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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中央军委委员、军队中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的大单位的党委书记参加。彭德怀在会上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
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了检讨，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在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中，会议采取了整风的方式，对军委和总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情况下，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上作检讨。

摘自<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
5月28日，第二次小型会议上，
彭首先发言说：欠债应当还钱，犯错误应当检查，只要做工作，就一定会犯错误，我都欠有什么债，大家应当尽量提。我自己先提几点：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 自己觉得多快好省方针很好，但是对于反“冒进”打击群众情绪的严重性，却认识不足，没有抵抗，客观上帮助了反“冒进”。自从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本行工作中也是有债的。例如：在西北野囘战军来说，当时决定打宝鸡是错误的；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五次战役总的说来是急了一些，前进过远，对敌人的迅速得到补充估计不足。1952年从朝囘鲜回来，对正规化、现代化建军方针的口号，未坚决拒绝。后来毛主囘席提出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军队，才感到只提正规化和现代化，是片面的。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的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得不明显，吃了亏。对于反浪费的问题，只有号召，没有采取措施和执行纪律，是官僚主义。另外，下面很多人反映：军委所辖各部不统一，规定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上边有了规定，下边未认真执行，领导机关也不深入检查不追究，这也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粟裕同志接着发言，认为这次整风会议对自己是一次很好的教育。到总参工作6年多了， 由于身体不好，1951、1956年各休息了一个时期，工作没有成绩，有许多错误，例如调志愿军回国这样大事，却用总参名义发了电报，超越了职权。联系到历史上1947年在濮阳整训，部队的军阀主义， 自己有责任，在饶激石问题上政治嗅觉不灵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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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了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精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和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说明。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对批粟不理解。居仁堂会议期间，叶剑英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深深了解粟裕的为人。有的人建国后与粟裕一起在总部工作，许多事情是
共同经历的。他们又都是受党多年培养教育，政治、思想都很强，是非真假自有他们的看法和判断，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过去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以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评价。有人甚至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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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粟裕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彭德怀是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粟裕在他的领导下在总参工作了6年多。粟裕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但无庸讳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也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为了把我军的“三化”建设尽快搞上去，探索出一条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路子。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对粟裕同彭德怀之间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粟裕身上。
粟裕被扣上“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 权”、“争夺军队权限”等大帽子
给粟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主要有下列两件事：
一、关于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领导机关，它通过解放军各总部机构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但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后来，由于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是，我军此时正处在和平时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初期，国防部及军委各总部没有正规、完善的职责条例。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尚没有明确的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1958年批判粟裕时，竟把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藉此争军权。

三、“告洋状”。这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的一次正常的外事活动，但完全被人搅浑了。那次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中有这样一项安排，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鉴外军经验出发，便趁这次拜会的机会，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有关的书面材料，到1958年3月苏方才向我方提供)。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整个会见只有20多分钟，除去见面时的寒暄和翻译需要的时间，双方总长顶多只能各讲5分钟左右的话。就是这样一件事，批判粟裕时被诬为粟裕“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后来又被无限上纲说成为“里通外国”。对于这些吓人的帽子，即使在高压之下，粟裕也没有接受，并对基本事实作了委婉的陈述。6月30日他在第一次大会检讨中说：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5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这个基本事实，随粟裕前往拜会的我方翻译孙立忠也作了证实。孙在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
份材料中说，那次会见“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他还写到，“文革”中有人向他调查，这次拜会是不是粟裕“告洋状”、“里通外国”？他回答说：“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 ......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在对外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即使是在 50 年代“一边倒”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何况他又不懂俄语，同对方谈话都要经过翻译，如何绕过翻译去“告状”，去搞“里通外国” ?
大会主持者既不顾这些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和会上一部分同志正确公道的声音，一再地加温加压。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精神上极端痛苦，夜夜不能成寐。他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总共达 8 次之多。每次检讨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话，同时想通过检讨的机会，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作一些说明。但粟裕每次说明之后，招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他内心极度悲愤，思想剧烈斗争着。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历史的尊严，他决心不惜一切抗争到底。但理智又使他冷静下来，最终战胜了感情。粟裕认为：“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革命事业”。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他完全违心地作了第二次大会检时，把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稍加归纳整理，上台宣读。I

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但会议掀出的风浪尚未平息.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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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同志对我搞突然袭击，实际上把我一棍子打死。在总参工作期间，彭德怀同志对我专横跋扈、训斥谩骂，使我实在难以忍受；我在工作上同他也有一些争论。他抓住我在工作上和处理问题上的某些缺点和我性格上的弱点，牵强联系，混淆是非，给我扣上“反党反领导”、“向党争权”、“阴险卑鄙”、“告洋状”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企图把我打成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份子而置于死地。为了把我的问题搞到外部去，还组织地方干部参观大字报。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检讨，（粟裕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遭到猛烈批判深感意外，对被强加的种种罪名困惑莫名，在家中连续七天闭门反省，百思不得其解。高度紧张的思虑，引发血压升高头昏脑胀，无奈中由楚青代写了这份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简直不成样子。就是这样，彭德怀同志还不放我过关，以后他竟在中央说我“里通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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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1958年批判我，硬说我一贯反领导，我曾说了这件事。我还举了另一件事来说明：1946年，中央任命我为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同志为副司令。我认为张鼎丞同志是党内很有资望的老同志，新四军二支队时他是司令，我是副司令，华中军区司令应该由他任才好，我压下了这个任命，向中央做了报告。后来，中央同意了我的报告，下达了新的任命。但是，当我讲了这些情况以后，彭德怀同志竟然说，“这正说明你阴险”，压我对此做出检查。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当时对我的批判是如何不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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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副主席批示至今已五个多月，粟裕仍未见有关部门落实解决自己的冤案，不免心情急切。听说陈云同志最近在京，3月10日前后分别给陈、叶两位副主席又写了信，信稿如下：
一、致陈副主席信
去年10月间，我曾向中央写了一份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当时您身体不好，这个报告您可能没有见到，现将原件复抄一份呈上，请审阅。
您对我这件事是关切的。“四人帮”垮台后，您还当面指示我在适当时候，在党的会议上将这个问题说一下。在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我向中央写了这份书面申诉报告。我恳请您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下予以批示，促使我的冤案能早日得到解决，使我放下压在身上二十多年的沉重包袱，在有生之年能够心情舒畅地贡献出全部精力，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致叶副主席信
您老人家好!
我不得不又一次打扰您老人家，去年10月9日我向中央写了关于彭德怀同志利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问题的申诉报告，至今已经五个月了。在此期间我欢庆又有许多冤案得到了处理，同时也痛苦地想到我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解决。听说您对我的报告作了批示，我非常感谢您老人家对我的一贯的关怀。为了使我的问题能早日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我再次恳请您老人家能为我的问题再说一说话。
请原谅我再次打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