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等均为一代人杰，同处于“天下苦秦久矣”的时代氛围，且不容于秦。然而，他们又都没有打出旗号向秦王朝公开叫阵。他们之所以匿伏于世，隐忍不发，其最重要原因恐怕就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这是否表明，统治者的暴虐尚不是一个充分的借口？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秦完成统一大业，结束了几百年的战乱，对中国政治算是一种正统继承。用贾谊的话来说即为“秦倂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乡风，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殁，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王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仰上。”[13]

贾谊是汉文帝时人，其生活时代距秦灭不远，这一通文字当是较接近秦王朝统治时期人民的实际心态的。司马迁也极力推崇秦为权力之正统，《六国年表序》中便将秦直接排在周之后、汉之前，又论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秦楚之际月表》曰：“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馀载，至始皇乃能倂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司马迁对秦的这种认识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早在汉高祖十二年，刘邦为战国绝嗣之诸侯设守冢之家，其中秦始皇设守冢二十家，多出其馀人等一倍。[14]此举亦表明了汉王朝对秦王朝正统地位的确认。由此可以推断，秦王朝作为命定的统治者在当时及后世已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广大人民纵然饱受蹂躏也不敢轻易作越轨之举。

而不满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如“天下苦秦久矣”这句话，在《史记》中就至少出现过三次，[15]只是在思维定势形成的阻力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在这种无可奈何的僵局面前，陈胜提出的少子说，无疑是打破僵局的独创。其所以能奏效的底蕴是，由传统规范形成的阻力，也只能从传统规范中找到利器予以击破。

因此，陈胜在一方面宣扬二世少子说的同时，一方面又冒用扶苏名号，其目的就是想表明自己是出自正统。汉高祖刘邦发达之前，从属于得陈胜之统的项梁，二世少子说在楚军中当广为人知。于是，汉王朝建立后，这一提法流传下来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史记》中几次提到的二世胡亥的少子身份并不令人信服。也许司马迁本人对此界定也是将信将疑，他在评价李斯的一生功过时提到，李斯废嫡立庶。[16]这里的嫡即为长之代称，但庶与少则不可混为一谈。这其中的分别，司马迁一定不会搞错。所以说，司迁对少子说并没有把握。那么，秦二世的真实身份之确认或许就成了永恒之谜。总之，两千年来，秦二世一直被冠以的少子之名极可能是当时的政治斗争的产物。两千年后，我们后人再沿用这一提法，未免就太不科学了。

最后，据马非百先生《秦始皇帝传》引《古今图书集成·职方考》，秦始皇还有幼子[8]及东巡所生子，[9]其年龄均小于胡亥当无疑问。这两条材料据何而言不可知，但不妨引作为二世非少子的左证。

就司马迁两度提到的二世少子说而言，上述反证足以令其站不住脚。但少子说至今仍风行无阻，其中的关键是年龄问题。对于《史记》交待的两个年龄，持少子说者一定倾向于十二岁为适。这不仅是因为如此年纪更像少子，而且诸多杀戮也可完全推委于二世年少，易受人操纵的缘由上去。但史书中有关秦二世的材料不算少，只要稍加分析，其结论将使抱二世年少想法之人大大失望。有关二世即位年龄非十二岁的证据大略如下：

1、《秦始皇本纪》之“二世生十二年而立”之“十二”极可能是二十之笔误。理由是据同书“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二世于此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即位，其年龄正好是二十。2、秦始皇初立时年十三， 因年少委国事于大臣。在秦始皇九年，即“秦王冠”之前，几乎没有其理政的材料。而胡亥即位后，立刻就有大量理政事迹。如果他确以十二之龄即位，又幼于乃父初立年龄，根本不可能亲自过问政事。

而离开了二世的决断，朝廷之权也不会从丞相李斯手里转入郎中令赵高手中。3、赵高有言， “受诏教习胡亥，使学法事数年矣”。 [10]如果胡亥当时为十二岁，其学法之初的年纪当不会迟于十周岁。秦法甚繁，涉及面颇广，仅从遗留下来的文献来看，就多达28类、1000馀条。让一个不晓世事的孩童学如此繁复的法律，显然于理不通。4、十二岁即位，一定受制于人。但史料中的许多事都是二世亲自所为，或加以垂询后才得以贯彻落实。诸如始皇落葬后的东巡、处死蒙氏兄弟、杀戮诸公子公主及大臣、陈胜首难后的局势、李斯案的调查，二世均亲自过问。

以至于李斯身陷囹圄还幻想能上书二世替自己辩解。最后，赵高除掉二世也很费了一番手脚。凡此种种均表明二世绝不是十来岁的孩童。5、贾谊《过秦论》云：“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以观其政。”司马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为过失曰：“持身不谨兮，亡国失势；信谗不寤兮，宗庙灭绝。”[11]此二公皆早于司马迁，对二世的了解当不在太史公之下，如二世仅是十几岁的少年，贾谊等人不当苛求如此。
总之，较之于十二岁而言，二世胡亥的即位年龄当以二十岁为为合理。

二
笔者在上面已彻底排除了二世胡亥为始皇少子的可能性，但此说盛行的原因似有追究之必要。司马迁作史取材当都有所本，二世少子说既非笔误，那一定是当时已有之成论。至于这种成论缘何而起，从《史记》中亦可窥出端倪。

少子说由起的最早言论当推大泽乡起义前陈胜吴广的反秦密谋，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12]

这里的二世少子说不仅是现在可以见到的最早语言表述，而且极可能是此说传播久远的并最终定格的底蕴所在。日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暴秦，他们最先公开亮出的旗号正是扶苏、项燕。不难设想，在迅即蔓延的反秦烽火中，二世少子说因能激发人们的反抗信念，其传播之广之快之深入人心是极其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