碑刻系纯汉文的形式而言(内容另论),就标志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旧阶段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旧阶段,可以称之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扎根阶段,也可以称之为中国化伊斯兰教的准备阶段或孕育阶段。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伊斯兰教记事述事,即使赖于石,也多采阿拉伯文、波斯文或其他境外文字而未使用汉语汉文。而一个新的阶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伊斯兰教开始用汉语汉文记事述事。这无疑是一个意义非同寻常的进步。此外,这个进步体现为碑刻或石刻的形式,除一方面表示伊斯兰教已实实在在、结结实实扎根于中国大地之外,另一方面也表示出刻立碑人希望以石表志,永远永远地生活在立有碑刻的大地上。
        5.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开始通过“附儒以行”、“以儒释伊”来建立具有中国和伊斯兰双重特点的教义教理学说体系。此集中的表现在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碑正文的后半部分。现转录如下:
          殿宇既成,行将晋礼,乃属予为文以记之。予惟天下之教,儒教尚矣,下此而日释与老,虚无寂灭,不免于妄。且其去人伦。逃租赋,率天下之人而入于无父无君之域,则其教又何言哉?!惟回回之为教也,寺无像设,惟一空殿,盖祖西域天方国遗制,其房四面环拜,西向东,东望西,南面北,北朝南。中国在西域之东,是教中拜者则咸西向焉。考之舆图日:默德那国,即回回祖国也。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臣服西域诸国,尊号为别谙拔尔,犹华言天使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真、草、篆、隶之法,今西域诸国皆用之。又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隋开皇中,国人撒哈伯撒哈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是知祖宗以万国为家,录善不遗。其日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而殿则空焉。盖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像,则类物,殆亦渎矣。惟有想无像,以表其诚。其遗风流俗之美,盖可知也。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全备与《周书》五典五惇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且其拜天之礼一日五行,斋戒之事每岁一举,与夫沐浴无间于寒暑,施与不问其亲疏,则又其笃信力行,而无所訾议焉者也。予因普公之请,而嘉是教之真且纯也,乃为之记。
          时大元至正八年岁在戊子春二月之吉
          承务部真定路安喜县尹兼管诸军奥鲁杨受益撰文并书丹
          通过上录可以看出,伊斯兰教汉文碑刻开始刻立的意义,不仅在于汉文碑刻的形式本身,而且还在于它所负荷的内容;不仅在于其是用汉文在石头上记述有关伊斯兰教和清真寺的历史,而且还在于它是用汉文刻在石头上的伊斯兰教学说;不仅在于其伊斯兰教学说具有中国和伊斯兰双重特点,而且还在于这种伊斯兰教中国学说化的若干关键环节碑文中也有所显现。如认为儒教在中国传统宗教学说中占有主导地位,从而对儒教采取崇尚态度,即所谓的“予惟天下之教,儒教尚矣”。如认为释与老乃是“虚无寂灭,不免于妄”的宗教,对其“又何言哉”即没有什么可以谈论的。如认为伊斯兰教中国学说化的基本方式就是“以儒诠经”,即用类似儒教的话语来诠释伊斯兰教的学说,从而形成具有中国和伊斯兰教双重特点的宗教学说体系。
          至于上录部分如何具体“以儒释伊”即“以儒诠经”来阐发具有中国和伊斯兰双重特点的宗教学说,让我们在下面的专门部分中再述。


        IP属地:陕西4楼2020-02-28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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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得天独厚的定州清真寺
          1.元明清三代文、物皆有所存的一座清真寺。在中国内地,鉴于穆斯林“大分散、小集中”,在元代就建有不少清真寺,元至正八年碑记所说的“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虽说得不免有些夸张,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时中国内地清真寺已有很多的实际情况。
            然元代虽有不少清真寺创建或重建,但留存至现在的却很少,特别是寺之建筑物与记寺历史的碑记并存的就更少了。元代是如此,元之后的明清民国,虽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有所改变,但寺之建筑(物)与有关碑记(文)并存的情况并不算多。这样,研究内地清真寺历史和有关情况的资料仍然比较缺乏。但定州清真寺应该算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它不但元明清三代的建筑物都有所留存,而且还幸存有三块元明清当时立的碑记。这样,这个清真寺长达约400年,跨元明清三个朝代的历史就可以比较清楚地显现,研究者就可以通过文、物双证与文、物互证来比较科学地研究这座清真寺的历史,来研究这座清真寺寺貌、寺制、寺名等的历史变迁,这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当然这样说也是相对的,特别是在定州清真寺文、物皆有很大损失的情况下。
          2.定州清真寺寺貌、寺名等的历史变迁。首先看一看定州清真寺建筑规制和寺貌的历史变迁。
            定州清真寺在元至正三年前是一座仅有三间堂宇的小寺,“规模狭隘,势难多容”。但经元至正三年至五年“大其规制作之”后,一座“画栋雕梁,朱扉藻税,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的殿宇便建成了。这可以说元至正三年至五年的重建使定州清真寺的建筑规模由小变大,由狭变广。但一直到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武平伯陈勋公办毕回京道经定州时,定州清真寺仍是只有一座大殿,有主建筑而无次要建筑,有正无副,只“见其殿之孤立,而悲其无以为副也”;仍是只有大殿一个建筑,而“诸物未备”;仍是只有建筑物,而“其粉饬未具。不得为完寺也。”
