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任贤使能
司马衷亲政后对三省执政宰相立即进行了调整，开始提拔任用贤才，推行自己的执政政策，是总体上没有错误的人事安排。司马衷任命辅政司马亮、卫瓘，司马亮是天下皆知的遗诏辅政大臣，贾后烧毁遗诏也没能阻止司马亮辅政，司马衷任命卫瓘开拓草原并制约贾后。在门下省仍继续让司马炎时代的宰相冯荪执政，杨骏时任命的傅祗留任，傅祗和裴頠都是自己东宫时亲信，裴頠也逐渐进入门下省执政。贾后族兄贾模也任侍中宰相，门下省基本是司马衷的亲信占主导。在中书省把原中书监何邵任命为太子太师，负责太子教育升为司徒。把曾经反对自己的张华任命为中书监，通过张华写“女史箴”劝谏贾后不要过多干政，贾后寒族党也因为张华是庶族而敬重，张华被任命为太子少傅，又成为太子拥护者。司马衷任命裴楷为中书令，裴楷是和贾后党矛盾忠于皇帝，所以在中书省实际也是司马衷的力量占优势。尚书省司马晃任尚书令，他是宗室中的进步人物，和司马泰最受朝野尊敬，司马泰为司空。尚书仆射司马繇和王戎，司马衷控制尚书省。司马伷系宗亲在朝廷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司马衷任用司马伷系宗亲对以后也有重要影响，司马繇反对贾后干政，甚至要废黜贾后，让贾后都忌惮，司马睿也成为司马衷少数亲信，后来在司马衷被废时，仅司马睿等去送别。司马衷任贤使能对辅政、执政任用的情况看，就可以评价司马衷是杰出的政治家，没有给众多杰出师傅丢脸，政治权谋也是非凡的，成功地巩固了政权，防止了外戚专权。司马衷在军事部队将领的安排同样值得重视，他把统一战争中仅存的几位功臣名将都提拔了任用，马隆原本退休，但考虑凉州安全又重新派回凉州任职，把统一功臣唐彬派到关中任雍州刺史，加强对西北地区异族人口优势区的控制和管理。司马衷任命李毅为宁州刺史驻守西南，后来在反分裂战争中李毅父女发挥重要作用。司马衷在东部派太子少傅阮坦为平东将军，镇守青徐二州，在西部派司马彤帅唐彬、李矩、索靖、张光等镇守，在并州派遣司马腾镇守，司马腾在草原上很有威望，同拓跋部关系非常密切，拓跋部辅相卫操甚至在卫操碑中称赞司马腾是“才神绝世，规略超远，”司马腾和拓跋氏后来在汾水东部会盟，让卫雄和段繁在参合陂树碑记功。在幽州把慕容廆部迁到大棘城，让慕容部执行晋朝制度，开始农耕生产，司马睿娶慕容部女子荀氏就是在这以后不久。司马衷对慕容廆救济灾民的行为也下旨奖励，赏赐命服。司马衷在地方要害地区任命的众多官员多数都能发挥镇抚作用，对忠晋的兄弟民族也能奖励安抚。东宫太子是关系晋朝未来，司马衷任命的太子保傅修改了过去杨骏过分偏袒门阀的缺点，不仅任用门阀何邵、王戎、和峤、裴楷等，也能任用张华、刘寔、阮坦等寒微出身的贵族，还选用了大量杰出才俊给太子当幕僚，在晋朝发挥重要作用的有：江统、陆机、杜锡、陆云、张轨、鲁瑶、杜蕤、陈匡、韩嵩、潘滔、王敦等东宫官员。司马衷让重臣子弟和太子同游，其中著名的有卫瓘的儿子卫庭、司马泰的儿子司马略、杨济的儿子杨毖、张华的儿子张祎、裴楷的儿子裴宪、华廙的儿子华恒等，这些人很多都在后来的历史中发挥重要作用。司马衷为儿子组建的辅佐体系是和当年自己的教育辅佐体系相仿，都是集中了朝廷两代人中的杰出人物。司马衷的太子在这些贤人的教育下，总体上才能也是优秀的。司马衷任贤使能在平衡宗室、外戚、士族、寒族的利益过程中，能不计前嫌任用卫瓘、张华、和峤等过去反对他最激烈的贤才，而且都重用信任，重用陈寿、诸葛京等也是令人赞叹。司马衷在东宫时的亲信多数都在他亲政后受到重用，他的太子舍人高光在司马衷时代逐渐升职，高光对司马衷非常忠诚，在长安难中，仅高光守卫司马衷，高光后来历任尚书仆射、尚书令，追封司空。司马衷的太子中庶子华峤也非常博学，有良史才能，司马衷任命他担任秘书监，加散骑常侍，班同中书，同时负责秘书、著作等内台，后来建秘书省和著作省可能也是因为华峤的缘故。司马衷的太子中庶子邹湛也地位不低，他被司马衷任命为侍中、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少府等职。司马衷的太子中庶子郑默、孔恂、应贞去世早于他即位前，郑默儿子郑球、应贞的儿子应詹也是晋朝贤臣。司马衷统治的十七年中，没有任命奸邪乱臣，虽然也和历朝同样有争权夺利，但是任命的官员没有害民乱政，这是他能建立元康之治的基础。

第三节：迁徙异族
司马衷执行的民族政策和父亲司马炎的稍微有差异，司马炎是采取双向迁徙的政策，把异族迁到中原同时，也把晋人迁入草原。司马衷是单向迁徙，部分执行江统、郭钦的把异族迁出中原的政策，继续把晋人迁向草原，但不再向中原内迁异族。这是在不同时期的历史环境决定的，中原弱乱时，草原民族南侵或内侵到中原定居的很多，占据大片中原领土，华夏民族在相互内战或人数少时，让异族在中原定居、掳掠、杀戮，这些都是各族反动分裂分子的罪过，若是华夏不统一长期动乱下去，必然会灭绝，中原也会成为异族统治的地方。司马氏统一后，挽救民族生存危机，对异族占据中原领土的既成事实，初期是容忍，因为草原当时大水，草原灾民也在迁徙，要求内迁，这种情况下是没法把中原异族都迁回草原，甚至不得不再内迁异族，司马炎乘机选择忠晋的异族南迁到并州牵制监视匈奴，把少量晋人北迁到草原巩固对拓跋部的控制，所以司马炎时代的民族政策也是合理有效的。司马衷时代草原灾害已经停止，中原华夏人口也在激增，当时是可以开始逐步执行把异族迁回草原的政策，司马衷没有选择把当时人口最多的匈奴、羌族、氐族、鲜卑等北迁，而是在关中首先把一些小的异族部落北迁。司马衷所以这样做首先是考虑到关中的异族比例高于华夏，而且仍是各民族矛盾最激烈的地方，把小的部族迁走可以避免各民族间相互冲突，避免小的部族被大的异族吞并，造成大的异族力量增强威胁到华夏和中央，这样做是合情合理，小的部族迁徙也容易，不会给中央和地方造成经济压力，也不会引起大的矛盾和叛乱。司马衷迁徙的小部族就是在并州在朔方、五原、上郡地区，把这些小部族迁徙的也不远，仅迁到拓跋部，或者安排在拓跋部晋人的控制下，这样既能笼络拓跋部，也能增强晋人对草原地区的影响力，在316年随晋人返回中原的也有这次迁徙的小部族。司马衷这种逐步分批从内地向草原迁徙异族的政策在现代评价是最合理的，也不代表民族歧视，让从事畜牧业的草原民族回归草原，而且草原也是晋朝领土，仅是内部的生产性迁徙，不带有民族驱逐和歧视迫害性质，所以司马衷的迁徙移民没有造成被迁徙民族的叛乱。当时仅仅匈奴发动了叛乱，匈奴人发动叛乱的原因不详，可能是迁徙的小部族有匈奴驱使奴役控制的，或者是担心将迁徙匈奴而叛乱，但是叛乱很快被晋军和拓跋部平定，基本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刘渊被免职可能就是因为这次叛乱。司马衷在这时期执行的民族政策和权谋确实对增强晋朝华夏力量，防止分裂，增强民族团结产生进步作用。司马衷进行这次迁徙后就没有再进行更大的迁徙，但是这次迁徙产生的影响力仍是深远的，因为在这次迁徙后，在关中的华夏和异族的比例开始平衡，在草原的拓跋部得到部众增强了力量对晋朝的忠诚也增加，晋朝对草原地区的控制力也增强很多，为不久后的民族会盟，草原民族效忠司马衷，树碑效忠晋朝为晋朝守边奠定了基础。