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心示散，灾变频仍，而居正方宴然自处，阴使中官伪书天下太平于石上，欲皇上信其治安，不复傲畏，而权独归己……居正罔上之罪十也。
江陵儒生扼腕不平，偶语学舍，居正大怒，沙汰天下儒生，折毁古迹书院，将孔子肖象绳缚车载，投之江河，使天下有秦始皇坑儒之谣。欲行私愤，祸延先圣，居正凶残之罪十一也。
..…国朝文臣生前亦未有为三公者。居正使徐爵通冯保，蒙蔽皇上，公受上柱国，进位太师……居正僭逆之罪十二也。
……既欺皇上于生前，又欲误国事于身后。临死又听徐爵，首荐贪婪无状之潘晟，则其前所具疏，决非正大可知。居正误国之罪十三也。
居正柩回，诸郎载其珍宝，沿路骚动，舟至高邮湖，阻塞民船，风浪大作，覆民船数百艘，溺死万余人，哭声震天，浮尸满湖。人皆曰居正之余殃，实诸子纵肆之。罪十四也。

作为张四维的门生，冯景隆也加入到推倒张居正偶像的运动中。冯景隆，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万历五年(1577年)进士，与李桢是同年。任南京给事中，曾讼赵世卿冤，“万历十一年二月，给事中冯景隆疏请召还前司业张位。位升中允，坐浮躁落职，补徐州同。至是，景隆申白其事，谓为权相居正所挤，应还职。”又请召用习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贞。因言辽东巡抚周泳与于应昌共诬陷刘台罪，违上意，贬蓟州判官，后移南阳推官。

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时任南京工科给事中的冯景隆，上《恳乞圣明推广德意起任忠良以隆至治疏》,指出此前“以忠鲠被斥者”都是“正人君子”像“原任南京兵部武选司主事赵世卿、南京国子监司业张位、翰林院修撰习孔教”就是如此。因此他向神宗陈述：
赵世卿自为府推官时，已著贤声，及行取授职南部，勤敏廉慎，毫无举过，且其文学足以矜世，修行足以励俗。顷缘故大学士张居正辅政以来，专尚操切，急如绞绳，官民俱困，莫敢救正。世卿夙抱忠爱，抚时憾慨，爱陈匡时五要，如所谓广选进、宽驿传、省大辟、缓催科、振台谏，侃侃数千余言，皆凿凿可见诸施行者。使当其疏入即取而用之，诚若对证之药，其疾必瘳，乌至日浚月削，酿成大患，有如去年浙省兵民之变者乎!居正乃恶其反己，未几而以王官处之，又未几而以考察闲住之，盖直欲禁锢其终身也。噫，世卿果何罪之有哉?臣谓方今操切之令未之悉除，民困未之复苏，使世卿之五议不行，时事犹未可知也。皇上诚取世卿之疏进而览之，自可见其言之有补于政，而所当录用其人也，章章明矣。

其在张位亦于是年以考察去，臣素知位德性温醇，制行端亮，久侍经筵，已多启沃，出佐国学，克树师模，其文章道德卓冠一时，诚当今之贤者。忽于京察时乃以浮躁列之，中外愕骇，咸叹是非颠倒一至于此臣!访其故，盖缘张居正父故之日，位曾遗书劝其遵制丁忧，已拂其意，逮检讨赵用贤以事行也，位亦以诗送之，中有“愁来吾道寄书鳞”之句，乃被奸佞之徒逢迎，居正益加愤恨，竟挤之使去位耳。今位降补徐州同知。夫以此公辅之器而置之冗体之地，匪直为位惜，是为内翰少比名贤惜也!此当亟宜召还，使备顾问，而赞化理。其光明俊伟之业，必有可观者。
其习孔教臣犹未识其面，人皆称其持正不阿，慷慨激烈，于翰林中雅有时望。比进士邹元标以指斥张居正，廷杖谪戍时，有同乡者，语孔教以当念桑梓，相期往视，且须敛赠路费以资其行。孔教激于忠义，慨然许之，初不知其以言話(诱惑)也。亡何，前与之语者竟以达之居正。方是时，居正惟恐元标之不速死，知孔教与之周旋若此，其恨孔教无惑也。既而孔教又约同官者联名具疏以进事，虽不果，而居正恨之益深矣。乃乘星变考察，谪为泉州推官。孔教性本廉洁，在任时又恐有密伺其短者，孜孜屹屹，慎修职业，诚无可议也。逮升邵武同知，而巡按御史安九域又巧逢居正之意，捏疏其短，而遂褫其职。今询诸闽中士夫，皆言孔教居官，真冰清玉洁，疏中所论与其为人绝不相似，皆罗织以陷之者。举朝缙绅皆唾骂九域，必丧心病狂，故有此举，但知阿附，不顾名义世道至此，良可慨哉!