            完成以上三项转变,即使定州清真寺从建筑规制上变成有主建筑亦有附属建筑,“有正有副”,变成诸物齐备的一个建筑群,变成一个既有上等的建筑亦有上等的装饰,使“后有作者莫之与竞”的,是明弘治年间陈勋的一次带头捐俸重修。这次重修,除新其“正宇”即礼拜大殿之外,又建修了“前厦、后室、堂阶、两庑、仪门、复道”等多种建筑,“复植柏于院之内外”,“凿井于殿之巽隅”,使寺得到一次全面的“修治”,“祝前诚为增辉”。由此看来,定州清真寺成为一座建筑规制完备的清真寺即“完寺”,是在明弘治年间。而一座建筑规制完备的清真寺,在明代穆斯林的心目中则应该是满足有正有副、诸物齐备、建筑与装饰全具这三项指标。
            定州清真寺明弘治年间的这次重修,可以说是得到了京都各地许多教内外知名人士的鼎力相助。他们中有:
            掌后军都督府武平伯 陈 勋
            陈 熹
            礼部侍郎
            张昱
            住持满喇
            马 昂
            陈 俊
            保定副总兵
            张 勇
            御马监太监
            马 臣
            李 洪
            倪英
            马 敬
            都督同知
            马澄
            尚书监太监
            何 江
            丁 俊
            桑 尕
          鸿胪寺卿
            舍诚
            大兴卫百户
            马 佐
            马继祖
            鸿胪寺序班
            王 景
            马 谏
            中书舍人
            昊 卿
            密云右参将
            杨恭
            锦衣卫指挥
            马 让
            金吾卫指挥
            田 艾
            穆 高
            旗守卫指挥
            梁 右
            肖 钗
            锦衣卫千户
            马 仁
            杨 全
            马良俊
            教众
            吴 玉
            朱文 含海


          IP属地:陕西5楼2020-02-28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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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撰文者马谦署“乡贡进士奏议大夫临安府同知云中”衔,当是山西大同穆斯林人士,在云南临安府即今建水县做同知。书丹者康庶署“大学士郡人”,当是原定州清真寺的教民。
              如此大的助修阵容,再加上定州本地的助工善士札付满喇掌教白玉,副教锁让,教众马剌沙、杨金、锁非、锁定、白义、锁敬、李俊、杨龙、马刚、魏撒儿,石工郑世科一连串的署名便可以看出,定州清真寺这时已到达了它的发展顶峰。
              清雍正九年(1731年),鉴于定州清真寺“相传已久,四厦俱朽,墙根少坏,大榫将滚”,在“少年老成,心术端正,勤慎非常”的副掌教马崇文和乡老某某某的筹划下又一次将其重修。这次重修,“四厦俱修,周围根基俱已葺补,远望焕然一新”。从清雍正九年碑碑阴仅署定州本郡掌教白瓒、直隶□关营千总马龙邦、直隶定州忠□营把总马进孝、□□会掌教刘文、良家营掌教刘□、首事副掌教马崇文及乡老□□□,以及本郡乡老的一些人,这次重修的规模很难与明弘治年间的重修相比。
              据寺内人士介绍,定州清真寺1917年也有一次重要的维修和增饰。这次维修和增饰,全赖经营眼药业的白瑞启和马湘圃两家带头捐资,坊内多位教友捐款响应,工程由杨志学乡老主持。维修和增饰的内容一是将大殿前厦的四根立柱由松木换成为汉白玉柱;二是在原四合院的东南添建了三座坐北朝南的门,中间一门为正门,又称义门,沿台阶而上起脊门楼两间,双扇朱扉,铜环铜耳,门两边各有一抱鼓石,正门门楼上嵌题写“清真寺”的一块汉白玉条石,乃清末拔贡、民国时期著名汉族士绅谷钟秀题写;三是在大街上添建了一座汉白玉石牌坊,牌坊中门可同时过两辆马车,上方亦嵌一长方形汉白玉条石,两面分别刻“开天古教”与“教思不匮”。看来1917年的这次维修和增饰,当使定州清真寺的规模变得更大,外观也更加壮观。
              定州清真寺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使其建筑群仅存礼拜大殿和南讲堂,而礼拜大殿的米合拉布也面目全非,从而使一座在明弘治年间完备起来的、典型的、四合院形式的清真寺建筑群仅剩下了一部分。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
              鉴于定州清真寺的建筑规制元、明、清、民国四代都有一定的变迁,则寺貌在这四代相应地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在元至正三年至五年重建前寺貌以“古”与“狭”为特征,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座“古刹寺”且“规模狭隘”。重建后,作为一个单座建筑,寺貌特征则是“特大”、“特壮丽华采”,即碑文所说的规模“甚恢洪峻峭”,“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然这应该只是元代穆斯林心目中的寺貌。到明弘治年间武平伯陈勋公办毕回京途经定州时,这座清真寺给陈勋的印象却是大殿“宏阔侈大”、与京城敕赐普寿寺(锦什坊街清真寺)“仿佛”,但“悲其无以为副”;大殿虽甚“壮丽华采”,但“惜其粉饬未具”。之所以会有这种矛盾的、两面的印象,乃是随着清真寺功能在明代的多样化,穆斯林心目中的理想清真寺也从单座建筑变为了组群建筑。这就是说,这时的穆斯林认为只有组群式建筑即四合院式的清真寺建筑才是理想的寺貌。


