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温庭筠（上） 第二讲 温庭筠（下） 第三讲 韦庄 第四讲 冯延巳（上） 第五讲 冯延巳（下） 李璟 李煜（上） 第六讲 李煜（下） 晏殊 欧阳修（上） 第七讲 欧阳修（下） 晏几道 柳永（上） 第八讲 柳永（下） 苏轼（上） 第九讲 苏轼（下） 秦观（上） 第十讲 秦观（下） 周邦彦 第十一讲 辛弃疾（上） 第十二讲 辛弃疾（下） 第十三讲 姜夔（上） 第十四讲 姜夔（下） 吴文英 第十五讲 王沂孙（上） 第十六讲 王沂孙（中） 第十七讲 王沂

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1），蔡溃，遂伐楚。 　　楚子使与师言日（2）：“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3），唯是风马牛不 相及也（4）。不虞君之涉吾地也（5），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 我先君大公曰（6）：‘五候九伯（7），女实征之（8），以夹辅周室。’赐我先 君履（9）：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隶。尔贡 包茅不入（11），王祭不共（12），无以缩酒（13），寡人是征（14）；昭王南征而不 复，寡人是问（15

初①，郑武公娶于申② ，日武姜③。生庄公及共叔段④。庄公寤生⑤，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⑥。爱共叔段，欲立之，亟 请于武公⑦，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⑧。公曰：“制，岩邑 也⑨， 虢叔死焉⑩，伦邑唯命⑾。”请京⑿，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祭仲曰⒀：“都，城过百雉⒁，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⒂；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 将不堪⒃。”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岳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虎，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 　　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 　　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

关于术的论述是韩非学说中的精采之笔。本来他的学说 中继承商鞅的地方最多，但仍批评商鞅“徒法而无术”：“乘强 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 患也”，“故其国富而兵强，然无术以知奸，则以其富强资人臣 而己”（《定法》）。这里表现了商韩两人的原则分歧。商鞅着 重于国，而韩非着眼于君。在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韩 非的论点无疑更受君主的欢迎。

荀、韩法治观的异同 以法治国是韩非学说的核心，这一观点使他区别于荀卿。 荀卿也重法，但同时更重人治，提出了“有治人，无治法”（《荀 子·君道》）的原则。      首先，在法与人的关系上，荀子既承认“法者，治之端 也”，但又特别强调“君子者，法之原也。”（《荀子·君道》）所 以，治理国家的根本还是在于有“君子”：“故有良法而乱之 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之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荀子· 王制》）针对同

西方一切思想理论都可以在古希腊、罗马找到源头。地缘战略思想也不例外，同样孕育于古希腊、罗马。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在《理想国》中，曾阐述过政治与地理的关系。柏拉图设想：在一个孤立的岛屿上建立一个不受母邦 现有政治制度所控制的“理想国”（类似近代的“乌托邦”）是完全可能的。 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克里特、迦太基、波斯等一些国家，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爆发农民大起义，历经3年急 风暴雨式的武装斗争，终于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但是，历史并 没有随着秦朝的灭亡立即由纷乱走向统一。在灭秦斗争中，逐渐 形成项羽和刘邦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和其他许多独立割据的势力。 为了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刘邦与项羽及其他割据势力又经过4 年多的割据混战和楚汉战争，才使历史重新走上统一发展的道路。

战国之前的管仲、晏婴、子产等虽也被认为是法家，但学 者意见不一。有些学者将管仲列为道家，子产没有专门著作 流传，《晏子春秋》中法家意味不强。因此，通常将战国以来 的商鞅、申不害、慎到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重点研究其与韩非 的关系，以及韩非如何从此三人学说中汲取法、术、势的理论， 形成自己的学说。据章太炎的定义，“著书定律为法家”（《检 论·法论》），郭沫若则认为“李悝（约公元前455年至395 年）在严密意义上是法家始

韩非以前也有人谈到势，但明确法、术、势三位一体的关 系则从韩非开始。作为统治一个国家的基础，现代称之为 “政权”，在韩非学说中则称为势，虽然不能将二者的内涵划 等号，但大体上却相类似。区别在于古代强调权力在君主，现 代强调权力在人民。韩非予中所论述的“势”是沿袭前代法 家以及儒家等的理论，主张“势”应当归于君主一人。先将其 演变线索简述如下。

道，是万物的根本，是非的纲纪。所以，贤明的君主坚    守道以了解万物的本源，研究道以知道善败的萌芽。并且   虚静以待，自命美名，自定善事。虚就能洞悉实情，静就能 明察行动者的真正精神。有话要说的人自然有相应的名 称，有事要做的人自然会形于外表。形名经过检验，行为符合名声，君主就没有什么事了，回到名副其实的实情上来。    ——《韩非子．主道》语译

1．悲喜剧：韩非及其书的命运     韩非大约诞生于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去世。这是 战国七雄—一秦、齐、楚、赵、魏、韩、燕用武力争夺天下的时 代。一方面是刀枪剑戟，血雨腥风；另一方面是说客、策士横行 天下，有的人早上还是普通百姓，晚上就贵为卿相。韩非未必 不做这样的梦，但他的梦始终未能做圆。不说别的，他受了自 己生理缺陷的影响，社会需要善于言谈之士，他却口吃，不善 于言谈。     其实，韩非的先

