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推导几个拟音：
“母”--原始汉藏语主元音应是a，从藏语ma,a-ma(ĥma，即安多藏语中常见的“阿妈”),汉语“毋”（上古鱼部字）由“母”变化而来可见：
ĥmaĥ=ĥщ.maĥә-->moĥu-->mu'u
“九”
dkuĥ=dә.kuĥu-->kщĥu-->kï'u
轨、宄
ĥkuĥ=ĥщ.kuĥщ-->küĥi-->ky'i
以上拟音中，ĥә.dә.表示半除阻的弱短音，其中的短元音与辅音舌位相近，无论声母、韵尾，所有的辅音均有弱除阻。其中的若元音、主元音均发生协同音变（在音变过程中相互影响）。
麻窝羌语“九”Rguә，正是dguĥ>ĥguĥ>Rguә的演变阶段(这里的R代表小舌浊擦音），和汉语“九”依声孽生（谐声）出“轨、宄”的语音演变历程一致。

以上ü、ï表示央高元音。模拟从上古音演变至中古音的历程。

梦、薨、亡（盲）、莫（暮）、苜（蔑）、冥（瞑）、瞢（矒）、朦、昧、晦、眇（渺）、眯（迷）、瞀、雾、昏、眠.....应是汉语中的同族词， 均表示昏暗迷蒙、视物不清的意思，且有连绵词朦胧、迷离可推测原始形式有复辅音。但把这些字统一为一个音系或找出什么“旁转”的规律来，却很难做到，可能从极早的原始汉藏语就出现分化了，只残存下相同的声母。
藏语中相当的同源词“梦”：rmang、rmi-lam

可以这样构想：
介音性质的闪音ｒ（硬r)弱化为通音ř，中古之后在各方言中或变成元音或消失。
浊辅音因低响度首先弱化成ĥ，得以保留闪音ｒ性质，而后弱化的ĥ-进一步弱化并消失，闪音ｒ变边流音l。
浊辅音如发生清化，喉头由紧变松而且气流有所增大，之后的闪音ｒ易擦化为通音ř，而后部分ř>ï(央高元音），即二等与重纽三等。中古通音（半元音）性质的ř可能仍存在，即二等介音。
如浊塞音发生擦化,则擦气流使闪音ｒ带上强烈气流，也变成通音ř，即gｒ-->γř，匣母二等音的成因。鼻通音ŋ-(ｒ)也可能因为发音时喉头较松懈，使ｒ擦化成通音；另一演变为影母的解释可以如下：
“雅”
?ŋｒaĥ-->?ŋřa'a
“鸦”
ŋｒaa-->Nřaa-->ĥřaa（‘řaa）
由上文结论，上古上声（中古调类）的发音方式先是紧、低沉的略长一段抑压，而后跃升为短高音；如果去除发音起始的紧喉作用就变成为平调了。至于声母清化的原因，则是音高拔升所致，ŋ-->N-->~/ĥ则是鼻音弱化的一般历程。

於呼:ĥɑɑ('ɑɑ)-hɑɑ,日语aa“於呼”
於菟:ĥɑdɑ--楚人谓虎
<睾>--甲骨文“虎皮”
藏文stag，阿力克藏语rtak，早期形式可能是rtag，而原始汉藏语可以拟构为rdag:
rdag-->sdag-->stag　藏文
rdag-->rtak　古藏语-->阿力克藏语
rdag-->ĥdɑĥ-->ĥɑdɑ 上古楚语
rdag-->ĥdɑĥ-->ĥɑĥ-->hɑ'ɑ 上古汉语（虎，上声字）
睾部字与澄母谐声字如“择”，正是保留了古代r前缀而在中古变为卷舌音，北京话文读音ze来自较晚期的明代江淮官话层，而白读音zhai（卷舌）才是来自宋元官话层，保留了极古老的语音特征。

或改为以下更妥：
rdag-->ĥdɑĥ-->ĥɑdɑĥ（於菟）-->hɑ'ɑ 上古汉语（虎，上声字）

普兄的研究十分深入，佩服佩服
通摄有部分字上古是收－m的，譬如“风”等。这当然是受u作为介音或主元音时的影响，将－m带到－ng了。不过，晋语的－m极可能是后起的，很可能不能与上古汉语的情况形成对应。

再说普通话的入声
一般认为普通话是走合幷、舒化、脱落的路子
但不能忽略的是，普通话入声字有大量的白读音，这些才是北京话或者东北官话的最底层，也是最具特色的地方
比如，宕摄入声收－u，曾摄入声收－i
特别是曾摄，北京话已经被江淮官话所覆盖，而在中原音韵则是另一番面貌（墨mui，德tei.......不胜枚举）
这个－u和－i两种韵尾，明显不是入声的弱化。由不爆破的清塞音转为声带颤动的浊辅音（我把－u和－i处理为半元音－w和－j，不知普兄同意否），这显然是入声的强化。
我大胆地猜测，宋元时代北方确实发生了入声的归幷、舒化，但是否消失，有地域的差别。在河南一带，入声彻底消失；而在东北、辽东，入声的舒化和塞音韵尾的“浊化”是同时进行的，应不曾经历过—？。
至于入声消失的年代，过去音韵学家太过保守，基本上认为是元代。我同意普兄的观点，入声消失的年代完全可推前至宋代，确切的说是北宋。宋词用韵即可获证。