            IP属地:陕西6楼2020-02-28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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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清雍正九年(1731年)重新后的定州清真寺寺貌,清雍正九年《重修定州清正寺碑记》则用了“远望焕然一新”来表示。
                接着看一看定州清真寺寺名、所属、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历史变迁。
                定州清真寺在元至正三年至五年重建前名为“礼拜寺”,这是《重建礼拜寺记》所明文记载的。这当是基于它的基本职能是供穆斯林礼拜之用,是成立拜功的地方,与国外穆斯林称礼拜寺为“麦斯吉德”(Masjid)取义相同。然亦同时与国外有了不同,因它除是教众朝夕拜天之所之外,同时也是教众“祝延圣寿之所”。元至正八年立《重建礼拜寺记》所记载的普颜帖睦儿到中山后左右对他说的在“府第之兑隅,有古刹寺一座,堂宇止三间,名为礼拜寺,乃教众朝夕拜天、祝延圣寿之所”,即说明了这点。
                定州礼拜寺易名为清真礼拜寺是在明正德十六年(1512年)。这年刻立的《重修清真礼拜寺记》较详细的记载了易名的经过。“陈公赞玑之功不其伟哉!张公暨定之教众感陈公之德,乃走币以谢,且恳其奏敕额焉。陈公未及行而殁。迨正德间,公之弟熹袭伯爵,时且掌后府事,与礼部侍郎张公相友善。因谓日:定寺敕额,先兄有志于请求而未逮,吾欲有以成之,可乎?张公曰:敕命未易倅得,予职宗伯也,天下寺院皆其所司,予且额之。乃题其匾曰‘清真礼拜寺’,以榜其门。”
                由上引可知,定州清真寺由礼拜寺易名为清真礼拜寺并不是一般的易名,而是基于敕额或奉敕赐名。这和南京的净觉、礼拜二寺,北京的清真、礼拜、普寿、法明四寺一样,都因这种敕额成为了敕建之寺,即敕赐清真寺,俗称为“官寺”。而一个清真寺要想得到敕额成为官寺,除本身要有一定知名度,要是一座“古刹”之外,还要靠一定的关系,即靠有地位的穆斯林人物来打通与礼部的关系。设想定州清真寺如果没有陈勋、陈熹兄弟的伯爵身份和掌后府事的权威地位,没有他俩与礼部侍郎张昱的特殊关系,没有京城普寿寺诸士大夫背后作盾,要想得到敕额,几乎是不可能的。
                定州清真寺成为官寺,则使该寺的所属、职能、管理制度、掌教制度等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官寺的所属显然不同于非官寺即一般的清真寺。一般的清真寺虽也要接受政府管理、对政府负责,但毕竟属本坊穆斯林所有,是本坊穆斯林集体出资出力建盖的(私人清真寺和家族清真寺当例外)。可官寺,起码在名义上系朝廷所赐,是朝廷为穆斯林建造的。16世纪初阿里·阿克巴尔著《中国纪行》一书云:“中国皇帝在汗八里(即今北京)为穆斯林建造了四座清真寺。中国境内共有九十座清真寺,都是政府为穆斯林建造的。”算是说到了官寺所属的真谛。


              IP属地:陕西7楼2020-02-28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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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官寺的职能显然有别于普通的清真寺。普通的清真寺虽从元代起就陆续有了祝延圣寿、向教民宣讲教义和宗教常识、处理坊内穆斯林日常事务、开导穆斯林接受政府“约束”、“安分守礼”、不乱“清规”等等多样化的职能,但除了诵经礼拜这种职能之外,其他的职能都不能认为是法定的,即有义务必须要履行的。但在官寺中,这些职能,特别是约束教民、勿乱清规这种涉及朝廷的基本政策的职能,却是“不成文”的法定,是必须要对朝廷的回报。
                  再次,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是官寺之管理制度更明显不同于一般清真寺。官寺所实行的管理制度可以概括地称之为“札付冠带掌教住持寺院制度”。不过对于这种制度,明正德十六年《重修清真礼拜寺记》只涉及到了部分要点。如碑记正文中的“因移檄定州卫,命择郡之谨厚有学行者三人以领其事。并查勘得寺原系古刹,仍给札付主持,以荣之焉”,碑阴中的“住持满喇”、“付满喇掌教”等等。为了对这种官寺制度有一个较完整的知识,让我们根据上引内容及有关介绍,概述其要点如下:
                  001.朝廷(具体由礼部祠祭清吏司操作)为清真寺(多系古刹)敕名或褒以封号(“蒙恩赐额”)。
                  002.朝廷晓谕寺之所在地方或军事当局(如定州卫)择本地内有德有学有行的满喇3人领官寺事即掌管寺务与教务。
                  003.礼部给官寺掌教以札付,以为正式任命之凭据。
                  004.有札付之掌教皆同时冠带荣身,非常尊严。
                  005.札付冠带掌教有“一切差徭皆在蠲免之列”的特权。
                  006.札付冠带掌教即是官寺之住持,与佛道教寺院宫观的主持一样为寺院的主管、负责人。
                  007.札付冠带掌教主持更换,须再度换取札付。
                  清真礼拜寺之名看来一直持续至清雍正九年(1731年)重修时。但人清之后,定州清真寺是否有一段时间也像京城敕赐清真寺一样继续实行札付冠带掌教住持寺院制度,不得而知。重修后,定州清真礼拜寺便又易名为“定州清正寺”。这从该寺清雍正九年所立《重修定州清正寺碑记》的名称和碑记内容可以看出。
                  至定州清正寺一名易作“定州清真寺”,看来起始于1917年的维修和增饰。这从该寺原坐北朝南的正门门楼上方嵌有一块汉白玉条石,条石上刻有清末拔贡、民国年间定州著名汉族士绅谷钟秀于1917年题写的“清真寺”三个大字可以看出。
                  从上可知,定州清真寺寺名的变迁有四大特点:一是定州清真寺在元、明、清、民国四代即四个历史时期都各有一个独特的寺名,从寺名这个角度说很具历史性;二是寺名在元之后,随着清真寺的每一次重大重修而也同时有一次变更;三是寺名有随着穆斯林对伊斯兰宗教思想阐释重心的变迁而变迁的特点;四是明正德十六年的一次易名引发了寺之制度的一次重大变化。
                  


                IP属地:陕西8楼2020-02-28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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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定州清真寺的建筑成就。定州清真寺的建筑成就,集中体现在它的大殿,特别是大殿后窑殿的半圆拱顶的无梁殿砖结构和后窑殿的米合拉布上。对此,刘致平《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第118—119页有两大段专门的描述。让我们转录如下:
