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被41、44L被抽，补楼还是被抽，所以趁申诉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粗浅讲讲这2L的内容
*41L
笔者根据“青铜卡尺”百科词条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确定是”五件卡尺拓本“
答案是根据目前已知晚清民国的书籍，不算重复者为五件。
笔者这里可以合理猜测，实际上铜卡尺数量应不止这个这个数目——也就是铜卡尺在新莽政权应该是得到大范围的使用的。
*44L
解释了“现代游标卡尺的鼻祖”这个提法为什么也是个都市传说
原因是1979年刘瑞东老师的一篇文章把它认为“新莽铜卡尺就是原始的游标卡尺”
但1981年邱隆、丘光明老师对此提出反驳，指出新莽铜卡尺是“卡尺”，但没有“游标”。

进阶篇2#
王莽是穿越者吗？
这个问题看似很荒谬，不过也算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历史梗了，甚至读书时期，也有人很认真地问过笔者这个问题，尽管我专业方向也不是古代史
这里直接给出结论，王莽不是穿越者。

年底又多了一堆校对任务，LZ尽量见缝插针更一下

来了，这里我们也可以用论据驳斥这种说法了。
1、“王莽曾经下令追杀刘秀”
这个论点也是个都市传说！
实际上刚好是因为有同名，他原名叫刘歆，也是著名经学家刘向之子

至于刘歆为什么改名叫刘秀呢，原因目前其实还没有定论（一说避汉哀帝刘欣讳；又一说是《河图赤伏符》的谶纬）。但不管是哪一种说法，都坐实了一点——当时王莽要杀的，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汉光武帝刘秀。
其实，新莽时期也有一个同样的例子。那就是绿林军领袖和新莽政权太师都叫王匡！

绿林军首领王匡↑

新莽政权太师王匡↑

2、王莽给她的妻子制作了短裙？
这种说法的论点来源，是因为
《汉书·王莽传》：“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但其实这个是很明显的断章取义，
笔者特意去查了《汉书》，王莽妻子之所以“衣不曳地”，是因为王莽本身就以节俭著名。
《汉书·王莽传》开头就说道：
“莽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
“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
而“布蔽膝”解读为“短裙仅仅是到膝盖的长度”，更是重大误解。
“蔽膝”是古代遮盖大腿至膝部的服饰，是古代遮羞物的遗制。

3、王莽将土地收归国有，平均分给百姓
这也是“王莽穿越说”的核心论点，但只要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王莽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四个字：
“托古改制”
这里的古，就是指《周礼》，抑或说是商周时期的制度。
但《周礼》早有记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井田制”。
所以与其说王莽有”socialsm“色彩，不如说是历史上的倒退。

来了，王莽这里花费的篇幅比较多，再简单说说一点，接下来就进入下一个词条
4、王莽的其他举措（盐铁酒收归国有、改革货币）
”盐铁专卖”已经是春秋战国玩剩下的东西，汉武帝时期更是把盐铁酒专卖制度玩出花活了。
改革货币这个更是扯淡，王莽执政期间改了4次货币，疯狂剥削民众，如果这还是socialism的话，我无话可说。
所以，个人的学史心得，正如那位老者说的：“不要见得风就是雨。”

-烂柯人-
这是一个非常家喻户晓的故事，刘禹锡的诗也引用过这一典故，即“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烂柯人，出南朝梁任昉《述异记》，说王质去山中打柴，观童子对弈，童子给了一颗形如枣核的东西给王质吃，王质吞后，竟然不觉得饿。过了一会，童子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王质这才发现，手上斧头的柄全腐烂了。等到他回到乡中，已经没有跟他同时期的人了。
“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但“烂柯人”的故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这个也是一个经过无数次演变、在全国范围大规模传播的都市传说！

这里笔者贴一些不同古籍的“烂柯”故事
　　《东阳记》云：“信安县有悬室坂。晋中朝时，有民王质，伐木至石室中，见童子四人，弹琴而歌。质因留，倚柯听之。童子以一物如枣核与质，质含之，便不复饥。俄顷，童子曰：‘其归’。承声而去，斧柯漼然烂尽。既归，质去家已数十年，亲情凋落，无复向时比矣。”——[北魏]郦道元《水经注》
郡国志曰：石室山，一名石桥山，一各空石山。晋中朝时，有王质者，尝入山伐木，至石室，有童子数四，弹琴而歌，质因放斧柯而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状如枚，含之不复饥。遂复小停，童子语曰：汝来已久，何不速去。质应声而起，柯已烂尽。——[宋] 李昉《太平御览》
王质烂柯
王氏神仙传：王质，东阳人，时入山伐木，偶于石室中见数童子下棋，质坐斧柯上观之，童子将枣与质食之，无饥渴。童子下棋未终，一童子曰：子可去，来已久矣。质起视，斧柯已烂矣。还家亲戚无有存者。后入山升天，今衢州有烂柯山。——[南宋] 陈葆光《三洞群仙录》
晋王质入山樵采，遇洞口二老对奕，遂置柯斧而观之，局罢而斧柯烂。——[南宋] 何士信《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
王质，晋时东阳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见石室中有数童子围棋歌笑。一云遇赤松子与安期生弈棋。质置斧柯观之，童子以物如枣核与质，令含咽其汁，便不觉饥渴。童子云：汝来已久，可还质取斧，柯烂已尽。质便归家，计已数百年，亲旧零落，无复存者。复入山得道百余年，人往往见之，后亦升天而去。浙东信安有烂柯山，即其地也。一名斧柯山，今属衢州西安县。又广东信安亦有烂柯山，今属肇庆府。——[元] 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可以发现，“烂柯”故事的情节存在以下差异：
1、对弈or弹琴唱歌？
2、童子or仙人？有些版本甚至还出现了具体的仙人名
3、地点？
4、是否有吃形如“枣核”的东西？