司马衷的这次迁徙对未来的政局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关中在司马懿时代成为司马氏最重要的控制区，生产力和经济条件从汉末荒芜中恢复，但是仍是异族人口多数区，鲜卑在凉州秦州占多数，羌氐在雍州占多数，司马氏都是把最能打仗、最能镇抚的统帅和将领派驻在关中，司马骏镇抚关中时最得人心，司马炎把扶风国的氐户都封给司马骏，在关中氐族是忠晋人数最多，使用的汉族姓氏也最多，只要在关中镇守的是杰出进步统帅，军事能力强，对异族能爱护团结，即使当地异族比例占多数，仍能忠于晋朝中央，不会分裂叛乱。司马衷最初迁徙的小部族应该主要都是没改汉姓的，这是历史局限性，没有把中国化和忠晋放在首要位置，后来起兵分裂的很多都是改汉姓的，用姓氏衡量同化这是到现代都容易犯的偏见。司马衷时代向草原地区迁徙的晋人仍是增加的，甚至向西域迁徙的也很多，司马衷时期开始在西域设立晋昌郡，就是现在新疆的伊吾附近，这是在西域最早的华夏郡县，后来晋朝在西域又设立高昌郡。司马衷的迁徙移民政策对后来最大的影响是减少了分裂危险，因为在迁徙关中异族后不久，当地就发生严重自然灾害，走投无路的异族开始叛乱，要是没有迁走部分异族，那参加叛乱的会更多，造成的危害会更严重。在关中因灾叛乱平息后，江统描述关中的情况是华戎各半，由此也可见司马衷迁徙异族的及时和有效，司马衷在民族团结方面也发挥了进步作用。

第四节：平定关中
司马衷是中国古代的仁君，他的武略成就不是很多，而且还被忽视。司马衷的武略主要体现在他指挥平定关中和西南反分裂等方面，多数也是在他选任将帅方面。古今战争的爆发主要是灾荒、压迫、争利、信仰等原因，灾荒造成的战争不是人为因素，即使政治进步往往也会因灾荒而发生战争。司马衷的元康中期，就是因为灾荒，“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因此氐羌反叛”。司马骏和司马泰、司马彤三人相继镇守关中，都能笼络人心，领导生产和平叛。到司马伦镇守关中时，司马伦部下安抚人心的能力差，经常和当地异族冲突，异族贵族就有分裂的，到灾荒发生后叛乱蔓延，推举齐万年为首领割据。最初在关中驻守的勇将唐彬、马隆等又去世，司马伦难以平乱，司马衷重新把司马彤派到关中，并且增派周处、夏侯骏、李矩、索靖等，周处是群臣排挤去当夏侯骏副职参战，他本可以母老推辞，但他毅然出征，可见司马衷的还是很受忠臣拥护，他信任提拔周处当御史中丞，这时得到回报。司马彤赶赴关中后，当时叛军有数十万，仅在梁山的叛军就有七万，在马兰山包围张光的叛军万人。司马彤首先派索靖帅军前往救援张光，解马兰山之围，以坚定其他各地坚守的晋军人心，派夏侯骏、周处和解系、卢播等攻梁山解除全军向秦雍进军的后顾之忧。司马彤的安排也是听从了朝廷中书令陈准希望不要让周处担任先锋的意见，是派自己的司马索靖任先锋进入关中纵深，而仅派夏侯骏帅周处等攻侧后翼的梁山，掩护主力向长安进发。索靖进军神速，迅速赶到马兰山救出张光，共同向长安与司马彤会合，但侧后翼的梁山方向出了问题，夏侯骏逼周处以五千出战，众将援助不力，周处英勇殉国。司马彤此时在长安要应对秦雍数十万叛军，根本无暇顾及后方的梁山，已前往好畤迎战。司马衷这时担负起应对周处阵亡的危机，周处杀敌上万殉国，司马衷下诏追封平西将军、赐钱百万、葬地一顷、京城五十亩府邸、赐田五顷，下诏恩养周处母亲终生。司马衷对周处的优厚待遇压制了群臣对周处的厌恶，他竭力歌颂周处的功绩，甚至让潘岳写诗颂扬，这不仅体现了司马衷对周处的尊敬和重用，也有力鼓舞了前方的将士，李矩在关中也建立殊勋，索靖至粟邑击败叛军，关中危机被扭转，司马衷又增派孟观帅军前往增援，司马衷下诏全国发仓廪救济雍州的饥民，平叛和救灾同时进行。关中的叛乱主要是因为灾荒百姓饥饿，叛军裹挟饥民抢掠粮食，数十万的叛军中，很大部分是饥民，司马衷诏令集中粮食救济饥民是在政治上瓦解了叛军，很快平定了关中叛乱。在古代君主中，有能力做到在短期平定几十万叛军的皇帝不多，而用政治、粮食招抚瓦解叛军的君主更少，司马衷就是其中之一。孟观在中亭俘获叛军首领齐万年，至此关中叛军仅两年多就被平定，司马衷对这次几十万人的大规模叛乱的应对，也体现了他的武略是以鼓舞提高军队士气为主；政治经济战为基础；作战攻伐为辅，优待俘虏安抚民心。司马衷对俘虏的异族首领齐万年也能优待不杀，虽然是延续晋朝立国以来优待皇室、降俘的政策，但是司马衷作为已经是第四代统治者，又是对待异族的叛乱首领，能继续优待齐万年，已经是很值得尊敬，对后来晋朝优待李势等降俘也有重要影响。司马衷在应对灾荒造成的战乱中，在中国古代皇帝中算是成功的典范，而且这些叛军人数是几十万的异族，几乎包括了除鲜卑外的关中各民族，而且当时关中的人口比例还是华夏不占优势，这次平叛后江统评价的也仍是华戎各半，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能短时间就平定秦雍两州的大规模叛乱，司马衷的武略还是值得研究探讨的。司马光评价司马衷是戆駘不是愚痴，这是体现司马衷在言行方面和基层百姓相近，也更能为百姓利益着想，更重视救灾挽救百姓，对救灾非常重视，就像他奖励慕容廆救灾积极。司马衷平定关中的意义是深远的，尤其是没有严重的杀戮制造各民族对华夏的仇恨，晋军一方面在战争中以善战勇武获胜，一方面能救济关中的饥民，优待俘虏笼络民心，都极大地争取了关中各民族的拥护，就是后来在东部发生八王的动乱，关中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异族分裂叛乱，多数的关中各族人民对司马衷的仁德是肯定的，能长期保持效忠司马衷，甚至可以说若司马衷不过早去世，以他在各民族人民心中的声望，以他在灾害中应对战乱的救灾能力，哪怕后来遭受严重灾害，也不会有中原陆沉的危机。

第五节：朝野宁静
司马衷的元康之治时期，继承父亲太康盛世的仁政，爱护百姓、任用贤能，总体上是保持朝野宁静的。司马衷执行的内外政策巩固了中央政府的地位，晋朝在各民族拥护下，继续欣欣向荣，维持政权发展进步。朝野不发生严重动乱的前提条件是：首先没有严重灾害；其次是没有严重压迫；再有是内部团结；国内信仰清廉俭朴。朝野宁静才能社会进步，民风忠诚和睦。司马衷元康之治时代仅中后期关中发生严重灾害导致短暂的战乱，而且被很快平定，全国大部分地区太平安宁，这时期军力、救灾储备都发挥影响，对平叛发挥决定作用。司马衷时代的晋朝军力仍是增强的，所以也能保证朝廷有强大支柱维护和平安宁，政府军和私兵都还有战斗力，新的军事家和军事人才仍不断培养锻炼成长，晋人的民风依然强悍，所以在当时也没有严重的压迫，社会矛盾也不是非常剧烈。晋人强悍的情况体现在，周处帅五千晋军就能斩杀异族叛军万计，张光帅百人就能坚守马兰山百日。晋朝善战，所以人数不占优势也没被异族压迫，没造成异族侵扰或统治的压迫自然是朝野宁静，要想避免压迫就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保护。司马衷在元康时代的内部是团结的，在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和冲突很少，政治格局基本平衡，朝廷内部的宗室、门阀、士族、寒族总体是团结的，晋朝中央政府的在各民族心中的地位是稳固的，受尊敬的，晋朝的各民族也是团结的。