                    大殿之间,庑殿顶斗拱五踩重昂,大多是经过清代重修的。大殿的后窑殿内部,则是元代的半圆拱顶的无梁殿砖结构,是国内砖无梁殿已知最早的实例之一,是研究我国技术发展史的绝好材料。广州斡葛斯墓的砖半圆拱顶可能是唐(?)代建筑,不过未有斗拱。今此圆顶结构,则是已经使用砖斗拱。斗拱出三跳,偷心。材大小与料敌塔同,不过出跳短些,拱头已无卷杀,而是琢磨圆滑(料敌塔拱头卷杀很清楚)。在补间处使用斗拱一朵,两材未出跳,只是在斗拱以上即是砖砌半圆拱顶。此外,由内部砖墙的尺寸及砌法上,也可以看出,至少是元代建筑,如(一)使用大砖(寺内它处无此砖),(二)砖缝是黄土灰浆,而不用石灰浆,是一很老的做法。所以这后窑殿砖壁,整个是元代的原物,是没大问题的。不过,后来经明、清重修时,将外墙及上部的屋顶予以重砌。所以此后窑殿外面是明、清的建筑,而内部则是元代建筑。
                    后窑殿的面墙上,用木做成圣龛。这圣龛的图案,非常精美富丽。它的主要色调是红地金花、金字,下为栏杆,上为垂柱及斗拱门罩。圣龛最中心部分是“圆光”形,另加九个小圆光状物,拱卫周绕。特别是在龛侧面的板壁上的图案,更为少见。阿拉伯文与花朵,互相交织,使整个圣龛更为灿烂可观。这种圣龛艺术装饰,是地道的民族化了的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为国内其他建筑艺术中所无。它属于阿拉伯部分的是:位置在西墙上;圣龛周围用纹;以及用阿拉伯文作装饰;等等。而属于我国传统的则是:栏杆及下部装饰;上部的垂柱及斗拱门罩(亦即宋营造法式所谓“佛道帐”);传统色彩红地金花;中国的施工技术及材料(小木作)。简单地说,技术是中国的,艺术是中外合璧的,而原则是伊斯兰教的,此种圣龛形制是明代形成的。
                    通过以上所录两大段,定州清真寺最有价值的两大建筑成就已说得相当明白。我们想要补充说明的只有一点,这就是我们倾向于将这两大建筑成就的初成时间往前推进一点,即定州寺砖无梁殿结构或许是元前建筑,而定州清真寺米合拉布或许是元代就有的做法。
                    先说定州寺砖无梁殿结构。对此结构,刘教授基本上是主元建说。称它“是元代的半圆拱顶的无梁殿砖结构”,称“此后窑殿外面是明、清的建筑,而内部则是元代建筑”。在《中国伊斯兰教建筑》一书“绪论”中也说“今日所见诸多寺中,凡是后窑殿是砖砌圆拱顶的,多有元代创始的记载”。只是在说及定州清真寺后窑殿“内部砖墙的尺寸及砌法上”,称“也可以看出,至少是元代建筑”,像是也有推向元前的意向。可我们却倾向于主张这是元前的建筑。理由有二:
                    一是按我们前面的一个基本判断,定州清真寺当创建于元代之前。这样,定州清真寺殿宇的后窑殿也当初建于元代之前。元至正八年碑所记述的重建前的仅三间的堂宇,很可能一间是后窑殿,两间是礼拜的地方。
                    二是说定州清真寺后窑殿初建于元代之前,比如是宋至和二年(1055年)至元建立(1271年)前这200多年间,也不违背上录刘教授关于广州斡葛斯墓、定州开元寺料敌塔及定州清真寺三者的砖无梁殿建筑逐步演变的具体描述。因为按刘教授的描述,广州斡葛斯墓的半圆拱顶,可能是唐代建筑,它的特征是“未有斗拱”。定州开元寺料敌塔,它的砖无梁殿的特征是有斗拱,但出跳较长,拱头卷杀很清楚。而定州清真寺大殿后窑殿的砖砌拱顶,其特征则是“斗拱出三跳,偷心。材大小与料敌塔同,不过出跳短些,拱头已无卷杀,而是琢磨圆滑”。按开元寺料敌塔建成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在料敌塔建成到元建立前的200多年间,定州穆斯林仿料敌塔无梁殿的式样建造自己礼拜场所的后窑殿,并加以适当改进,也是讲得通的。
                    再说定州清真寺米合拉布(即刘教授所称的“圣龛”)的做法。上录刘教授认为“此种圣龛形制是明代形成的”。这如果是指这种圣龛形制到明代才被一些著名清真寺所普遍采用,这样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是说这种形制最早是在明代才有,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倾向性地认为定州清真寺的“用木做成”、图案“非常精美富丽”的米合拉布即便不是元代原物,至少在元代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不然元至正八年碑就不会说重建后的大殿是“画栋雕梁,朱扉藻棁,而壮丽华采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了。因按穆斯林装饰清真寺的惯例,绝不会是大殿画栋雕梁,朱扉藻棁,壮丽华采,而大殿后窑殿表示礼拜朝向这个最尊贵的地方却是一个另外。


                  IP属地:陕西9楼2020-02-28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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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州清真寺的建筑成就,除以上两项最具有历史价值和艺术技术价值之外,还有两项也值得作一些说明。
                      一项是定州清真寺大殿的庑殿顶。即上录刘教授所说的“大殿之间,庑殿顶斗拱五踩重昂,大多是经过清代重修的”。罗哲文主编《中国古代建筑》一书第300页云:在中国古代的“宫殿庙宇中,只有最尊贵的建筑物才使用庑殿顶”。由此可见,此庑殿顶应该是元代重建时就已有了,它标志着定州清真寺在元至正三年至五年重建后就已是一座最尊贵的建筑物。
                      另一项是大殿梁上的所谓“恐雀木”(也作“孔雀木”)。据说有此奇木在殿,任何飞禽都不敢飞进殿内。因为一旦进入,就再也飞不出来了。传说除定州清真寺外,北京的花市清真寺,河北的泊镇清真寺,以及山东的临清清真寺,大殿内亦有此木。
                      为证实以上四项成就,笔者于去年末再次赴定州考察。成就之一,即大殿后窑殿半圆拱顶砖结构,仍完整幸存。由四组六层砖构成的斗拱及由四组四层砖构成的斗拱(共八面斗拱)仍显示出是元前或元代的原貌。而成就之二,即大殿后窑殿米合拉布,惜已无任何元代或明代做法的痕迹,完全变成为了一种很普通一般的米合拉布形制。求教杨国全老人,他也说原来木板形制的米合拉布被拆掉了,故形成现在这个样子,真可惜。成就之三,即大殿庑殿顶,还保持完好,四坡五脊、斗拱互踩重昂、正脊两端吻兽,仍显得相当高贵。虽显系清雍正九年的重修状,但仍有一定程度的元代雄风保留。成就之四,即大殿梁架间的“恐雀木”,杨国全老人云他也说不清楚。很可能是由于梁架有什么特殊的排列或构成,能在飞禽飞来时产生一种阻止飞禽飞入的“波”或“红外线”之类的。到底为什么,值得研究。花市清真寺和泊镇清真寺也有。查《中国伊斯兰教史参考资料选编》(1911—1949)上册北京市清真寺调查(之五)《崇外花市清真寺》一文,内确有“孔雀木柁险被拆换”一节,读者可以参考。
                      