与其他语言作历史比较，选对比较的对象十分重要
比如汉藏之间的对比，选用鱼部字再恰当不过了
鱼部上古读a类元音，目前已无异议。
而a是所有音系的最重要的元音，相当于直尺的零点。如果汉藏之间能在鱼部字上（特别是底层词汇）形成令人信服的对应，那麽即使不寻找其他同源词，也可以基本确立汉藏之间的同源关系。
所以，普兄列举的同源关系是可信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楼上的朋友是雏菊兄吧，感谢您的支持，呵呵
汉语中复元音后的－u和－i发音较弱，描述为半元音－w和－j，是较常见的技术处理。
清辅音韵尾的弱化，剩下的只是主元音短紧化，即一般描述的喉塞韵尾-？
浊辅音韵尾如果弱化，容易形成成主元音长音化,且元音后段发音减弱，即：-b-d-g-->ĥ，这个ĥ所伴随的弱元音是非圆唇后高元音щ,щ是一个不稳定的音,一般演变为u或i，具体演变成哪一种，发生条件是主元音的前/后、圆唇/非圆唇。
这位朋友所认为的“入声韵尾的浊化”，本人非常赞同，官话中白读层“入声-->复元音阴声”的音变，或许只有早期的浊辅音韵尾才可得到完美解释。至于中古入声韵尾的不除阻塞辅音，在当时的许多地方可能还保留着上古浊辅音的特性。北京话“入声-->复元音阴声”的白读层，可能正是上古浊辅音韵尾的直接弱化所致，而未经历过清化为-p-t-k的过程。

入声长音阴声化或复元音阴声化，在南吴和老湘方言中很普遍，粤语次方言中据说有某些点的入声呈现浊辅音韵尾的特点。这些也可以佐证上述观点。
浊辅音弱化而成的-ĥ带有紧喉特点，再演变成-？尾也不难理解，这是浊辅音韵尾弱化的另一种形式。
上古汉语入声类若是浊辅音尾的话，则没有理由认为，古入声演变为喉塞韵尾，比无塞音、长音化的阴声的层次更古老，因为长音化的入声可描述为-ĥ

塞辅音bdg中，g是最容易发生音变的，原因是舌根部的阻塞程度较弱，且浊音发音响度不够，容易发生清化（中古见纽k、溪纽kh)、擦化(匣云纽γ)或前移至舌面的腭化(群纽J，以三等为主），这是上古的舌根浊塞音g的演变至中古的基本面貌。
可以设想，中古汉语的不除阻的-k（某些地方或仍为-g)类入声韵，也是先于-t-p发生变化，变化结果沉积为官话宕、江、梗、曾、通摄入声的白读音（复元音韵），即-ĥ ：
ag-->aĥ-->ae-->ai
ɑg-->ɑĥ-->ɑo-->ɑu
εg-->εĥ-->εi-->ai
әg-->әĥ-->әï-->ei
ig-->iĥ-->ï---->i/ï
og-->oĥ------->ou
ug-->uĥ-->uü-->ü
北京话中这类字相当的多，白读音来自本土宋元官话层（复元音韵），文读音来自明代江淮官话层（单元音韵）。
以上的ĥ（伴随弱元音щ），某些资料描述为喉塞-？（由不除阻的清塞辅音-k弱化而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韵尾作用继续弱化并消失后，剩下的应该是个短元音，应该演变为一个短调类才对，如去声类。
事实上《中原音韵》中的中古入声字派入上声的最多，虽然派入平、去的也有，派入阳平类的主要是中古浊声母字（声母的影响），派入阴平及去声的字源不如派入上声的多。
根据前面的推论，中古上声是一个先抑后扬的折升长调，是四声中最长的调，入声多派入上声，这正与上古上声-ĥ尾的语音性质相对应，乃浊塞尾的弱化，故向长元音（或复元音）方向演变就非常符合音理。

可以比较的是，唐代西北方言中的-ŋ韵类，在《千字文》残卷的吐蕃文对音中，许多已呈现出鼻韵尾已弱化，变成长元音（或鼻化音），这种现象在日语汉字音读（“汉”/“吴”借音）、晋吴淮闽各方言中非常普遍。
平行的音变规律是：
-ŋ-->N-->~ （鼻化韵）
-g-->ĥ（R）-->长元音（复元音）阴声
-k-->?(q)-->短元音阴声

一些语音学家对方言调查的语音描述有一些偏差，混淆了不同性质的紧喉特征，本人建议按如下描述：
-ĥ：表示长元音尾出现紧喉作用，拼写可记作-h或-‘
-?：表示短元音尾出现紧喉作用，拼写可记作-q或- ’
本人认为，中古上声调和去声调的成因，可能分别与这两种语音特征相近。
根据汉藏比较，前辈们得出的上古去声类的-s或许能够成立。《广韵》中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普遍现象，似乎可以解释为：上古-gs（-ds、-bs)后的-s阻止了浊音弱化后向长元音方向发展，而变成短元音类（-?），至中古演变为短降调去声。

歌部是/æ/,上古支、歌对转是很常见的，两部的关系十分紧密，“此”、“也”等谐声符的字在歌、支之间徘徊。至于这个/æ/在周秦之前的来源，则可能是-an-am-ar-al韵尾弱化的杂集，如“冉”（-am)声符的“那”(-æ),“难”（-an)声符的“傩”(-æ)。藏语:“我、我们”nga、ngar,且ngar有威猛、强悍的意思，正与“义”，【说文】【我部】【义】：己之威仪也。
猜测：传说中的伏羲氏是以龙为图腾的。伏羲异体写作伏戏、虙戏、宓羲、包（庖）牺、炮羲、包曦，而对音可能是ĥbrug-sŋar,即谥号“龙祖”（参考藏文“龙”-“先”）
【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
【戏】又《集韵》桑何切，音娑。娑本作牺。《周礼·春官·两献注》酒尊名。饰以翡翠。郑司农说，或作献，亦作戏。
 即牺牲的【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