即使是发生严重灾害导致部分关中地区民族叛乱，也能被司马衷有效救灾平叛，优待齐万年，恢复民族团结，避免严重的民族冲突。司马衷统治时期中国众多异族相互之间也是没有严重的冲突，司马炎时代禁止各民族间相互仇杀的政策总体是延续的，晋朝元康时代国内团结稳定，对社会发展和华夏人口继续增长创造了条件。司马衷时代的信仰是清廉俭朴，尽管少量贵族已经开始有享乐奢靡的倾向，司马衷在元康时仍是推崇节俭，任用的执政也几乎都是清廉俭朴，多次发布诏书禁止腐化浪费和奢侈。司马衷任命尚书省的司马泰、司马晃都是清廉俭朴，这两位在宗室中是最有声望，司马泰品德是廉洁清静，不接近声色，虽然担任宰辅，而且有大国的租赋，但是服饰如同平民百姓，入朝担任太尉。司马泰性格率真自然，行事简易坦荡，每次朝会，不认识他的人都不知道他是王公。司马晃也是清廉俭朴的贤臣，司马炎评价他清廉贞正，任命为尚书仆射，又外镇青徐。司马衷即位后立即把司马晃调入京城，担任车骑将军，不久升任尚书令，后升司空，继续担任尚书令。司马晃贞廉，而且谦虚下士，甚得宗室之称。司马衷在元康时代选用的三省宰相几乎都是清廉俭朴、深孚众望的清官，张华、裴楷、陈准等领导中书省的官员中，张华是晋朝著名的清官，家中几乎没有财富，仅有书籍，从不敛财贪腐。裴楷每年从梁王、赵王那里借上百万钱也是用来周济贫苦，不是自己享乐聚敛。陈准也是能臣，不是贪腐无能的大臣，后来官至太尉。门下省侍中傅祗曾兴修水利，建造沈莱堰解决黄河泛滥的问题，百姓立碑颂扬。傅祗也曾反对封爵滥赏，也是推崇节俭的官员，后来官至司徒，是善于维护团结，受到众臣尊敬倚重的贤臣。侍中裴頠博闻多才，甚至精通医术，反对虚无空谈的纵情享乐，主张崇有遵纪守法，在朝廷执政时也能稳定内部，促进团结，为人谦虚辞让封爵，司马衷不准才接受封爵。裴頠崇有重视万物生长有其规律，自然能抑制那些放荡不法，无法无天的言行，对保持朝野宁静有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侍中冯荪是从太康盛世就担任宰相，他能受到司马炎和司马衷两代重视任用，可见也是能臣清官。侍中贾模从少年就有志尚，为人多沈深智算，能推重张华、裴頠同心辅政，数年之中，朝野宁静，都是贾模努力的结果。贾模当宰相没有仅是为贾氏谋利，也能劝谏贾后不要乱政，努力维护朝廷的内部团结，也是对社会进步有贡献，司马衷任命的三省宰相多数是贤臣，没有腐朽乱政的奸臣。司马衷时代的朝野宁静是继承司马炎太康盛世进步政策的结果，是司马衷应对危机能有效平衡解决的结果，是司马衷任用的大量贤臣努力的结果，也是司马氏宗室执政时进步清廉的结果，对当时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起到推动作用，能让百姓生活安宁，能让各民族团结友好，能巩固中国中央政府的声望和影响力，增强中国统一的稳定，也是能让华夏继续增加人口数目，增强生存能力，为后来的反分裂斗争积聚了充足的力量。

第六节：移民草原
司马衷时代是草原民族政策进步时期，是华夏向草原地区移民最多的历史时期。司马衷是草原民族树碑效忠的首位皇帝，是中国最早在草原建立有效统治的皇帝。司马炎时代虽然草原的拓跋部是派人质到晋朝，但是双方的关系仍然不稳固，没有晋人移民到草原，因为拓跋部太子沙漠汗在晋朝长期居住当人质，拓跋力微开始宠信其他儿子，沙漠汗在267年返回草原，但是在275年再次被派到晋朝，拓跋部内部的反晋力量也增加很多，司马炎意识到亲晋的沙漠汗在草原地位可能动摇，所以没有让他再在洛阳长期居住，让他立即返回草原，怕他在洛阳期间被力微废黜。当时的征北将军卫瓘对拓跋部情况也担忧，他派自己的牙门将卫操多次出使力微，对拓跋部内情况了解，担心沙漠汗回去危险，提出先贿赂笼络拓跋部贵族再让沙漠汗回去，被批准。司马炎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派晋人移民到拓跋部，所以没法支配拓跋部贵族，拓跋部反晋的贵族到塞内的阴馆（今山西朔州）迎接沙漠汗时谗言借机杀害了沙漠汗。司马炎得知沙漠汗被害，非常震怒下诏讨伐反晋贵族，277年卫瓘北征拓跋部派人离间说力微怨恨杀太子的贵族，这些反晋贵族既怕晋军讨伐，又怕力微追究而叛乱，力微在叛乱中死去。司马炎在拓跋部拥立了亲晋的悉鹿，并且首次在草原派驻官员常驻，卫操帅十多人成为首批草原移民。卫操是在力微死后进入草原，他是晋朝的五品官，而且是忠于晋朝，到草原明显是监控防止拓跋部被反晋力量控制。司马衷即位后对草原的控制加强，亲晋的沙漠汗儿子首次被拥立，卫操等又劝说拓跋部接纳更多的移民。司马衷时代是晋官、晋人大量进入草原和拓跋部的时期，也是对草原地区能有效划分管理的时期。司马衷时代把拓跋部划分为三个部分，东部是力微的儿子禄官统辖，中部是沙漠汗的儿子猗㐌统辖，西部是沙漠汗的儿子猗卢统辖，可见司马衷的安排下，亲晋的沙漠汗儿子也已经在拓跋部占据主导地位，晋官在拓跋部也已经是正式的辅相地位，所以晋朝有效对草原地区行使管辖权是从司马衷开始的，卫操、卫雄、姬澹、段繁等都担任过拓跋部辅相而且身兼晋朝中央官职和爵位。司马衷时代越来越多的华夏移民和草原民族共同生产、生活极大增强了民族团结，提高了草原地区社会生产力，巩固了晋朝中央对草原地区的统治。拓跋绰继位时曾想把在塞内阴馆的父母遗体迁葬草原，猗㐌和猗卢兄弟才完成这个愿望，当时晋朝派遣官员参加葬礼就可以看出司马衷对草原划分的管辖区域：西部的河间王司马颙派司马靳利，西部的猗卢应该是司马颙的部下；中部的并州刺史司马腾派主簿梁天，中部的猗㐌应该是司马腾的部下；东部的成都王司马颖派从事中郎田思，东部的禄官是司马颖的部下。这种隶属关系在后来更加明显，在匈奴叛乱时，司马腾发出檄文，是中部的猗㐌帅军前往参战，东部禄官和西部猗卢都没有去参战，可见猗㐌是司马腾直接管辖，另外两部都不是司马腾的直接下属。拓跋部分成三部的情况直到猗㐌和禄官去世，猗卢统摄三部后才终止。司马衷时代晋人迁居到草原没有限制，后来一次就曾返回数万，可见司马衷时期晋人进入草原的人数是非常多。司马衷执行的进步移民政策不是对草原的殖民掠夺，不是去屠杀奴役草原民族，不同于有的反动统治者对草原民族实施灭绝杀戮，不是歧视草原民族，没有移民侵夺草原民族土地，在草原拥立亲晋的力量实现对草原的统治，没有对草原地区造成灾难和战争。沙漠汗长期在晋朝居住，他的妻子是晋人封氏，沙漠汗是亲晋的进步人士，掌握了很多晋人的知识和才能，和晋朝士大夫关系密切，被反晋贵族诬陷是学了晋人异法怪术要危害部族，这本身就体现了华夏进步文明和异族落后迷信反动力量的矛盾。司马衷时代草原移民增多也间接反映了中原华夏人口激增，人口恢复后已经超过前朝，所以能有多余人口移民草原，司马衷时期晋朝人口达到六千万，是华夏人口超过以往的新纪录。司马炎开始有晋官和晋人移民草原开始传播华夏进步文明，到司马衷时代更多的晋人移民到草原，这是增强了草原地区文明发展速度，和中原华夏文明缩短距离，也促进了草原民族摆脱落后的生产，消除旧贵族反晋的危险，避免了草原民族被反晋贵族驱使攻打晋朝，造成民族战争的危险。司马衷移民草原的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让草原民族获益，也让华夏民族获益，促进了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融合。