                    IP属地:陕西10楼2020-02-2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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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定州清真寺元明清三碑的宗教思想
                      定州清真寺的元、明、清三块碑刻,不仅是研究寺史、寺制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具有中国特点的伊斯兰宗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让我们一一作一介绍。
                      1.元至正八年碑的宗教思想。元至正八年碑的宗教思想集中地表现在该碑碑记正文的后半部分,即该碑记撰文并书丹者杨受益的一大段发挥。让我们先转录如下:
                        予惟天下之教,儒教尚矣,下此而日释与老,虚无寂灭,不免于妄。且其去人伦,逃租赋,率天下之人而入于无父无君之域,则其教又何言哉?!惟回回之为教也,寺无像设,惟一空殿,盖祖西域天方国遗制,其房四面环拜,西向东,东望西,南面北,北朝南。中国在西域之东,是教中拜者则咸西向焉。考之舆图日:默德那国,即回回祖国也。初,国王谟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臣服西域诸国,尊号为别谙拔尔,犹华言天使云。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其经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余卷。其书体旁行,有真、草、篆、隶之法,今西域诸国皆用之。又有阴阳、星历、医药、音乐。隋开皇中,国人撒哈伯撒哈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是知祖宗以万国为家,录善不遗。其曰以事天为本,而无像设。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而殿则空焉。盖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若拟之像,则类物,殆亦渎矣。惟有想无像,以表其诚。其遗风流俗之美,盖可知也。况其奉正朔,躬庸租。君臣之义无所异;上而慈,下而孝,父子之亲无所异;以至于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举无所异乎。夫不惟无形无像与《周雅》无声无臭之旨吻合,抑且五伦全备与《周书》五典五悼之义又符契而无所殊焉。较之释老,不大有间乎!且其拜天之礼一日五行,斋戒之事每岁一举,与夫沐浴无间于寒署,施与不问其亲疏,则又其笃信力行,而无所訾议焉者也。予因普公之请,而嘉是教之真且纯也。乃为之记。
                        时大元至正八年岁在戊子春二月之吉
                        承务部真定路安喜县尹兼管诸军奥鲁杨受益撰文并书丹
                        上录论字数不过500字左右,可论内容却相当丰富。概括说来包括以下12项:
                        001.对儒释道(老)伊(伊斯兰教)四教的评价与比较。称儒教值得崇尚的宗教,而释道则“虚无寂灭,不免于妄”,不值得一提。
                        002.对伊斯兰教礼拜场所制度特征及在中国应如何具体实践的扼要概括。称伊斯兰教礼拜场所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寺无像设,唯一空殿”,“四面环拜”,中国在西域之东,故“教中拜者则成西向焉”。
                        003.考之舆图对伊斯兰教发源地默德那国及始传人谟罕蓦德的考证。是为用四个字译伊斯兰教创始人之始,也为用华言“天使”意译穆罕默德的尊号“别谙拔尔”之始。
                        004.对伊斯兰教信仰根本、礼拜寺特点、经典、所用文字特点及其类型、主要文化门类等情况的陈述。
                        005.对伊斯兰教何时由何人首先传人中国的主张。此主张是伊斯兰教隋开皇中由撒哈伯撒哈的·斡葛斯传人说的最早源本,比《明史·西域传》等早得多。
                        006.对回回人祖宗“以万国为家,录善不遗”基本特征的陈述。此说明回回人走到哪里就要以哪里为家,就要行善到哪里。
                        007.对清真寺在整个元辖域中普遍按伊斯兰教要求兴建、按伊斯兰教规定使用情况的描述,从而表明回回人在中国是完全按伊斯兰教要求西向以行拜天之礼的。
                        008.对认识伊斯兰教造物之主的概括。即伊斯兰教的认识造物之主,不可以形迹求,不可拟之为像,尤其不可类之为物,若类之以物,则是亵渎造物之主,唯一的认主途径则是通过“无像的想”来表达对造物之主的诚意。这可以说是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认主学的最早的概括和表述,也可以说说到了根本。
                        009.对伊斯兰教风俗的评价。称伊斯兰教风俗乃良风美俗,这是由于伊斯兰教风俗基于伊斯兰教信仰的不为物累,不为像牵,一心想主,一心真诚。
                        010.对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伦理旨义相吻,而与释老则“大有间”的论证。
                        011.对伊斯兰教基本功课礼拜、斋戒、沐浴、施与等等中国穆斯林皆“笃信力行,而无所訾议”的赞赏。
                        012.对伊斯兰教总的评价。此为中国穆斯林称伊斯兰教为“真且纯”的宗教的开始,也是中国穆斯林将伊斯兰教称作“清真教”的一个最初的形式。
