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应用于社会结构，虽然未必是社会结构的代言，但在优先级的取舍上和传统经验是有共振的。譬如说，儿童群体在传统差序结构中几乎隐而不见，一来他们尚未有能力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结构，必须依附其家庭，并且在家庭结构的次要地位是无法改变的；二来，以个人向外辐射的文化中无法自然诞生明确他们的权利义务的社群组织，因为在差序格局中是不存在群体的共同问题的。规范为不同范畴内的秩序服务，为分层的区别对待提供纲领，而儿童在学习这些社会经验时始终没有对自己的需求的话语权，永远是秩序的客体，只有在他们开始经营自己的差序格局时他们才是完整的“人”。
在这种价值取向下，所有人在坦然面对自己的私欲的同时，也都能因为把家国天下划分在自身社会关系下而对群体利益异口同声，从而有集体主义。但这种集体无法对其子集进行划分，因为文化语境中的集体是从个人社会关系出发的，一方面因为服从于组织而使社会高效运作，另一方面其实也默认了个人或少数群体的命运在缺乏共振的情况下难以影响社会结构的根本，而无关痛痒也往往也意味着可以牺牲。从结构所包含的内在逻辑上来说，这种取舍关系似乎是鱼与熊掌的关系，这种客观上的无解也真的让人无奈。

日常生活中可以解开的秘密太少了。我久久等待着揭晓命运时不由自主的颤栗，还听人一边说着需要明说的事情其实实在不多，一边把所有故事曲折成唯一的谜题。这样平铺直叙的谜我又哪里敢解。

中世纪教堂音乐真的很懂具像化神性。

在凝视油画肖像的时候，忽然意识到那些被暗色天鹅绒长裙束缚在椅子上无言笑着的夫人们，原来也曾长着一张张少女的脸。

在传统快速失效的时代里，人都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性，自然不会再毫不怀疑地服从过去经验的训诫。主动上交一部分自由去换取制度的保障，从而放弃摇摇欲坠的礼治而转向法治，实际上颇有些为自身福祉投资的意味。我忽然意识到礼治实际上是法治的同类品，在约束个体行为的问题上，始终用不同的驱动力发挥着相似效用。而此时再回过头看圣人之言，又感到他本质上同时是政治家和法家。

唱《至死不渝》时忽然发现，早不是那种能唱完这首歌的心情了。

“旧爱”这个名词总带着点蜻蜓点水的笼统，但我看它是一捧冒着火星的余烬，藏在我心口的火折子里。我毫不怀疑再见你一面时我仍然会把自己燃烧殆尽，而我同样可以不打开它，和未烧尽的火长久地和平共处。从前我不懂所谓的“愿意或不愿意”，至此方知这种回避的动机并非人人都有，于我而言它尚未强到使我触不可及，因此我还可以从中挖掘美学。
今天听《可一可再》。或许我一直追求的也是这个——只要我的勇气足够让我平心静气地凝视每一张脸，那我就不用面对告别的必然性。

在倾诉爱的时候，如何确定自己不是在倾诉恨意呢？怀抱着想要支配对方情感的动机，实在是不能说不是sadisme。

仔细一想，能让我哭一哭的故事好像大多是西西弗斯式的。

梦到这个程度或许真能称之为梦魇。仍旧是千千万万遍的自我拷问，尽管知道自己的答案只会有一个，但毫无感觉无疑是属于麻木不仁。
我忽然想起六爻里的心魔，真能自我代入的时候反而不忍心多想了。

人要先学着与自己为敌，才能客观看待和自己相左的立场，才能对高尚的或被牺牲的人格长久地怀抱敬意。我开始重新审视自身被现实主义挤压空间的理想主义，忽然觉得两者在更高的层面上其实是等同的，现实主义可以同时是理想主义，前提是仍然对现实生活抱有希望。只要某个人知道自己的理想的前世今生，并且认同这是自己人生的最高价值感所在，不论他处在什么立场都不该被随意批判。

没戴眼镜，恍惚把滤水器看成大卫石膏头像的侧面…

“妄想症”。

在当下乏善可陈时，总是要对记忆诚惶诚恐。寻找意义是人一生难以逃脱的陷阱。

恐惧是可以习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