第七节：救济灾荒
司马衷是爱民的仁君，执行的众多进步政策都是有利于人民，这些政策中最有影响力的是救济灾荒的政策。司马衷下诏救济过天灾，也救济过兵灾，在历史上是救灾能力很强，而且有很大功绩的皇帝。司马衷众多救灾功绩中，人们仅记住了他给灾民吃肉粥的事情，而且还是当嘲讽内容记载的，让人感叹封建庸俗学说对社会伦理的毒害，好在人民还是会感激能让百姓灾民吃上肉粥的司马衷。现代稍微有点爱民思想的人都会质疑让灾民吃肉粥怎么能算是愚痴皇帝，很多暴君把百姓压迫得没有遭灾都吃不上肉粥，都走上造反道路了，却很少遭到像嘲讽司马衷那样的贬低，这也造成中国封建末期走向没落的悲剧。司马衷是在发生兵灾仅是京城附近局部地区的情况下，仍能免除天下百姓赋役的仁君，自然也会遭到那些轻视百姓，总是欺压百姓的反动统治阶级嘲讽，那些贪官污吏对遭灾的地区往往都不管不顾地盘剥压榨，更不会像司马衷那样减免所有地区的赋役，现代是民主时代，评价皇帝的立场都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理所应当不再贬低丑化司马衷。灾害是没法完全阻止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只要有司马衷那样的爱民救灾精神，自然能得到回报，能得到人民拥护。司马衷奖励慕容廆救灾就是证明，司马衷对幽燕水灾时慕容廆开仓救灾下诏嘉奖，并且赏赐礼服，这就不仅提高了灾区百姓对司马衷的忠诚，也促成慕容廆长期效忠晋朝。司马衷下诏让地方救灾给灾民吃肉粥和奖励救灾积极的慕容廆，在古代封建社会都是进步仁义的政策，都是能得人心的善政，不应该遭到嘲讽。司马衷下诏救灾最有影响的是在关中饥荒造成严重分裂叛乱期间，司马衷在298年正月下诏救灾“诏发仓廪，振雍州饥人，”司马衷这次救灾不仅救助了大量饥民，也对平息分裂叛乱有巨大作用，数十万异族叛乱就是因为灾荒引起的，救灾是平息叛乱的基本条件，司马衷把政治经济攻势用在灾荒引起的战乱中，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司马衷在救灾奖励中给慕容廆赐礼服的作法对后世也有影响，司马睿也学司马衷派韩畅到草原地区给代王郁律赏赐礼服，造成郁律能继续称晋藩代王，没有僭越，巩固了晋朝的中央地位，维护了统一。司马衷在救灾中还下诏允许灾民把骨肉卖为奴婢，这是依照汉高祖刘邦时的惯例，尽管不是最佳的救灾方式，至少也是能防止灾民立即饿死，让豪强富户能获利去救灾的政策，也是在封建社会常见的救灾政策之一，是为防止灾民聚集造反，防止出现人吃人的悲剧。司马睿时代比这一政策又进步了，就是把灾民流民卖身为奴婢的释放编入军队，宋朝就是延续司马睿的政策，把灾民大量招募为士兵，刺配兵籍，也是变相救灾。司马衷在救灾中执行把灾民卖为奴婢的政策，这是从汉朝就有的惯例，石勒逃荒流散雁门返回时，都尉刘监就要缚卖他，卖灾民主要针对下层灾民和异族灾民。司马腾把石勒卖到冀州前，石勒正和豪强组织贩卖异族灾民，用石勒的话讲是“两济”的办法，和现代贩卖人口是有本质区别的。晋朝被卖身的灾民并非就一定总当奴隶，石勒被司马腾卖到冀州的师懽家就被免除奴隶身份。司马睿也曾下诏免除北方灾民卖身为奴的，编入军队中，晋朝政府对灾民卖身者会采取些赎买或解放的善政。司马衷仁君时代的灾民卖身不像封建黑暗时代的灾民卖身那样悲惨、可怕，石勒就被善良的师懽解放，在河北干起贩马等行当，和政府的马牧帅汲桑关系密切，后来投奔成都王的军队中。司马腾把石勒等很多异族灾民卖到冀州也避免了这些灾民投靠匈奴，或者发动叛乱，对晋朝未来的反分裂战争也产生有益影响，石勒长期和晋人中的善良进步人物交往，也促成他对晋朝还能有少量尊敬和忠诚，也是他能长期称晋藩仅末期当三年皇帝的原因。司马衷时代的救济灾荒政策总体上都是发挥了进步作用，他的救灾政策主要是减轻百姓负担，司马衷对灾害中的百姓执行的政策是：贡御之物皆减三分之二，户调田租三分减一，执行的是爱民为本的政策，所以华夏百姓都拥护。异族占多数的雍州闹灾荒分裂叛乱，司马衷用“诏发仓廪，振雍州饥人”的政策也能招抚多数异族饥民，再优待齐万年招抚异族贵族就很快平定分裂叛乱。司马衷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仁君是爱民的君主，孙惠评价他圣慈惠和，尚经人心，是在救灾方面有作为的君主，在现代也是值得尊敬学习的君主，学习他的爱民救灾的精神。

第八节：推崇节俭
司马衷执行的众多进步政策中，推崇节俭是重要的仁政，这也是常被忽视的进步政策，对推动晋朝发展到鼎盛时期有重要作用。自古很多政权走向败亡都是从腐败、浪费开始的，推崇节俭要节，就是节省的意思：首先节省民力，其次要节省粮食，再次是节省财富；俭就是少取的意思：俭对应侈，首先是俭吝不浪费，其次是俭约不浮华，再次是俭朴不浮夸，司马衷时代对节俭推崇是达到了仁君的标准，在节和俭方面的政策和言行都是值得尊敬的。晋朝到司马炎太康盛世末期已经有个别贵族开始有腐化倾向，物质财富充足也造成个别贵族浪费，司马衷要是即位后也不推崇节俭，政权会很快向腐朽没落发展，以当时的民族人口比例和各种潜藏矛盾的发展，有导致灭亡的危险。司马衷没有浪费民力，这是最危险的恶政，浪费民力从事大兴土木会造成百姓身体弱化，生产废弛，造成粮食和物资的短缺，是导致民心离散和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往往会造成亡国。司马衷也没有浪费粮食的恶行，司马衷不是贪图饮酒，这是古代造成粮食浪费的重要原因，晋朝虽然也延续了曹魏时期纵酒的风俗，但是从司马炎时代就对酗酒进行了限制，司马衷作为太子时应该就是不准饮酒，所以司马衷即位后几乎没有记载他举行宴饮的活动。司马衷至少不是因为酒色误国的昏君，节省的粮食能在灾荒中救济灾民，也是能延续政权生存的重要基础，国家没有粮食储备是危险的。司马衷对财富的节省也是有功的，司马衷时代没有造成府库空虚，尽管有些战乱，但是晋朝的国库是充足的，司马衷中后期的永宁时代，仅洛阳府库就有绢四百万匹，珠宝金银有百余斛，这对晋朝未来的反分裂斗争有巨大贡献。司马衷去世后，司马炽能给刘琨一次就送去五百万匹绢和五百万斛粮食、五百万斤绵，都表明司马衷时代为晋朝积累了庞大充足的财富，否则晋军在永嘉时代是没法在灾荒空前的中原坚持下去的，司马衷时代的节流积聚政策是对民族生存有巨大贡献。司马衷的俭也是非常著名的，司马衷曾让人写诗纪念自己的老师司徒李胤，在晋朝中最有清俭德行的就是司徒李胤，司马衷任命的司马泰、司马晃都是清俭闻名的宗室，所以在司马衷时代俭吝的风气仍然是在朝野占主流，司马衷甚至在艰苦流亡中能适应生存，可见平常生活是能吃苦的，向内官借贷二千钱不仅说明司马衷不用皇帝特权欺下，也可以体现他生活俭吝。司马衷推崇俭吝能让百官和百姓继续保持精打细算地生活，就能养育多个子女，也能继续保持华夏人口增长的趋势，能让社会财富继续增长，上下都不会有欠账匮乏的困难。司马衷也能俭约，对自己能约束、限制，不放纵，他没有浮华的言行，没有搞给自己加尊号歌功颂德的活动，没有给自己准备显赫排场到处巡游。