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中原各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 变革逐步完成，新兴地主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夺取了各国的实 际权力。如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晋国的赵氏、魏氏、 韩氏、智氏（亦称知氏）、范氏和中行氏，齐国的田氏，都是代 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实力集团。他们一方面积极推行封建改革， 发展地主经济，广招人才，笼络民心；另一方面，为争夺权力、土 地和人口，相互之间展开了残酷、血腥的斗争，由此引发了一系

占领占领

．打破两个错误的观念     人们对于中华民族的来源，有两个不科学的错误 观念，必须打破。     第一个错误，说中华民族自从三皇五帝以来，一 直是统一的；又一直是封建帝王世代相传下来的。     其实不然，三皇五帝是许多民族在悠悠的远古时 期的不同的神；后人才把这些神联系起来，成为许多 民族共同的神，称作“三皇”和“五帝”。古人说自 己是“三皇”、“五帝”生出来的，是黄帝的子孙。其 实，这是不

一、西周的开国   　　 萧公权先生在其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论中国政治思想史之起点时，曾有下述的意见：    　　吾国历史，世推悠久。溯其远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断自晚周为始。此实势有必然，非敢数典忘祖。三代以前，社会浅演，书契无 征，固不待论。即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尚在草创之中，学术思想殆亦方见萌芽，未能具体。况文献不足，记载阙失，纵有举说，已难考见。孔子生春秋之

盛衰关键固在安史之乱，但导致安史之乱又自有其远因，其最主要者即为太宗的征高丽。征高丽之役始自贞观十九年（645 A．D．），到高宗总章元年（668 A．D．）才完全结束，前后长达二十三年之久。虽然终获胜利，但国力消耗极大，实属得不偿失，尤其导致府兵制的破坏，造成军事人力的缺乏，不仅必须召募胡 兵，而更容许胡将得以握掌军权。

唐代不乏战略家，尤其是唐太宗本人深通战略，在其所用的文臣武将中，有些人都颇具战略修养。当然，初唐时的最杰出战略家还是首推李靖（卫公）。不过，唐代 所留下的战略著作却非常少。现在所能见者只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太白阴经》。此外，在《陆宣公集》中也可以找到相当有系统的战略思想。以下就分别讨 论这三部书。

明代所遗留下来的兵书要比任何前代都较多，而可以称为文人战略家的作者也很多，所以不可能一一列举。尤其是有很多的书，其内容往往人云亦云，了无新意，甚至于也达不到战略的层面，所讨论的只是较低阶层的问题，因此自可不予介绍。不过，明代，尤其是在明末清初之际，的确有几位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出现，而他们的著作也的确具有不朽的价值，现在就择要检讨如下：

当魏齐两国争霸相继失败之后，秦国也就快要获得独霸的地位。此时幸有赵国堀起，始能勉强对秦国产生制衡作用。赵国强盛主因之一为武灵王“胡服骑射”，厉行军事改革（307 B．C．）。因为把一种新兵种（骑兵）引入战斗序列，遂能产生战术优势。同时，在这个阶段，赵国也名将辈出，例如廉颇、赵奢、李牧等。      东方诸国中，现在尚有力能抗秦者可能仅为赵国，所以六国合纵也常以赵为盟主。秦赵之间的对抗大约长达二十九年

齐国自田和篡位称侯，传两世到威王，两次击败魏国，打消了其称霸的企图。其子宣王继位，国势大振。此时秦国也日益强大（关于秦国的成长在下文中另行详论），秦惠王派张仪去离间魏楚两国与齐国的关系，而使齐国陷于孤立的地位。于是齐秦两国开始变成权力斗争中的新主角。      本来双方大致势均力敌，但齐国突然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不集中全力与秦争天下，而分散资源去贪图近利，北进侵燕，南进侵宋以自广（扩大领

战国初期，秦还只能算是二等强国，其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终成帝业的第一个原因即为商鞅变法。商鞅的变法不仅迅速成功，而且还能持久，尤其是更能替秦帝国奠定深远的基础。秦自孝公以来，即从来不曾打过败仗（战未尝屈），这不能不归功于商鞅农战政策所培养出来的国力。事实上，无论从那一方面看，秦国都在力争上游，比山东诸国是远较进步，所以，其终于统一天下也就似乎是理所当然。对于变法后的秦国，荀子曾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描写：

在张仪的时代，秦国虽已有其主动的外交战略（连横），但其军事战略并不一定能与之配合，有时甚至于背道而驰。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常受他国轻视，强盛之后，遂不免时常向外用兵以显国威。尤其是秦国以奖励军功为主要政策，若不战又何来军功，这也是黩武主义者所必然会面临的问题。从商鞅变法（359 B．C．）到范睢谋用（268 B．C．）之间的九十一年内，秦国一共与魏国交战二十二次，韩国十七次，赵国十五次，楚国十三次，齐国六次，燕国二

张仪到秦国去推销他的“连横”思想是在公元前三二九年，也正是魏齐相继争霸不成，秦国开始准备乘机东进之际。此时秦国军事实力还不能算是太强大，所以必须以外交来配合行动。连横也就是一种最适合秦国需要的外交战略。其方式即为使用外交手段来分化（离间）六国，使其个别与秦国建立双边友好关系。此种战略若能运用成功，则秦国可以同时达到争取与国和削弱敌国的目标。      于是张仪也就获秦惠王的重用，做了相国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