他要求“将赵世卿等复其原职，分别擢用，庶众正之徒既辟，则群狂之气自消”

三、反对派对张居正余党和家人的清算
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壬戌，御史张应诏弹劾南京刑部尚书殷正茂、总督两广兵部尚书陈瑞，“皆列其括取所属官金银珠，私馈张居正、冯保及居正家奴游七”。指出陈瑞“抚楚时，往吊居正，入门加孝帽，痛哭请见居正母”。当时时内官向鲸在侧，居正母对陈瑞交代：“陈公祖看顾向官儿。”陈瑞则起身回答：“只有向公公看顾得陈瑞，瑞安能看顾得向公公?”张应诏称“其奴颜婢膝多类此”。神宗命殷正茂、陈瑞致仕，向鲸着司礼监拿问。八月，张应诏从贵州道御史升为湖广按察司金事。但十二年(1584年)十一月，因为刑部左侍郎丘樨的举刺，诏令张应诏革职为民。③
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御史黄钟劾湖广巡抚陈省“重赂居正，又为之防护其家，设兵数百，岁给饷数千。荆州旧城尽夷故迹，创为新规，工未毕，居正物故，前役告罢”。神宗命褫陈省职为民。。

张四维门生丁此吕也是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上疏攻击张居正的反对派成员之一。丁此吕，字右武，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万历五年(1567年)进士，由漳州府推官征授御史。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二月庚午，慈宁宫发生火灾，请撤鳌山，停织造、烧造，“建言谴谪诸臣，去张居正余党，速诛徐爵、游七”,报闻。又参奏“江陵科场诸作奸”案的有关人员。后因劾礼部侍郎高启愚，被谪为潞安府推官。据载：“万历十二年……丁此吕请召逐臣冯景隆、孙继先等，追论冯保罪。此吕又论侍读高启愚先年试士，以舜亦以命禹命题，为阿附居正，有禅受逆萌，吏部尚书杨巍驳此吕以暖味中人大辟。上怒，命调此吕于外，而继先、(范)隽各夺俸半年。”丁此吕后迁太仆寺丞、浙江布政使司右参政，因考察被黜，复遣官逮之。“大学士赵志皋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吕有气节，未必果贪污。(孙)丕扬亦言此吕无逮问条，乞免送诏狱。帝皆不从，逮下镇抚”,谪戍边地。