司马炎接受傅咸上奏矫正奢侈浮华的言行，到司马衷时代继续任用傅咸，对当时出现的朝廷宽弛、豪右放恣的浮华现象进行了抑制，司马衷对傅咸任用坚决，傅咸多次推辞，但司马衷坚决让他任司隶校尉，在傅咸任职后，执法严厉，对宗室和皇帝亲信都执法，让京都肃然、贵戚慑服。司马衷的身体力行和任用贤臣能有效地抑制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也教育了群臣能恢复俭约忠直的习俗，不再放纵违法，稳定社会秩序，阻止浮华风气蔓延。司马衷的俭朴是不仅体现在物质生活方面，他没有修建宫殿，司马炎即位二十六年都没有修建宫殿，司马衷能继续延续父亲的仁政，生活依然俭朴。司马衷不仅自己不修宫殿，不修陵寝，对兄弟的约束也很重视，陆云就在劝谏吴王司马晏应该俭朴时引用司马衷约束清河王司马遐的事例：司马衷时代多次发布诏令没能阻止“侈俗兹广”，众臣百姓每次看到司马衷诏书都叹息。司马衷因此直接从宗室管理开始，亲自下手诏给司马遐教育他遵守先帝节俭教化，“恳切之旨，形于四海”，结果司马遐毁掉墓宅尊奉诏令，造成“海内听望，咸用欣然|”，海内都对司马衷的教化听从盼望，上下都高兴地用命。司马衷时代也限制了浮夸的风气，他任用的裴頠就是主张崇有，反对玄谈空谈的浮夸，要求遵守现实和自然的客观规律，这些都对晋朝社会风气发挥了正面作用。司马衷时代能让晋朝继续进步发展，增强国力进入鼎盛国力阶段，不仅让晋朝在人口数目达到鼎盛，也让晋朝在疆域方面达到鼎盛，司马衷推崇节俭的进步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社会和家庭都有仁德功绩，这些都是值得尊敬学习的，也是值得现代研究的。

第九节：海内晏然
司马衷时代的元康之治是晋朝达到鼎盛时期，不仅是晋朝人口最多时期，领土面积最大时期，同时也是海内晏然的时期。评价和衡量一个历史时期在中国的历史地位，首先要评价对世界的历史贡献，其次是评价对中国的历史贡献，而不是其统治阶级的享乐。司马衷时代仍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和增强交流的时期，生产力的水平是继续上升时期，世界上最早的铝制品就是在司马衷时代的周处墓中发现的；司马衷时代的永平年间世界上最早的马镫也在长沙晋墓中发现。司马衷时代没有宗教迫害，同时期的欧洲正在大规模迫害基督徒，佛教在南亚也受到婆罗门教冲击而走向没落分裂时期，西亚也是摩尼教统治，排斥其他宗教。司马衷时代和同时期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没有严重的宗教冲突和极端宗教教派产生，是对各种思想和宗教都包容的时期，即使中国国内思想崇有和虚无的对立，也没有冲突。司马衷时代也是世界主要社会发达地区，四世纪的希腊学者马尔塞林对中国的评价主要也是描写四世纪初期晋朝统一太平的司马衷时代，马尔塞林评价的中国人热爱和平、疆域辽阔、物产丰富、人烟稠密的景象，在四世纪仅司马衷时代是出现过，中国的丝绸技术也是在司马衷时代传入南亚地区，司马衷时代对世界文明进步仍是起到推动作用。司马衷时代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也是有贡献，仍是人口增长、百姓安宁、领土开疆、生产发达时期。司马衷时代没有历朝最常见的北方异族南侵，即使前朝战乱时侵入或内迁的大量异族，多数也长时间效忠司马衷，没有发动分裂叛乱。司马衷时代的中国疆域仍包括朝鲜半岛北部，在朝鲜半岛北部仍能找到有司马衷年号的瓦当等建筑材料，高句丽和马韩、辰韩还没有正式和中国中央政府脱离。司马衷时代恢复的宁州还包括现在的缅甸北部，到南北朝后这些中国领土都丢失了。南北朝的朝鲜半岛虽然已经改汉姓、用汉字了，仍脱离了中国，这对现代台湾也有警示作用，只要中国没有中央政府、没有反分裂或统一不成功，即使已经汉化地区仍有分裂的危险。南北朝时云南地区也脱离了中央政府，直到元朝时才重新被中国中央政府统一。司马衷时代领导的中央政府是有声望和有力量的，不仅守住了前朝留下的所有领土，而且还有开疆的历史贡献，增加了中国的领土面积。司马衷时代草原民族效忠晋朝皇帝，并且为晋朝守边开疆，这在中国古代也是非常罕见的，晋朝没有修建长城就能避免草原民族南侵，这是值得尊敬学习的。在中国古代的海内晏然，最主要是指没有外部异族的严重入侵，司马衷能做到外部异族没有入侵，而且能团结内部异族，为晋朝开疆拓土，没有让内部的异族都分裂叛乱，团结各民族多数，他执行的民族政策在现代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司马衷时代北方的斯拉夫民族已经产生，当时称沙楼人，突厥人的祖先索族也已经强大，蒙古族的祖先模卢也已经形成，满族的祖先肃慎也发展，连几百年后控制北方的赤勒、契丹都出现了，但是却都没有南侵。西亚的萨珊朝势力也一度攻入中亚，但是也没有攻打中国，罗马帝国的希腊马尔塞林盛赞中国，司马衷时代和罗马帝国应该仍是友好的，同斯拉夫、萨珊、赤勒、契丹、索族、模卢、肃慎等众多周边民族都是友好为主，所以没有外部的异族入侵。司马衷时代的海内晏然还体现在完善三省制度的基础上对地方行政区划的设立方面，司马衷时代对江南大的扬州、荆州分出江州，便利于行政管理，后来晋怀帝又设立了湘州，既能提高行政效率也能防止出现过大的地方行政区。司马衷也恢复了宁州的行政区，提升了西南地区的管理和地位。司马衷在西域首次设立了晋昌郡等行政单位，并且把草原地区分成三部分管理，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域和北方草原的控制。司马衷时代的行政区划合理均衡，提高行政效率不仅有利于推动生产，积聚社会财富，为未来的反分裂战争奠定充足的物质基础，也增强了对江南、西南、西域、北方等边远地区的开发，促进了边疆和内地的文化经济交流。司马衷时代的中国是在世界上有声望和受尊敬的统一大国，是国内人民生活幸福安宁，生产力发达的进步时期，是被评价为圣慈惠和、尚经人心能保证了四海所系的时期；司马衷也是海内听望、咸用欣然的钦明圣哲的皇帝，他统治期间是能让海内拥护的进步时期。司马衷的历史作用是进步的，是对中国有很多贡献的仁君，并且在世界和平发展历史中，也有很多贡献的历史人物。

第十节：宫廷和睦
