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和“参谋长”同班。他是有线一台的，我是有线二台的。我们两个电台在一间屋子里。报房中最忙碌的时间通常在白天，夜里两点以后的早班一般没什么事情。这段时间中，很少有人会碰电键，任何一点声响都可能引起电台双方报务员的愤怒。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段时间是应该用来睡觉的

刘德宝就非常爱睡觉，只要轮到早班，到了台里就会趴在桌子上睡觉。我那时与他不同，在班上从来不睡觉。这并不是因为我比他认真负责，而是因为我趴在桌子上从来就睡不着觉。正因为如此，如果在早班时正好与他同班，他就会为此大吃苦头。我自己不睡，也不让他睡，一直跟他聊天。他一开始总是不愿意聊，但是不久之后就会被我的情绪所感染。现在想起来都还会感到奇怪，一个在城市中长大的孩子和一个在农村中长大的孩子竟然有那么多话可说？而且，说着说着，天就亮了。我和其他人同班时，却很少有如此情景。我虽然睡不着，也不会去干扰别人，只是自己握着一枝铅笔，在抄报本上乱写乱画。

关于刘德宝的爱睡，还有一件流传很广的“轶事”。那天值早班时，刘德宝没有跟我同班，所以终于找到了一次可以安心睡觉的机会。可是碰巧的是，团长在这一天忽然兴起，要在凌晨时分去看一下他的战士都是怎样值班的。结果，当团长来到有线报房时，刘德宝正趴在桌子上大睡。团长也很逗，没有直接扼杀他的梦境，而是拽过桌子上的电键冒充了一回下面电台的呼叫。不料，刘德宝可能是被我折腾惯了，在梦境中以为又是我在跟他捣乱，连头都没抬一下，就伸出手去，关了蜂鸣器的开关，团长手中的电键一下哑了……事后，刘德宝被全团点名批评了一次。这件“轶事”也因此而广为流传。

当我们由新兵变为老兵后，“参谋长”的外号已经有逐渐替代本名的趋势。我们在连里基本上不再称呼他的本名。恰恰因为这一点，我也为自己招来了连长的一顿臭骂。
那天，刘德宝正在台里值班，文书将一封刘德宝的家信送到了宿舍里。我出于好心，就跑到连里的值班室给刘德宝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个新兵，不知道我要找的“参谋长”其实是刘德宝，却找来了正在报房中视察工作的团参谋长。我一听声音不对，赶紧挂断了电话。不过，连长马上就把我叫了过去……从此以后，打电话时，我再也不敢把刘德宝称为“参谋长”了。

十一、青春的躁动
一个人到了十七、八岁，如果对异性没有一点感觉，那肯定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有了感觉，却必须压抑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面对着二百多名生龙活虎的男兵和一百多名如花似玉的女兵，当时的营、连领导可谓大伤脑筋。我们连长点名时经常挂在口头的就是这么一句：“别见了女人就走不动路！”

虽然有这种感觉，但我并知道能不能与她相识，更不知道她愿不愿认识我。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生活中却突然闯进来了另一个女兵。
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因为什么了，反正是正在打一个电话。通话结束时，总机的话务员突然和我搭上话了，问我是不是安伟？我当时诧异极了，不知道这个女兵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而且，我也不知道她是谁，长得什么样？
现在想起来，我们连与电话连存在的工作上的交叉点就是电话。那时候，部队大院的电话基本上都要靠总机转接，所以，打电话时免不了要跟总机的话务员交谈。话务员的一项基本功就是听音辨人，这就是我能够被她们听出来的深层次原因。

另一个原因当然在于这名话务员本身的性格及心理。她应该不会主动和所有打电话的人搭话吧？与我搭话显然是想要认识我。
事有凑巧，这时我刚刚跟连里的一名湖南老兵成了好朋友。那天聊天时，跟他说起了这件事。他告诉我，这个女兵可能是Z（不好意思，又是一个符号。虽然人家现在都是５０岁左右的人了，该有的隐私还得给人家保留着）；并在某天的晚饭后，当Z从电话连的饭堂中出来时，指给我看了看。
说起来，Z的样子还真漂亮，就是眼睛稍微有点小，像是眯起来一样。几天后，在电话里又一次碰到她时，我就直接问她是不是Z？她承认了。

从那名湖南老兵那里，我知道Z是湖北人，党员，年龄比我大五岁。就是因为地域和年龄上存在的障碍，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与她交往。但是，我却从Z那里逐渐了解到了F的一些情况。
认识话务员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随便打长途电话。我并不知道当时的总机是如何管理的，只知道在那段时间中，只要我想打长途，Z从来没有拒绝过。

十二、“限制级”接触
我和F的相识，或许只是一种水到渠成。
当我从Z那里知道了F在配线室工作后，忽然觉得冥蒙中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为我们牵线。我们有线台出现故障时，都要在第一时间通知配线室查找故障。也就是在一次这样的通话中，我“猜”出对方是她。当然，这种所谓的“猜”，其实是“看”的结果，事先，我已经看到电话连的接班队伍中有她。她对我的表现并不感到意外，反而表示也知道我。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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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段时间中，只要发现她上班，我就会找机会往配线室打电话，与她闲聊。有意思的是，聊着，聊着，我们忽然发现，原来我们在北京的家离得很近……
这是一种奇特的交往方式。双方都知道自己交往的对象是谁，却只限于在电话中交谈和站在远处观望，而不敢走到一起。凡此种种，都是因为部队中的纪律限制所造成的，所以，我把它叫做“限制级接触”。（错误地理解成“十八禁”的人，可以离开了）这种奇特的交往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得有点不可思议。恐怕以后只能存在于像我这样的回忆中了。

偶尔的时候，我们也会交换书看。我在楼梯口等着，她从楼上下来。两个人像特务交换情报似的，拿到东西后转身就走。
虽然这样交往了一段时间，双方却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毕竟，那时候我们才只有18岁，觉得未来既不确定，也很遥远。
那一年夏天，她跟我说要回北京探家，问我有什么事情没有。我没事找事地让她帮我从家里带一本字典。其实，在哪儿买不到一本字典呀？

我有一回打电话到连里找F，接电话的居然也是这个男指导员。我刚放下电话，他就把电话打到我们连里来了，结果，连长马上把我叫去问话，问我是怎么认识F的。我只得撒谎说，我们当兵前就是同学。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撤谎。

十三、悠闲的日子
那时的部队，经常搞黑板报评比，每个连队都不甘心落后。我之所以在新兵时就被“私定”了未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我稍微有点绘画基础。所以，到了电报连后，我就成了黑板报制作的“主创”人员之一，负责画报头和修改文字稿。

我１８岁那年，接任了连里的文书。在此之前，连里早有风传要让我接任文书了，就是一直没有宣布。有一天值班时，我看到F也在值班，就又和她聊了起来。她忽然说：恭喜你当文书呀！我很奇怪，不知她从哪儿得到的消息？她告诉我：看到了营部的花名册，你们连已经上报了。果然，连里很快就宣布了任命。
现在想起来，在担负战备值班的连队中，文书过得可是神仙般的日子！既不用值班，也不用出操。基本的工作只是每天收发一下报纸和信件，到了月底的时候再填几张人员和枪械的“平衡表”。文书住的房间是连里的枪械室。所有的枪枝和弹药都放在这个房间中。所以，这个房间是不准闲人随便出入的。正因为如此，我的腰间开始多了一串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