曾乾亨也加入到墙倒众人推的行列，成为张居正的反对派成员之一。曾乾亨(1538-1594)字于建，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人。明万历五年(1577)中进士，张四维门生。历任合肥知县、监察御史、光禄少卿、大理寺少卿等职。与父亲曾存仁、胞弟曾同亨一起被誉为“一门三进士”。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月，时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的他，奏上《奸险大臣蔑视公论乞赐罢斥以正人心疏》,对张居正任用的兵部尚书张学颜进行了揭露和清算，指出：“臣惟朝廷之所以制驭天下者在威福，臣子谁得而窃之?世道之所以维系者在公论，人臣谁得而违之?窃威福者是谓无将，至于深谋默运，假此以籍言官之口，此尤奸慝之尤也。违公论者是谓不道，至于脾睨肆行蔑此而恣胸臆之私，此尤邪佞之魁也!人臣有一于此，即不可复容于尧舜之世，乃若兼兹二者，则今兵部尚书张学颜是也。”他决定为皇上陈之：
夫学颜结纳故相张居正，潜通货贿，欺隐钻刺以至九列，此俱昭灼在人耳目矣。乃今于南京工科给事中冯景隆一事，其人品心术尽皆毕露，所关于窃威福，蔑公论非勘小也!..…其贪跌狼籍，谄事要津，琐屑鄙猥之事，姑弗具论，但以结交权奸张居正言之。人知倾陷刘台者，王宗载也，阿奉助成者，周咏、于应昌也。然此三人，皆居正以意授之，乃其发纵指示，授居正以意者，则张学颜也。当刘台被执之后，正学颜抚辽之日，学颜欲深结居正欢心，则捏成赃私，开具刘台揭帖送至京师。居正得之，不啻重璧，而又以辽东抚臣之言可凭而据也，故其深谋秘计，转相授受，王宗载得之以示谢耀，谢耀得之以为具疏张本，而刘台之罪成矣。此亦岂能涂全辽之耳目哉!今王宗载等俱已正法，而学颜犹然绾大司马之绶，尚得以纵私周上，窃威福而蔑公论，臣不知其解也!又自入户部以来，倾心权奸，极先意承志之巧，弥缝固结，工望风希旨之术，催征之檄日下诸道，如霆迅火爇，清丈之令督令参罚，如下石燃膏，有司奔命未遑，黎庶捶楚不堪，闾阁萧条，白骨遍于原野，元气耗敝，国脉亏损(颠到是非),此皆居正挟惨刻以误陛下，而学颜又挟惨刻以误居正也。

曾乾亨的弹劾并未起到作用。次年，顺天府通判周弘榆疏论张学颜交通太监张鲸时也未能让神宗改变主意，但张学颜自己执意致仕，许之。
张居正的家最终抄于丘樨之手。丘槲(1516—1585),字茂实，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进士。由行人擢刑科给事中，迁兵科都给事中，因故罢为民。隆庆初，擢南京太常少卿，进大理少卿，以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荐。张居正恶之，不召。”万历十一年(1583年)秋，擢左副都御史，迁刑部右侍郎，上疏弹劾张居正所用的心腹之臣：“御史于应昌构陷刘台与主宗载同罪，宗载遗戍而应昌止罢官。劳堪巡抚福建，杀侍郎洪朝选。御史张一鲲监应天乡试，王篆子之鼎资缘中式。钱岱监湖广乡试，先期请居正少子还就试，会居正卒不果，遂私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风宪，盛称冯保为顾命大臣。朱琏则结冯保为父，游七为兄。此数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罢官。此纲纪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初入台，誓扫除积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贪残，小民怨咨，四方赂遗如故，臣不职可见。请罢斥以做有位。”于是神宗削应昌、堪、一鲲、一夔、琏籍，贬岱三秩。不久，丘樨“偕中官张诚往籍张居正家”。还，转左侍郎，寻拜南京吏部尚书，卒于官。