司马衷的宫廷生活没有享乐和放纵，当太子时就是妃嫔各一人，他的婚姻生活不是很丰富多彩，这也是他让庸俗腐朽的人嘲笑轻视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不等于司马衷的宫廷生活就是一无是处，只要认真地研究司马衷宫廷和睦时期的情况，也能对认识晋朝的历史进步发展情况有所帮助。司马衷九岁当太子，十三岁成亲，太子妃贾氏比他大两岁。司马炎原本准备让儿子娶卫瓘的女儿，但是皇后要给太子娶贾充的女儿。司马炎最终同意妻子的意见，司马衷娶贾氏主要是因为司马炎觉得卫瓘反对司马衷当太子，还是有些担心，而且卫瓘等拥护司马攸的意志太强，怕司马衷年幼不能即位。司马炎当时曾重病，司马攸几乎被拥立为帝。司马衷最终能完成学业长大成人，在三十岁时即位能成合格的君主，司马炎是在教育和成家方面为司马衷费心很多。司马炎同意司马衷立贾氏为妃，又让司马衷娶谢氏为嫔，在司马衷的东宫中仍是维持平衡，谢氏和卫氏亲密，司马炎也担心儿子被贾氏完全控制，司马衷成人即位后对父亲的意图是非常理解，在自己的宫廷中基本是长期维持着和睦。司马衷即位前的东宫生活不如意，太子妃贾氏和他生育的都是女儿，他和另一女子有的儿子让贾妃害死，司马衷和谢嫔有了孩子也不敢在东宫生，司马衷的太子司马遹是爷爷保护成长的。司马衷即位后，宫廷生活比东宫时有所改善，首先司马衷已经长大成人，经过长期斗争和学习，对社会事务和政局的驾驭能力增强很多，不再是年幼被轻视贬低的少年。司马衷采用权谋有力地控制了宫廷和朝廷，他决策政务只通过杨太后，不通过贾后就是防止贾后干政和完全控制宫廷，而且重用提拔的宰相执政都是首先忠于自己，又能让贾后不干政的贤臣，司马衷任用原本反对自己的张华，让他给太子当师傅，张华写女史箴劝谏贾后不要干政，都是司马衷防止贾后干政。司马衷在早期面对反对力量的强大舆论压力和丑化自己的力量时，能维持东宫和睦夫妻同甘共苦共同努力保住太子地位，在即位后也能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自己的宫廷内斗或不稳，这是值得称赞的。司马衷在元康时代的宫廷是和睦的，他虽然和贾后依然共同生活，但是不再像最初怕贾后，谢嫔的地位也升至妃，而且还有新的嫔妃，司马衷对宫廷的控制能力很强还体现在他任命的司马繇都准备废贾后，让贾后忌惮。司马衷提拔卫瓘、裴楷、和峤等很多是和贾氏有矛盾的，能制约贾后干政。司马衷制约贾后不顾她已经烧了司马炎遗诏仍然任命司马亮，所以贾后虽然豫政，能通过宰相贾模影响政局，但没法干政乱政，而且考虑到朝野那么多反对她，甚至丑化她声誉的，司马衷能控制贾后长期遵纪守法、让她忠于司马衷，维持宫廷和睦。司马炎时期的宫廷人数是过分夸大，司马衷宫廷的人数被过分缩小，司马衷和贾南风两人少年成亲，夫妻生活二十多年，贾南风虽然有很多缺点，但是她对司马衷是忠诚的，司马衷为太子司马遹立的太子妃王惠风也是贾后选的，王惠风人品才德都是优秀，是列女传的杰出女子，王惠风和司马遹生活的也非常幸福和睦，这些都增强了太子的地位和声望，至少这时期贾后对太子也是爱护的，没给他选个坏女人坑害太子。司马衷统治的十七年中在前一阶段基本是宫廷和睦，长达近十年，这期间对晋朝稳定和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司马衷和谢淑妃的关系也非常重要，司马衷当太子时，他的一位太子少傅老师就是谢氏，也是晋朝最著名世族谢氏的谢衡，是谢鲲的父亲，太傅谢安的祖父，在司马衷重新讨论晋书时限问题时，贾谧上奏以泰始为起点，推崇司马炎，尊司马炎就等于拥护司马衷法统地位，得到包括谢衡在内的多数支持，由此也间接证明当时贾氏和谢氏在共同推崇司马炎和司马衷上也能一致，司马衷宫廷中的贾后和谢妃此时也是和睦的。司马衷宫廷和睦和古代历朝盛世统治阶级宫廷和睦同样，都是对社会能产生进步作用的，至少能保障统治阶级团结，不会爆发严重的争权夺利，也就不会爆发战争，不会自相残杀，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和百姓生活安宁有重要贡献。司马衷统治的元康治世和平十年和司马衷宫廷和睦是有重要关系，就像通常说的家和万事兴那样，家庭是社会发展的缩影，虽然不幸的家庭生活未必都造成恶果，但和睦的家庭生活必然都创造幸福。司马衷的宫廷生活也有幸福、和睦的一面，也有值得尊敬和学习的内容，对晋朝走上鼎盛发展时期是有贡献的。

第一章：开疆远方
第一节：草原行政
司马衷时代是对中国有贡献的历史时期，是统一开疆时期，是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晋朝在司马衷统治时期领土增长到最多时期，人口也达到最多，也是中国最早在草原建立行政区的历史时期。司马衷对行政区的划分管理非常擅长：不仅首次在西域设立晋昌郡，对新疆地区进行了行政郡县化管理，对草原地区也首次开始行政划分，虽然还没有进行州郡县乡的行政划分，但是首次把拓跋部分成三个部分，分别由西部司马颙管理猗卢、中部司马腾管理猗㐌、东部司马颖管理禄官，司马衷这次划分是在公元295年，他也正式把晋官任命为拓跋部辅相，让亲晋的沙漠汗儿子成为拓跋部的主要首领。司马衷划分草原行政区是中国古代对草原地区首次进行有效的管理，对草原有中央管辖的性质，因为在次年拓跋部的猗㐌和猗卢兄弟把父母的遗体从塞内的阴馆迁葬到草原时，举行了大规模纪念活动，若是晋朝和草原是两国关系，那就仅会是晋帝派一名使臣去参加，实际是对应猗卢、猗㐌、禄官的三部，司马颙派司马靳利去参加；司马腾派主簿梁天参加；司马颖派从事中郎田思参加，由此可见当时拓跋部分别由司马颙、司马腾、司马颖管理的地方政府，不是和晋朝中央政府直接对等的关系。司马衷对草原的有效控制，也有效地防止了草原变成南下侵掠华夏的基地，这对整个华夏民族是巨大的功绩。司马衷是否命令拓跋部西征虽然没有准确记载，但是在296年举办沙漠汗夫妇葬礼后，297年猗㐌是帅领晋官和拓跋部晋胡军队开始了历时五年的西征，这是不同于匈奴的西逃，是首次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远距离长时间西征，以当时晋朝中央和拓跋部的关系评价，也可以算是晋朝的开疆远征。当时草原地区的各部族分部情况是：拓跋部在中部占大部分地区，拓跋部东部是慕容部，东北部是宇文部，都是忠于晋朝的鲜卑部，拓跋部的西部是晋朝的晋昌郡，西南部是吐谷浑部，也是晋朝控制区，禄官南部是亲晋王段勿尘和司马颖的辖区，猗迤南部是司马腾辖区，猗卢南部是司马颙辖区。司马衷就是在拓跋部都是晋朝领土和忠于晋朝的鲜卑部族情况下，对拓跋部进行了行政划分。史书也评价猗㐌和猗卢都对晋朝勤恳用命是长期效忠晋朝，到304年首次和司马腾民族会盟时，正式树碑效忠司马衷，拓跋部长期为晋朝守边效忠，对司马衷时代晋朝朝野宁静、海内晏然起到重要作用。305年在草原地区司马衷正式任命猗㐌担任大单于，金印紫绶，这是中国中央政府首次在草原任命大单于，设立大单于府，在草原的行政制度逐步完善，也为后来在草原地区设立代国公王府奠定基础。司马衷在草原地区设立行政区划是历史上的创举，对华夏民族对草原地区的管辖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行政区划设立过程中也体现了司马衷的政治才能，以及他在草原民族中的影响力，可是说司马衷在这时期是彻底清除了草原反晋、反华夏的反动落后力量，逐渐能采纳江统和郭钦的迁徙移民政策，把关中的多数小部族都迁徙到草原地区，笼络了拓跋部贵族，也增强了草原晋人的力量，这时期拓跋部的总人口激增，总数骑兵已经达到四十万，其中直属拓跋部鲜卑总数约二十万，这也可以从历史记载的当时拓跋部经过295年迁徙异族这年草原总人口四十万骑兵，但是在第二年迁葬祭祀沙漠汗夫妇时是有二十万来会葬看出，拓跋部的人是必须参加会葬的，不用必须参加的一半人就是司马衷从中原迁到草原的。在草原地区有多少是司马衷时代迁徙的晋人数量没有准确数字，仅有史料记载后来从草原返回的晋人移民有数万家，这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向草原移民最多的华夏迁徙了，所以司马衷在草原设立的行政区性质是民族联合政府，是中央政府管辖的地方政府，在中原的关中虽然是异族占一半，在草原地区华夏也是占近一半的人口。司马衷在草原设立行政区在后来的反分裂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方草原成为晋朝反分裂的重要后方基地。草原和西域的行政区也成为司马衷时代晋朝开疆的出发地，并且成为晋朝鼎盛时期历史功绩的标志之一，司马衷的历史地位只有按照现代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才会真正受到重视和尊敬，现代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看他对中国生产力和制度是否有首创和推动；要看他对中国领土开疆是否有贡献；要看他是否对百姓生活幸福有保障，要看他是否对中国统一和反分裂有功绩。

