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源自部队中的一个传统：文书是作为干部来培养的。在我之前，我们连的所有前任文书都是走的相同的路：先文书、后班长、再入党、直至提干。
但是在我还没有当文书的时候，部队中的“章程”已经有了改变。因为高考的恢复，军校成为了军队中干部的主要来源。原来那种提干式的方法停止执行了。
尽管如此，我的前任文书也还是在没有经过军校学习的情况下，提了干。

抠脚你好！那些黑EXO的人都TM给我小心点！！！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什么背景，什么身份，混的有多风生水起，我都不在意，我唯一在意的是，你们能记住下面我所要说的每一句话 天气炎热，希望大家尽量少出门，晚上记得别对着空调吹，别感冒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黑的开心，黑的愉快！

我那时可能是因为年龄小的原因，对这些根本没什么感觉。从来不觉得在部队中提干会有多大的好处。当然，这也可能是大部分城市兵的想法：反正回家就能当个二级工，为什么非要留在部队里跟那些农村兵争名额呢？
不管怎么说，我在文书这个岗位上还是尽心心力的，工作没出过任何纰漏。
但是，那年的夏天过得却比较辛苦。因为天气热，下面的班组都把床移到楼后的院子里了，只有我一个人大汗淋漓地睡在枪械室中，而且不敢开门窗。

文书当了一年以后，连里安排我回有线台当了机组长（相当于班长，有线一台和有线二台的人员都在我的领导下）。虽然从这时起，我又要回到电台值班了，但位置却有了改变，我成了领班——也就是报房中的“最高领导”。从此，我在报房中的行为可以不受任何人的干涉了。这大大地方便了我与F的联系。

十四、心灵的逆反
本来，青春期的孩子是逆反心理最强的时候。当兵前，我在家里就经常挨我母亲的打，原因就是“不听话”。但我这个人非常奇怪，在家里经常挨打，在学校里却非常受到重视，不仅第一个入了团，而且还当了团支书。直到当兵的头三年，都表现出貌似非常受欢迎的状态。
直到第四年，一切都变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兵的那几年，正是中国社会春潮涌动却又步履蹒跚的阶段，各派力量反复较量，各种讨论层出不穷。我骨子里流淌着的孤傲情绪，在这些讨论中逐渐被激发了出来。我越来越成了思想解放的坚定拥护者，对任何企图对抗思想解放的苗头都感到无法容忍。
这种情绪在今天看来，很像是某种另类的愤青。在这种状态下，人其实也是很偏执的，只认定了一个目标，不愿意承认社会的进步有个渐进的过程，也不懂得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必须暂时牺牲一些利益。

你还是一个人，偶尔会孤单偶尔会难受会想有个人拥抱，所以你还是在等。没关系，你一定会等到的。你一定要相信，那个人也在经历了很多之后在找你。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照顾自己，让自己在最好的状态里，遇到最好的他。

１９８０年，一场不期而至的“灭资兴无”运动在部队中展开了。在刚刚经历过真理的标准讨论的中国，这场运动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团里开了动员会后，连里就开始收缴战士手中的杂志，甚至连戴手表和穿自己买的袜子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风气。
我那时刚刚填了表，已经通过了连里党支部的讨论，只要报营党委履行一下批准的程序后，就可以成为中-共的预备党员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刻，我本应该夹起尾巴做人，而不用去管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可是，我的逆反心理却总爆发了。

像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把自己心里的种种疑问写在了一封信中，寄给了当时的《中国青年》杂志社。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问我是不是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写过一封信？我回信说，是写过一封，并告诉了他大概的事情经过。父亲回信时，寄来了一个复印件，那是一份《中国青年》杂志社提供给中宣部的“情况汇编”，我的信就印在第一页上。父亲在中宣部工作的一个老同学看到了这份东西，怀疑是我写的，所以通知了父亲。

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突然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问我是不是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写过一封信？我回信说，是写过一封，并告诉了他大概的事情经过。父亲回信时，寄来了一个复印件，那是一份《中国青年》杂志社提供给中宣部的“情况汇编”，我的信就印在第一页上。父亲在中宣部工作的一个老同学看到了这份东西，怀疑是我写的，所以通知了父亲。
不料，几天后，团里似乎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在一次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说部队不能跟地方一样，想写信就写信！

从这时起，我就预感到自己可能要面临逆境了。不巧的是，正在这时，我领的那个班又出了问题。一个刚独立值班不久的新兵，趁着我夜里一点回连里叫下一班换班时，竟然偷偷离岗跑到电话连的机房外面爬窗户偷窥，结果被别人抓了个正着。有点黑色幽默的是，抓他的人后来又被别人抓了，原来他那天也是去爬窗户的（怎么竟然跟《兄弟》中的情节一模一样啊？晕）。

不久，我就被告之，营党委没有批准我的入党申请。原因是，我在领班时管理不严。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1980年的秋天，我知道继续在部队中呆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思，所以就主动提出要求复员。连里立即就批准了我的申请。我因此成为了通信团那一年第一个离开部队的复员兵。
我的报务生涯也因此而划上了句号。
那一年，我刚满19岁。

尾声
我的军旅生活虽然结束了，但我和F的故事并没有因为我的离开而结束。
我们开始了书信联系。在信中，我们交流着各自的状况和想法。
一年后，她来信说自己考上了军事院校，但只是个中专，问我应该怎么办？我在内心里当然不希望她去。她如果上了这所中专，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离开部队了。但我又怕她觉得我自私，所以仍然回信鼓励她去。

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说自己已经复员回到家了！那一刻，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交往才终于“进化”到了面对面的状态。
我那时当然知道她已经入了党，但和她在一起时，她却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我猜想，她可能是怕触及到我的“伤疤”。不过，当我跟她谈论起党内的一些丑闻时，她却说了一句，难道你不准备入党了？我竟然一下子被她问住了。

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感到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但我当时以为，这种距离是可以弥补的，所以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努力。
她本来准备重回学校补习高中的课程，然后参加高考。可是上了一段课后，因为差距太大，就放弃了。此后不久，她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上班了。我那时看到海淀业余大学正在招生，就为她领了一份表格，鼓励她去报考。她果然考上了。我本来也想跟她一起报考，可是单位不批，结果没有考成……
最后，我们终于没能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