四、反对派对张居正清丈土地措施的清算
方万山也是一位反对张居正改革的反对派成员。方万山(?—1612),字仰之，号钟岳，湖北黄州府罗田县人。读书黄山僧舍。万历癸酉(元年)举乡试，万历五年(1577年)成进士，是张四维的门生。初观政刑部，后授行人司行人，授修职郎，万历十年授南京河南道御史。“公抵南台，首疏论罢光禄寺少卿王某、傅某，俱江陵党人，而举相国洪阳张公位、少司寇龙峰张公岳，两公时在谪籍，俱报可”。“已，疏清丈之纷更，榷关之苛取，淮安之脚抽，与京师崇文门之增税，一切请罢”。结果“上悉可其奏”。他又“特疏请宥直臣给事中冯公景隆、御史范公偶”,这次“忤旨夺俸三月”,但“士论韪之”。
万历十一年(1583年)三月，方万山上《乞恤民通商疏》,反对张居正时推行的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认为“田赋之制素则贫弱受累，逋负日多而民与官交病；催征之税重则物价高腾，百货日耗而民与商病”。指出：
日者，柄政大臣好任私智，以纷更约束，乃偶为清浮粮之说，令天下郡邑田地山场覆行清丈。议者谓其并吞辽王田地，欲假此以灭其迹。臣不敢谓其非然也。弊政一行，流毒无已。上之人欲速以自成，下之人卤莽以塞责，不旬日之间，而抚按报竣事矣，贤能之荐书上矣。臣博询之，四方舆论大约称便者十无一二，而变易祖制、增税殃民者十之六七也。..…臣愚以为祖宗开创经营，其丈量图册藏之南京后湖，至明且备也。当是时，吏民畏威奉法，豪猾不敢为奸，按形编号，因地起赋，其间弓步有广阔，税额有重轻，盖皆有深意存焉。非后人可得而增损也!.…且大量之初，意止欲以清浮粮也，夫所谓浮粮者，不过人户之飞诡，或水患之沉没，而祖宗之图籍固自若也。今并其字号亩步尽更易之矣。南京后湖二百年图籍不几于废乎?.
臣请申饬各抚按官，除丈明称便者，无论已其各府州县有更置字号变易等则者，宜下所司，悉令照旧，毋致纷更……不必履韶覆大，实可按图而知…今造册将完，各地方必惮于更改之劳，纸张之费，然臣以为不亟改，是乱祖宗之图籍，阏朝廷之德意，坐视万姓之愁苦….…夫靳一时之费劳，而不顾千百年之流害，非计之得也!臣故以为复旧便也。

申时行也是一位反对张居正清丈土地的人。在张居正年代，他不敢申明自己的主张，但张居正死后，申时行做了首辅，便反复指摘清丈土地的弊端。申时行(1535—1614)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长洲人。嘉靖四十一年(1526年)进士第一，授修撰。历左庶子，掌翰林院事。以文字受知张居正。万历五年(1577年),由礼部右侍郎改为吏部左侍郎，翌年三月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不久又升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累进少傅兼太子大傅、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万历十一年(1583年)后，继张四维为首相，政务宽大，世称长者。然专承上意，不能匡正并有所建树。为相九年，力求辞职。卒。
申时行反对清丈土地的言论，很多出现在他给各地总督、巡抚的回信中。在给高凤渚总督的回信中指出：“关陇大旱人民流移，颇有称清丈之不便者，故敢以闻而辱明教。”在给马定宇巡抚的回信中指出
向者清丈田粮，海内一时并举，盖所谓无事而自扰之。今议论纷纷，咸称困累。此不得不为厘正者。顾人情无厌，吏弊易滋，惟新旧相参，去其太甚而已。来教谓：急之则苟且，缓之则因循。此真确论。江右俗尚器讼，欲使帖然无哗，势必不得第于事体当否，何如耳?然非吾丈，不能辨此。万惟留神。

在给蹇理庵巡抚的回信中指出：“清丈之举意在利民，惟是人不必皆良，法不必皆善，
而任事者且阿指博名，于是民不见利而反蒙害矣。”在给许益斋巡抚的回信中指出：
清丈田粮本为利民，而顾为民扰者，则吏弊滋也。然概行覆大，则扰益甚，故莫如因民情之所便而听之。门下奉诏从事，事妥民安，殊用欣仰。
在给徐华阳巡抚的回信中指出：“清丈之举，本欲为民除弊息争，若多事之时，刻期取办，恐弊未必除，而争益甚矣。俟罢兵之后，图之未晚。”总之，申时行对清丈土地持负面的评价和保守的态度。
此外，张居正因为注重刑名的思想和禁毁书院的举动，与几乎整个东林党结下了冤仇。顾宪成同情和支持因反对张居正而被罢官的沈思孝、邹元标，并与赵南星“语辄扼腕”。据其年谱载：“(万历)九年辛巳三十二岁在户部本科。主一切章奏，见本科题名碑。时丁丑建言被杖诸君子，若继山沈公思孝、定宇赵公用贤、南皋邹公元标皆继察籍，公与同舍修吾李公三才、养冲姜公士昌深为不平。明年，侪鹤赵公南星入署，语辄扼腕。自是，数公遂与朝局党论相终始。公与邹一生从未识面，切偲友谊，并于书牍往返得之。”并同高攀龙、赵南星、姜士昌、李三才等斥责张居正“黄缘为奸”。顾宪成十分反感张居正改革所带来的成效，指出：“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仅仅较短长于居正柄国之日，此臣之所痛也”。张居正死了许多年后，钱一本(1539年-1610年)还不忘对故相张居正进行批判，批判张居正假圣旨以塞言路，称居正专权的时代“不胜其操切惨刻而势焰烁人”因触怒神宗，被削职为民，与顾宪成、高攀龙等分主东林讲席。当然，在东林党人中，邹元标对张居正看法的转变，多少改变了一些东林党人在张居正及其改革问题的刻板形象。