第三节：西征远方
司马衷是位开疆皇帝，不仅在西域和草原设立行政区划，而且在他统治期间中国是开疆拓土发展上升的时期。司马衷时代晋人在草原民族已经很多，和草原民族共同生产战斗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共同进行了西征。司马衷时晋人在草原数万家约二十万，有很多能征善战的武将和战士，这样一支强大军事力量是忠于晋朝，自然能阻止草原成为反晋南侵的基地，也不会去攻打周围晋朝的藩属，顺理成章地把西征作为主要的战略方向。晋朝时对世界的认识达到东西长五万里，这个距离应该就是在司马衷时代西征以后获得的数据，是从肃慎到西部五万里的欧洲一群国的距离，大约就是现在中国东北到欧洲中部的距离，也是司马衷时代开疆影响的范围。司马衷对草原拓跋部和晋人远征的作用在历史没有记载，但是多少也可以分析出部分情况。拓跋部是297年开始西征，参加的兵力数目估计约十多万，当时拓跋部有骑兵二十万，分为三部分，每部约六万多，晋人兵力也有约二十万，同样每部约六万，拓跋部和晋人总兵力是四十万，参加西征的仅有中部的猗㐌部族，他统帅的晋胡军队总数是十二万，所以西征的晋胡部队约十万。司马衷必然是对拓跋部的西征施加了影响，因为当时关中是有分裂叛乱，所以受关中管辖的猗卢西部的部队就没有参加西征，应该是受晋朝中央指挥参与平叛或配合关中作战。司马衷让猗㐌远征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不久前他刚把很多关中的异族迁到草原，也担心这些异族参加关中的叛乱，猗㐌应该是带着十万晋胡和数万关中异族移民开始远征。司马衷善于把不利的情况转化成有利的情况，从他在关中叛乱时让猗㐌远征就能体现，他立猗㐌为首领，因此让猗㐌开拓疆域获益而更加效忠晋朝，也能减少草原地区发生叛乱的危险，猗㐌远征回来后能树碑效忠司马衷，就是感激司马衷指示他西征。这也是在事实上为晋朝开疆，增加了晋朝领土。很多人就没有想过为何拓跋部会树碑效忠司马衷，从古到今有无缘无故的爱恨吗？要是司马衷对拓跋部没有帮助和功绩，拓跋部不会效忠他，更不会树碑效忠。司马衷时代开疆活动历时五年，后来成吉思汗的首次西征是历时六年，仅仅比蒙古首次西征要少一年。猗㐌帅领晋胡军队西征先是向北越过沙漠（蒙古高原中部沙漠）然后就开始西征，先带着关中移民远离关中，然后开始了西征。从漠北向西显然是不同于成吉思汗西征去攻打西域，再向中亚进军，猗㐌是向西部鲜卑和中亚以北的地区进攻，这一路上的国家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按照后来猗㐌西征攻占二十多国记载，应该有数十个民族和国家，在中亚以北的国家主要有养云、伊列、寇莫汗、沙楼等国家和民族，在后来的史书中，除了沙楼（斯拉夫）外，都没有了记载，猗㐌可能就攻灭了包括养云、伊列、寇莫汗在内的二十多国。猗㐌帅领的这支晋胡军队西征远方在历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西伯利亚这个地理概念应该就是这时产生，通常也被称为鲜卑利亚，远征军最远是越过西伯利亚达到乌拉尔河以西，达到了从亚洲迁徙来的匈奴部族地区，这应该也是匈奴又开始西迁的重要原因，鲜卑人和沙楼人（斯拉夫人）越过乌拉尔河进入欧洲让匈奴也被迫再次西迁。猗㐌指挥的远征军前锋应该到达中欧一群国附近就返回了，向西的攻击作战估计有三年，向东返回用了二年。司马衷时代开疆虽然没有详细记载，但是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是必然的，很多历史没有记载不等于没有发生，不等于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中国晋朝的造纸技术刚刚成熟，能记载更多的历史，虽然这次远征是有了记载，但是因后来的战乱也没能留下详细经过的记载，很多历史信息只能用现存的资料进行分析推测。司马衷时代这次开疆具体巩固的晋朝领土有多少是很难判断的，而且在西部远征占领的地方哪里留驻了军队都不清楚，甚至这次远征终止的具体时间都存疑，猗㐌是远征五年后回来了，是否有晋胡军队继续西征都不清楚，因为猗㐌后来帅军援助司马腾时，晋人辅相卫雄、姬澹、段繁等都没有参加，这些忠于晋朝的晋臣会不会仍在远征前线没有回来，所以没有参加救援晋阳的作战，这也是有可能的，当时他们驻防在西征新占领的领土上。司马衷时代的开疆是中国古代被忽视的领土扩展时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现代更应该重视统一开疆的历史记载，而不是玄幻或穿越等虚无主义的空想，评价司马衷的历史功绩和作用也不该忽视他的开疆历史功绩。

第五节：草原辅相
司马衷对草原的行政管理是非常值得学习研究的，很多人误解用二百多年后《魏书》记载认识司马衷时拓跋部和晋朝中央的关系，错误地把晋朝和拓跋部并列当成两个对等国家，显然是缺乏中央政府概念，而且认识上不合时宜，用上百年后拓跋氏已经称天子后写的历史来曲解司马衷时代。幸好当时有卫操碑记载司马衷时代晋朝中央和拓跋部的关系，而且《魏书》记载拓跋部早期和晋朝关系的内容仍有很多，才能让现代知道司马衷对草原地区行政管理的情况。司马衷时开始在拓跋部设立辅相，卫操是司马炎扶持悉鹿时进入拓跋部的，他当时仅是牙门将，是晋朝中央五品官员驻草原的代表，猗迤当首领时才担任辅相，这正是司马衷把拓跋部分成三部分时，当时晋人在拓跋部占约半数，司马衷虽然没有直接任命晋人当首领，仍然任命卫操担任辅相，主持拓跋部事务，自然不能用二百年后拓跋部人矫饰的“桓帝以为辅相，任以国事”。司马衷对拓跋部任辅相不是仅在猗迤中部，而是三部都任命了，所以是晋朝中央的制度，不是猗迤“任以国事”，因为司马腾和猗迤在汾东会盟时，主持的是两位辅相，卫雄和段繁，可见辅相是固定的朝廷职务，不是临时为个人设置，卫雄是猗迤的辅相，汾东会盟是司马腾联合禄官和猗迤部队共同作战后的会盟，段繁是禄官的辅相，全都是晋朝中央政府任命的，在草原地区特别设立的职务，最早是任命卫操，后来卫雄、段繁、姬澹等都担任过辅相。在司马炎时代反晋贵族叛乱把拓跋部分裂，是晋军平定反晋贵族把拓跋部恢复，司马炎时已经让卫操在拓跋部常驻，开始向拓跋部移民晋人，中央政府已经开始对拓跋部管理，司马衷进行草原行政区划和辅相任命，基本完善了对草原的管理。