                        这12项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说是中国伊斯兰教、特别是回族伊斯兰教学术思想中的最早论述,是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的一个“根”、一个“源头”。尤其是001一项,可以说是通过宗教比较,为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找到了一条通过附儒而行、以儒释伊实现中国学说化的途径。而003、010、011三项则可以说是以儒释伊的最初尝试。至008一项,对伊斯兰教认主学的阐释,可以说是既简捷又明了,又丝毫不逊于以后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大家们的系统论述。002一项对伊斯兰教宗教活动场所清真寺特点的概括,也很中的。
                        不过除此12项外,尚有一项需要格外提及。这就是元。至正八年碑也仿儒教称上帝或至上神为“天”一样,称伊斯兰教尊奉的造物之主为“天”。“回回人拜天其事也”、“教众朝夕拜天”、“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等等,则指拜造物之主,行礼拜造物主之礼。这样,“天”与“造物之主”两名称便成为元至正八年碑对伊斯兰教信奉的唯一主宰——安拉的两个主要意译名称。两名称与“真主”、“主”等名称一起,在中国伊斯兰教的汉语境宗教学说的发展进程中被交替使用,使中国伊斯兰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格外多彩。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需要交代,这就是元至正八年碑的撰文和书丹者杨受益是否是穆斯林的问题。如果是穆斯林,这篇意义非凡的碑记出自穆斯林之手,当然代表的是穆斯林的看法。但如果不是穆斯林,是否能代表穆斯林的看法呢?笔者认为能。理由之一是杨受益是受他的上司普颜帖睦儿的嘱托撰写书丹这篇碑记的,当然不会违背普的看法。理由之二是在元代回回人的地位较高,伊斯兰教又和别的宗教一样得到尊重,杨即便不是穆斯林,也没有必要将儒教的观点硬加给穆斯林。理由之三是从碑文的叙述看,碑文既没有特别褒奖儒教的地方,也没有特别褒奖伊斯兰教的地方,就是对于释与老,碑文所批评的也是事实,只不过在释在老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解释罢了。理由之四是碑文既然刻立在清真寺中,就意味着得到了在场穆斯林的公认,撰文及书丹者是否为穆斯林只意味着这是穆斯林单独的成果,还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合作的成果。按杨永昌《早期伊斯兰教学术在中国传播情况的探讨》一文,杨受益“可能是穆斯林”。


                      IP属地:陕西11楼2020-02-2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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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碑的宗教思想。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碑,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阐述什么宗教思想,可认真分析起来却有难得的、中国色彩的伊斯兰教建筑思想。这种建筑思想,其实我们在定州清真寺建筑规制变迁一部分已经谈过了。不过那是从建筑规制角度说的,与从建筑思想角度说还是有所差别的。从建筑思想角度说就是侧重于穆斯林观念的变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的变化,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的变化。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碑非常典型地表现了建筑思想中的这种变化。在元代穆斯林心目中“壮丽华采有不可言语形容者”的定州清真寺,在明代穆斯林看来却是“殿宇虽甚恢洪峻峭,而诸物未备,实为缺兴焉”,却是“始见其制之嵬峨,而喜其足以有容也。继见其殿之孤立,而悲其无以副也”,却是“礼拜寺者宏阔侈大”、“惜其粉饬未具,不得为完寺也”。这就将明代穆斯林喜欢和需要什么类型的建筑,什么类型的建筑使他们感到“缺兴”;感到建筑物有主无副之感,觉得不得为“完寺”等等,生动地记述在纸面。
                          那么明代定州穆斯林喜欢什么类型的清真寺建筑呢?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碑也作出了说明。“越明年,正宇既新,而前厦、后室、堂阶、两庑、仪门、门道,以次而毕。复植柏于院之内外,以广其荫;凿井于殿之巽隅,以便其汲。一时修治,祝前诚为增辉。而后有作者莫之与竞矣。”显然这是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式布局,伊斯兰教建筑的一种中国化形式。
                          所谓一种中国化形式,就是说清真寺只是在形式上是四合院式的,而具体布局却要根据伊斯兰教教义要求和清真寺职能需要。这和中国的一般家居四合院按中国古代社会宗法和礼教制度布局有所不同。按宗法和礼教制度布局,考虑的是尊卑、长幼、男女、主仆之别,而按伊斯兰教教义和清真寺职能布局,考虑的只是将礼拜场所置于主建筑的位置、坐西朝东的位置,将满足其他清真寺功能的场所置于次要建筑的位置。一般地说就是在南北两厢掌教住室、议事或讲学等等的场所,而在礼拜大殿的对面置大门、门楼、邦克楼之类的建筑。不少清真寺为了方便沐浴,常挖有专门的汲井。这些都和一般家居四合院有所不同。
                          有一点需要指出,这就是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碑的名《重修清真礼拜寺记》,不仅表示着寺名的更易,而且也表示着伊斯兰教教义教理阐释的重点已开始向“清真”过渡,也表示着“清真教”开始成为伊斯兰教的教名,“清真礼拜寺”者乃“清真教的礼拜寺”也。不过该碑并没有具体在这方面加以阐释。
                        3.清雍正九年(1731年)碑的宗教思想。也许是因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碑记没有系统阐述伊斯兰教教义教理,没有具体解释回回之寺何以名清真、何以名礼拜,雍正九年碑首先就对该寺何以易名为“清正”作出解释。这种解释占了整个碑记正文的一半篇幅,不可不谓用心良苦。让我们先转录如下:
                          回回之地何以清名?盖言清心寡欲。耳目官骸,各止其则,不尚纷华,不事奇淫;布帛菽粟,各安其常。进此寺使人默思夫上天之载,无声无嗅,一生一死,一饮一啄,无非主上之恩。虔心稽首,把斋礼拜,以仰报主恩,不同释道各执己意,见像作福,纯尚虚无,而有为我兼爱之偏者也。又何以正名?盖言正大光明。一日五时礼拜,掌教者讲君臣之义,使人共知率土皆臣;明父子亲,使人共知父生母鞠;论夫妇长幼朋友,使人共知有别有序有信。五典叙,而百姓亲。共安于无事,何尝有邪心妄念,微生觊觎,以自绝于圣圣也哉!
                          从以上所录,可以看出,这已不是单纯的名词解释,而是力图用“清正”二字来概括伊斯兰教的全部教义教理,就像用“清真”二字来概括一样。但认真分析,它只不过是将苏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禁欲主义与儒家的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思想作了结合,将伊斯兰教的信仰、遵行归结为“清心寡欢”,将儒家的五伦思想作为掌教宣教的一个主要内容。碑记明言这完全是儒家主张的五伦思想为一日一时礼拜掌教者所讲,也许这就是清雍正九年(1731年)左右定州清真寺掌教的瓦尔兹“素材”。


                        IP属地:陕西12楼2020-02-28 0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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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清末民国时期定州穆斯林的兴学、修寺
                          1.白敬宇眼药业和马家眼药业的兴盛。白敬宇,为明初定州的一位回族穆斯林。他于明永乐年间(1403—1425年)在定州创立“白敬宇药铺”。
                            2.定州穆斯林的兴学。关于定州穆斯林的兴学,定州清真寺民国年间所立的三块碑记对此有所记述。
                            一块是1928年立《供养碑记》。这篇碑记是说在清末王浩然等开启在清真寺名下开办新式回民学校(堂)热潮的影响下,定州穆斯林在20世纪20年代也在定州清真寺的南北讲堂开办起了回民小学堂。但学堂虽办起,供养却成问题。就在这时,穆斯林马洛正归真。马膝下无子,仅有女儿马佩珩。马佩珩自小接受经堂教育,信仰虔诚,人皆称善。就是她将其父马洛正名下的田地十亩“呈于清真寺名下,供给学堂,不作别用”。为表彰这种功德,定县城内众乡末在定州清真寺内为其立碑,以志其事。
                            另一块是1930年《建校劝学碑记》。该碑记是说定县穆斯林欲借享有盛名的平民教育家晏阳初(1890—1990)和朱其慧共同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定县作为“实验之区”之机,也在穆斯林中开办平民教育。正在这时,“幸有花市巡更房舍久已荒鞠,以之设学,则化无用为有用矣”。
                            第三块是1935年立《清真寺开办回民初级小学校碑记文》。此碑记是说定州穆斯林鉴于“一般学龄苦无专校,求诸远师,与汉人子弟共研一堂,言谈举止时感不便”,决心成立回民自己的初级小学校。赖白瑞启和马湘圃二位“富而好义”之人的“并擅其美”,不仅在定州清真寺寺北隙地得以建立“辉煌”校舍之外,学校用品也得以完备,学校经费亦暂时由白、马二君合力负担,致使“济济学子,纷纷登门”。二位之功,正像碑额所题“功高利济”。
                            除此三碑所记兴学情况之外,马生祥《定州穆斯林的捐资兴学传统——读定州清真寺民国年间三块碑有感》一文还说到“据清末定州州学1904年的统计,定州13个回民聚居村庄办起了15所男校,5所女校”。显然这是指一般的新式学堂,当是较富裕一些的穆斯林响应“废科举,兴学堂”的号召举办起来的,与三块碑所反映的兴学有所不同。
                          3.定州穆斯林的修寺。清末民初,定州穆斯林以眼药业为龙头的民族经济有所发展,这就为穆斯林修寺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定州清真寺1917年的一次维修和增饰。上面已经介绍过这次维修和增饰是基于经营眼药业的白瑞启和马湘圃两家带头捐资。没有这两家的捐资,像1917年那么重大的维修和增饰是不大可能进行的。
                            除定州清真寺在民国年间得到重大维修外,定州乡间的西牛村清真寺亦在民国年间进行了一次重要重修。不过西牛村毕竟是一个穷苦的乡村,村民“艰苦甚矣,力薄气弱,全部财产为重修服务,亦不过寥寥矣”。面对“破坏”严重,急需“重修”的元代古寺,只能是赖该寺教长白凤奎的不惧风雨赴周边各地募捐了。该寺1948年所立重修碑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这些的经过,特别是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周边各地各寺伸出友谊兄弟之手支援西牛村修寺的感人情景(包括汉民群众),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以西牛村为中心的包括保定、安国、新乐、无极、藁城、河间、?白头、建国、肃宁、交河、丘县、威县等十余个县的穆斯林分布的简图。如定县辖域的定州城内,乡间杨家桥、号头庄、明月店、怀德营、东车寄、梅家庄、陈村营、大礼村(营)、二十里铺,藁城九门,无极高头、河间二十里铺,新乐彭家庄,丘县陈村,交河八里庄等。
                            


                          IP属地:陕西13楼2020-02-28 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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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定州各清真寺碑刻匾联等文物存目
                            001.定州清真寺元至正八年(1348年)《重建礼拜寺记》。
                              002.定州清真寺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重修清真寺礼拜寺记》。