张居正的主要改革措施就是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但这一改革会造成一些兼并了土地去又甚少交税的豪强地利，因此他们要反对清丈土地和建立于其上的一条鞭法。葛守礼、光懋、郑秉性等人反对一条鞭法改革，有着浓厚的传统背景。他们思想深处有着顽固的重农抑末观念，重视维护农村固有秩序，捍卫地主利益，早于张居正时代的何塘(1474—1543年)就曾出于维护富户特权的目的，对嘉靖时已经开始的一条鞭法的实践表示心有不甘，在书中云：“或问近日审编均徭，以田土为主，其法如何?曰：此非祖宗之法也，盖流俗相传之误也……今舍人丁而论田土，盖失其本矣……舍户丁而计田土，故寄庄人户有躲差之弊，欲革其弊，盖求其本乎?上户丁少者量出门银亦可也。岂必尽取所有，使之尽与小民之贫者相若，然后为快乎?①而对于一条鞭法导致的工商业发展，除了表示强烈反对外，还表现出了嫉妒心理。由于一条鞭法使一部人“获免力差徭银，改纳工商税款，可以合法流动”“,因此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这引起了反对派的嫉妒和愤怒。虽然生活年代晚于张居正时代，却与张居正反对派思想一脉贯通的李腾芳(1573年-1633年),就曾责问：“有积锰堆困，权子母而出之，而其家无田，不名一差：有操艇江湖，转盐积币，而其家无田，不名一差；有专卖屯种，肥膏至数千亩，而家无民田，不名一差；有四方逋逃，作过犯科，而第宅连云，舆马豪侈，借资冠盖，出入荣宠，其家无田，不名一差。此其人，或子孙鼎盛，或奴仆拥翼，而谓之无丁可乎?谓之寡丁可乎?”

张居正的考成法改革，使得懒散、踢皮球的官僚受到沉重打击，因此遭到了他们的反对，形成了反对群体。余懋学认为张居正考成法是“刻核”和“操切”。张居正看到他的奏疏后，斥责其“不思体朝廷励精图治之意，乃假借惇大之说，邀买人心，阴坏朝政，此必得受赃官、富豪贿赂为之游说!”接着，傅应祯紧上疏为余懋学鸣不平，抨击张居正的考成法：“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趣倍严。”刘台也加入到反对考法法的反对派行列。指责考成法加强了内阁首辅的权力：“居正创为是说，不过欲制胁科臣，总听己令耳!”万历八年(1580年),赵世卿上《匡时五要》,多处指责考成法之弊。这些人互相打气，前面被斥，则后面鸣冤。
张居正改革驿递制度的措施，使那些任意利用驿传为自己私利服务的官员受到重大打击，于是他们就跳出来反对这一措施。萧崇业指出“一命半通，谁非王臣?而膳宰不致忾，司里不授馆，非所以体群臣也”。结果一呼百应，“一时咸是其言，以为得大体”。赵世卿也要求“宽驿传之禁”。
正是由于张居正勇于改革，动了官僚和豪强们的“奶酪”,才使他们走在一起，相互鼓气，反对改革措施，形成了反对派群体和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