司马颖、司马腾、司马颙分别管理拓跋部东中西三部，猗迤是司马腾的部下，当时的卫操碑称猗迤是奉司马腾的檄书，帅兵前往参战，而《魏书》就写成是司马腾乞师请兵，这就是两百年后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描述写法。封建制度有严格的等级，即使现代两国关系还要讲究官职和军衔的对等，晋朝和拓跋部当时要是对等的两国关系，那是不可能有司马颖和司马腾、司马颙派自己的幕僚梁天、靳利、田思去参加沙漠汗的迁葬仪式，那是对待部下的礼仪，而且是拓跋部认同的礼仪，可见拓跋三部是晋朝的地方政府，不是两国关系。司马腾是对自己管辖的猗迤下檄书让他帅军到晋阳参战，当时猗迤部执政的也是辅相卫操，是执掌权力，卫操最先派出的也是在草原的晋军将领壶伦、卫谟、中行嘉等，然后猗迤才是帅领主力十余万前往晋阳，这十余万中应该也有近半是晋军。司马衷在草原设立辅相执掌实际最高权力，没有任命晋人直接当首领的政策是对的，尽管当时晋人移民在拓跋部占半数，但是草原地区已经是鲜卑人控制上百年，这里是鲜卑人的长期聚居地，晋人移民到草原不过十年，拓跋部和当地鲜卑人自然是拥护鲜卑首领，让长期在晋朝生活而且亲晋的猗迤兄弟当首领，能团结草原的鲜卑人，增强民族和睦，避免鲜卑人和晋人产生冲突。司马衷为了确保中央对草原地区的有效管理，任命辅相实际掌控权力，这同晋人移民已经占拓跋部半数的地位也合适，能顺利让中央政府在草原地区进行有效行政管理。司马衷在草原任命的辅相地位已经不再仅是五品牙门将，卫操官职逐渐升到右将军，已经是三品的官职，而且是定襄侯，相对猗迤这位草原首领应该也是三品，司马腾是使持节的都督二品，猗迤和卫操是他的三品部下，这是在猗迤和卫操参加晋阳会战后立下大功后升迁的职务，两人在这之前应该就是五品官，司马腾、司马颙、司马颖派去参加沙漠汗迁葬的幕僚都是五六品官职，和两人品级相当。五品这个品级在古代也是高级官员的地位，通常是郡国太守地位，是能朝见天子进入正殿在朝堂会议的地位，司马衷任命辅相最早仅是五品很合理，虽然拓跋三部每部都有一州的面积，但人口相对少，是郡人口数，司马衷设立的晋昌郡面积也接近一州了。司马衷对辅相的品级也是没有固定，辅相仍是可以升职的，升职到三品的辅相多人，对辅相品级的设定也有利于增强中央政府对草原的控制管理，要是设立辅相品级过高，那二品都督是没法进行有效控制的，也没法体现中央权威。司马衷维护和增强中央政府的辅相政策不仅能让兄弟民族能获得首领的政治地位，也能让晋人获得管辖草原的实际权力，是增强民族合作和团结的进步政策。

第六节：西部各国
司马衷开疆主要指鲜卑西征，其最先进入的西部鲜卑地区多数是早期鲜卑部族，就是把匈奴赶走控制草原的鲜卑部族，这些鲜卑部族西部的国家还有伊列、养云、寇莫汗、沙楼、坚昆等国。猗迤西征控制西部鲜卑后，首先面对的是坚昆，这是古老的部族，当时是斯基泰人和李陵后裔控制，拓跋部自己是李陵后裔，自然不会攻打有李陵后裔的坚昆，应该是招降了坚昆后继续向西北的养云国进攻，养云国的民族属性不详，可能是北狄的雍屈种，这个国家不像坚昆以后成为黠戈斯、吉尔吉斯仍长期存在，在鲜卑西征后就消失了，应该是被鲜卑吞并。从养云国再向西是伊列国，这个国家原本是控制伊犁河谷的斯基泰人，在东汉时被同是斯基泰人的康居吞并，在晋朝时期复国。鲜卑在檀石槐统一时期就攻到乌孙，所以晋朝时期的伊列很可能是斯基泰人和鲜卑人联合新建的国家，也在猗迤西征时被吞并。从伊列再往西是寇莫汗国，民族熟悉不详，可能是北狄的寇头种，也被猗迤帅领的晋胡军队攻灭，从此就把寇莫汗控制地区改称鲜卑利亚，就是现在的西伯利亚地区。在寇莫汗西部和北部是斯基泰人的分支沙楼人（斯拉夫人），这些人仍保留了斯基泰人的善战狩猎习俗，没有被鲜卑人灭亡，但是主要部族也都开始向欧洲迁徙。在寇莫汗南面是奄蔡（阿兰人）和康居、大宛、粟弋等斯基泰和萨尔马特人，这些都是相对比较强的国家，猗迤西征没有进攻这些国家，主要是攻打西部的北狄各国或有鲜卑人的地区，相对而言中亚的斯基泰各国都比较团结，若攻打大宛，康居等斯基泰国家能去增援，不易取胜。司马衷时代应该继续沿袭司马炎时代对中亚斯基泰国家的态度，继续保持友好，大宛和康居在司马炎时代就已经成为晋朝的藩属国，所以作为晋朝官员的猗迤帅领晋胡军队西征也不会进攻都已是晋朝藩属国的大宛和康居，大宛和康居已经接受了晋朝册封，保持着上封事、献宝马等亲密关系，是司马衷的保护国，所以树碑效忠司马衷的猗迤自然也会保护中亚各国。猗迤西征是从中亚北部向西攻打，在攻灭寇莫汗后不久就越过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应该就到了和北狄有血缘关系的匈奴地区，也就是被鲜卑从蒙古高原赶到西部的匈奴残部。成吉思汗西征六年虽然打到伊朗高原，但是还没有造成严重的民族迁徙，即使速不台和哲别西征八年打到欧洲了，也没有造成民族迁徙。猗迤领导的鲜卑西征却造成了后来的民族大迁徙，可见其西征的攻击强度对匈奴的冲击很大。在乌拉尔山附近的匈奴人开始再次躲避鲜卑人而西迁，进入了伏尔加河和顿河以西，鲜卑人和斯拉夫人跟着匈奴人继续向西进攻发展。猗迤的远征军也许同样像速不台和哲别那样在行军中一掠而过，没有严重的杀伐攻城，而且这时期的中欧还是原始落后的状态，几乎没有多少人烟，中欧的一群国更像是形容词指一大群部族，而不是仅仅指一个国家，所以猗迤的远征军没有在中欧长期停留就返回了，但是塞思黑这个中国的名称在西方世界开始声名显赫。猗迤像成吉思汗那样仅五年西征就返回了，但不排除晋军和鲜卑的其他将领仍然继续像速不台和哲别那样继续在西部作战。这时期也应该有部分奄蔡阿兰人在猗迤西征前后迁徙到欧洲，同时北欧的哥特人也南下进入东欧攻打斯基泰人，并且和正在西迁的斯拉夫人和匈奴人迎头相撞。在司马衷时代的西部各国多数还都是在民族刚刚初步形成阶段，只有罗马帝国、萨珊帝国、天竺建立起强大的封建制国家，司马衷开疆西征以后成为当时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也促进了斯拉夫等民族的文明发展，斯拉夫人不仅继承了祖先斯基泰人的社会生产力，也受到中国的影响，斯拉夫人在随后进行的西迁中逐渐成为东欧和中欧、南欧的主要民族。司马衷时代的西部国家有二十多国降服或并入晋朝，这是晋朝疆域的鼎盛时期，晋朝时期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晋朝很多军事将领在同鲜卑的作战中都能取得胜利，甚至有马隆三千平定鲜卑数万；有马循平定西部鲜卑等等；而鲜卑在当时也是战斗力很强的民族，曾有范胜五百鲜卑吓退数万匈奴的战绩，强悍的晋军和鲜卑联合组成的十多万远征军西征，取得巨大的开疆战果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很正常的。司马衷时代被马尔塞林等西方学者称赞也是和当时中国在世界取得的声望有关，即使到十七世纪西班牙的门多萨也在他的书籍中介绍司马衷，可见他在世界范围内的声望更高，司马衷能获得鹤立鸡群的众贤臣效死也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