                              003.定州清真寺清雍正九年(1731年)《重修定州清正寺碑记》。
                              004.定州清真寺1928年《供养碑记》。
                              005.定州清真寺1930年《建校劝学碑记》。
                              006.定州清真寺1935年《清真寺开办回民初级小学校碑记文》。
                              007.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清康熙戊戌年(1718年)冬月穀旦文林郎唐县知县苏某敬题“洪慈普世”木匾。
                              008.定州清真寺清雍正九年碑顶置清乾隆癸巳(1713年)秋八月登仕佐郎原任山东兖州府鱼台县典吏杨廷选(穆斯林)告德终眷敬题“开天古教”木匾(现木匾缺一边)。
                              009.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清嘉庆八年(1803年)十月毂旦赐进士出身望都知县蒋士容(穆斯林)敬题“真宰不式”木匾。
                              010.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清嘉庆癸亥(1803年)孟冬候选知县汝南李应曾(穆斯林)沐手敬题“上德惟式”木匾。
                              011.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岁次癸酉粤鲁厅直隶州同知滇南张鹏程(穆斯林)敬题“造物之源”木匾。
                              012.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直隶正定镇标忠顺营都阃府加十级纪录十六次世袭云骑尉吴受禄(穆斯林)薰沐敬题“尊无不二”木匾(具体年代分辨不清)。
                              013.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清末拔贡汉族士绅谷钟秀题“开天古教”木匾。
                              014.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阿拉伯文“清真言”木匾(杨国全老人言原匾系明朝以前物,现匾显系后人复制)。
                              015.定州清真寺北讲堂(现教长室)门楣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岁次丁卯年桃月钦命山西太原等处地方总兵李天林(穆斯林)敬题、王祖祯沐书、邵永照刻、定州清真寺立“尚恩堪颂”木匾。
                              016.定州清真寺南讲堂门楣清嘉庆十年(1805年)岁次乙丑桃月觳旦钦命……敬题、定州清真寺立“如穆风清”木匾。
                              017.定州清真寺明井旁乙丑年(1865年或1925年)冬马立花题“清真寺”汉白玉石匾。
                              018.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内侧定州儒学拔贡汉族士绅谷钟秀题楹联:体仰天心一元默运,永延道脉万派同归。
                              019.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中侧山东鱼台县典合杨廷选敬题、岁次丁卯年(1927年)桃月王祖祯沐书、邵永照复制楹联:化物化人能化化,生天生地更生生。
                              020.定州清真寺大殿前厦外侧中州举人汝南李树田(穆斯林)沐浴敬题、岁次丁卯年(1927年)仲夏王祖祯沐书、邵永照复制楹联:帝鉴圣匪笃敬于不见不闻之地,圣言可畏钦承在日旦明旦之中。
                              021.定州清真寺南讲堂房明代古井一口。
                              022.定州清真寺大殿前明代歪脖古树一株(因歪脖未成材而得以保存)。
                              023.定州清真寺后院20世纪70年代从地下挖出二龙戏珠大铜盆一具(去向不明)。
                              024.定州清真寺古香炉一尊(未得亲见,难断年代)。
                              025.定州唐家庄清真寺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额题“历久常新”碑记。
                              026.定州唐家庄清真寺清光绪三年(1877年)白姓遵先人志施田亩碑记。
                              027.定州杨家桥清真寺清乾隆九年(1744年)《重修正殿碑记》。
                              028.定州杨家桥清真寺清光绪元年(1875年)《重修裙墙碑记》。
                              029.定州杨家桥清真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修正殿碑记》。
                              030.定州西牛村清真寺1948年立重修碑记。
                              031.定州西牛村清真寺月台上下明清时期古树二株。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干部工作局老年科研基金研究课题“中国名城名镇伊斯兰教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得到定州寺张金明阿洪、杨国全老人及寺管会马德宝、杨振杰的大力支持。部分材料系白政埔前副局长提供。特此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王伏平


                            IP属地:陕西14楼2020-02-28 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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