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点。《通鉴》叙史，最具条理，允为史部杰构；所作评论，长短不一，然皆洞见事理，公允切要，言有依归；合编年与史评为一体，允称至善；倡日后经世致用之史学，

2．荀悦之《汉纪》，仅为《汉书》之缩影，而无新意。《通鉴》则大异，盖取史汉之文，徐徐自出手眼，冶于一炉，创为新作。观其全书，竟无一语不出于史汉，而无一处全袭史汉，所谓剥肤存液，取精用宏，神明变化，不可方物者也。此其所以能冠绝古今。
3.《通鉴》贯穿古今事迹而为一篇，治乱兴衰，了然掌上，亦非郑樵之《通志》可比；

更能融会众家，首尾一贯。
4.《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
5．在体裁上，《通鉴》合纪、传、表、志为一篇，以正史之“纪”为质干，取事于“博”以实之，又取“志”中之典章制度，“表”中之年历资料，以编入相当之年，为力不能遍读正史者，开一善巧法门。其于传、纪、表、志之材料，择其宜入《通鉴》者，融会而消纳之，非若俗人编纂大全合抄一类之书。
6.《通鉴》叙事，不独采正史之文，私家修撰而可采的，不惮采之。取材范围极广，内容也特别丰富：于晋代兼采十六国史，于南北朝则兼采八朝所撰之私史，于唐五代则兼采《实录》及诸家记载，所用之书，多已亡佚，故今人征考正史以外之史实，可于《通鉴》求之。此又《通鉴》可贵之一端。

7.《通鉴》合独断考索而为一手，章实斋有言：“由汉氏以来，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向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温公之作能兼二者所长，其体制所因，虽有左氏为其理想之标准，然绝非如貌似左氏者之亦步亦趋，常有突见寓乎其间。
8．于史学方面，光兼备才学识三者，其书虽为三人分修而文字则彻始彻终，如出一手，皆因其剪裁及炉锤之功。

光之撰《通鉴》，以《左传》为理想之境界，伐薪于纪传杂史，而以左氏叙事之法运其斧斤。其文醇厚茂美，上下洽通，若机抒自成，而非自删节搭凑而来，故非唯可观，而又可诵。其隔年首事之法，或以初字发追溯之文，又或穷其究竟而终言之，凡此皆用《左传》义例，以杂事入史。如颊上添毫，栩栩欲活，风味颇近小说，此境界亦自《左传》得来，非惟妙惟肖左氏为长也，乃又有改进前人之处。光既以左氏之手笔而为《通鉴》，故史学、文学，两体各擅胜长，为汉唐以后所仅见。
9．光治史多用比较参互考订法，与近人所倡之科学方法亦有不谋而合之处。《目录》、《考异》之外，光又见《通鉴》之浩繁，一览难周，又撰《举要历》八十卷，首尾备具。此三者均为《通鉴》之附篇，其用功之勤，运思之精，皆可于此想见。

10．光编《通鉴》，先编“长编”，详细地分析材料，加以他“扶摘幽隐，校计毫厘”的精神和努力，其史料之真实性，凌驾正史之上。

11．宋时，流行阴阳五行之说，而宋人更喜欢持正闰之论。光虽亦讲究纲常名教，但持论较为明达。视王朝之兴亡授受，一概相量；有不屑论其执否，唯取一焉，以为纪年之符号而已。
12．前史好讲符瑞以及神异怪诞的谬说，《通鉴》对此几乎全部删去；而其所存有破除迷信的资料，不一而足。盖有直书说论卓行以垂世者，有备事滥信虚诞而败事者，有文不信虚诞而成事者，又有删弃处见别裁之巨眼者。其不信虚诞，精神可嘉。

二、缺点。然以《通鉴》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几十六代，而并存之国尤多，详乎此者必略乎彼，颂扬甲者亦无意间有贬于乙。盖后人对往史所持观点不同，是以有指《通鉴》之失者不少。
1．系年方式之过。光系年之法，有一不变方式曰：“凡年号皆以后来者为定。”如武德元年，则从正月便为唐高祖，更不称隋义宁二年；梁开平元年正月，便不称唐天祐四年。此种方式，可使一年之内，断归其为某主，而年号不至歧出。然究其所穷，颇有窒而不通之处，故处一年两帝之年，而但标二帝之年号，必致使读者迷眩，而生误会。此其淆于心目，而害于事实，非细事也。《通鉴》本纪年之书，今拘于方式而远于实际，何以为纪年之准则？
2．文化史料之太略。文化史料，恒久而常新，乃吾民族之精神遗产所在，诚不可忽略，但因光只着眼在“资治”二字，对于文化方面，每不能平均纂入之，因而颇欠简略者亦多有。既重治乱兴衰，则掇述文物，其心力虽有贯注，却不足以反映各时代之全部文化，而有悖通史之要求。
3．作者情感之戒备。史以执中记事为义，稍涉情感，则失其是非之公。光于唐弃维州一事，独伸牛以诎李。夫温公重启边衅，借端立论，以戒时君，其意是也，其立言则非。古今异时，今一概而相量，是以一时之情感，乱千秋之定论，公之立言，为有病矣，而尤以抑蜀汉而扬曹魏为大不可解。
4.《通鉴》既明标“资治”，而书中所载无关社稷治乱者亦复不少，而天子行幸及日蚀之类，几乎无岁不书，似皆为可省而未省者。
5．主观见解过于浓厚。光当宋神宗变法之际，代表保守势力；和王安石立于反对地位，其保守意识非常强烈。所以在《通鉴》中，尽量表现出所谓王道政治的主张，对任何激进的措施，积极的事业，总是不以为然的。在字里行间，往往流露出此种意识，有失史家所应持的客观态度。

6．刘羲仲提出八点评语，其中重要的有五点：
a．个人的事迹无关于政治的不载，而独载包、茅容的事迹，屈原收而不载。
b．荀子、孟子书中的话既被采录，这两人的事迹却反而不载。
c．不书符瑞却书高祖斩蛇。
d．不书褒贬过分之事，却书荀淑比黄宪于颜回的话。
e．不载传疑之事，而载魏冯太后鸩杀显祖。
7．谈允厚又指出《通鉴》的毛病如下：
a．有首无尾。
b．有尾无首。
c．一事而二次记载。
d．一人误分两人。
e．二人误作一人。
f．叙事不明而间有颠倒事实。
g．月日的错误。
8．过于轻视文人，如屈原居然只字不提。而且关于谏止怀王的话，只采《战国策》归于昭睢，而不采《史记》归于屈原。杜甫的地位，假使不是“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诗在王叔文口中念诵过，连姓名也不能在《通鉴》中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