烂柯人补充 1#
-肇庆·烂柯山-
来点广东特色的“烂柯”变种
有一种说法是王质去的烂柯山，位于广东肇庆。
比如和珅的《大清一统志》就记载，“烂柯山。在高要县东南五十里。寰宇记：在府东三十六里峡山南，即王质遇赤松子与安期生棋而斧柯烂处。舆地纪胜：一名腐柯山。旧志：在县东南四十六里，高一百余丈，周五十里。其西麓与高峡山相对，中有砚坑，即唐宋采砚处。”
屈大均《广东新语》则补充道：“王质事，有无不可知，然山下姓王，多有称质子孙者。”即王质遇仙的神话故事，在肇庆一带已家喻户晓，而山下姓王的人家，自称是王质的后人。
在高要金渡大坑村的黄氏宗祠，其瓦脊上有一灰塑《王质遇仙》。黄氏族人居住于烂柯山脚，一直以来，他们执拗地认为主人公是“黄质”，而非“王质”。“王”与“黄”粤语读音一样，这个特别的谐音，让黄氏族人对《王质遇仙》的故事产生了特别而深厚的情感共鸣。

金渡大坑村黄氏宗祠灰塑《王质观棋》。（图文来源：肇庆文联）
高要南岸新江一村的邓氏宗祠是高要不可移动文物，也是肇庆最大的古祠堂，墙上的壁画和灰塑均由本族艺人绘制。
祠堂内有一幅烂柯图，两位老翁在松树下对弈，特别的是，石上还放有几只仙桃。一担柴就放在王质身后，柴上的斧头特别明显。而图上有“黄吉看棋”四个字。
在他们这一带，“王”与“黄”同音，“质”与“吉”同音，很有可能是代写标题之人据音落笔，邓居谦因不识字没法把关，因而搞错了。

高要南岸新江一村邓氏大宗祠壁画《王质看棋》。（图文来源：肇庆文联）

烂柯人补充 2#
“烂柯”故事背后的“道家”
纵观古今各类书籍和全国各地“烂柯”传说，不难发现有一个点是永恒不变的：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结局
正如笔者前文提到的“都市传说的内容大多与现实社会紧密相关”，
应该也有很多朋友会把“烂柯”传说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联系起来，其实两者的内核是有所类似的，更何况陶渊明也是东晋时人。
两者都体现了是“道家”的“洞天福地”和出世思想的反映。
笔者这里参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师张广保的文章《道教的洞天福地理论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也指出：
“道教洞天福地理论产生于东晋时期，至唐末五代达成其最终形态。从现存文献看，六朝的陶弘景，唐代的司马承祯及唐末五代的杜光庭可以视为这一理论三大重要发展阶段的代表性人物。洞天福地理论主要包括洞天与福地两大部分。”
如果再深挖，那就是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背景导致求仙避世和寻求长生的社会风气的盛行。
同样，东方朔成为道教神仙，最早是西汉刘向的《列仙传》，在魏晋时期的《博物志》、《搜神记》、《洞冥记》、《拾遗记》、《幽明录》、《异苑》、《小说》等志怪小说中，又被进一步神仙化。

-采生折割-
冰山图的解析选的是杨念群老师的文章，太有品了，杨念群老师是我国近代社会史、医疗史的大牛，也是我的男神之一，也因为看杨念群老师的一部分著作，毕业论文选了公共卫生史
对近现代史感兴趣的，一定要看杨念群老师《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
所以这个词条可以展开讲讲

杨念群老师的《再造“病人”》指出，清政府对“采生折割”的处罚是从维护整体社会秩序的平衡角度予以考虑的，更加注意其扩散的范围对王朝统治的威胁程度。
杨念群老师还把“采生折割”和“叫魂”案进行了对比

冰山图里面提到“采生折割”有时候“会扩散为针对外来宗教人员的集体恐慌”，如果往深层次的角度来看，
第一，这是晚清时期人们对医院“空间”的恐惧，以及西方外来文明传入的背景下，对“空间”的重构。
对于时人而言，医院完全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在他们的印象中，医院和教堂是完全突兀地切入他们原本平静的日常生活。它与传统社区隔绝的状态，往往会引起外人的许多猜疑。
再加上因为传统医学自古并没有把病人委托给陌生人加以照顾的传统，中国人的治病程序是以家庭本身为单位，病人身体的治愈是依靠外请的医生，但护理的程序最终完成是在家庭空间中实现的。
因此，西医的行为往往会与“采生折割”联系起来。
第二，“采生折割”的谣言，也是地方力量交叉的结果。
杨念群老师指出，大部分“采生折割”的相关反教谣言是地方乡绅所写，对传教士异端行为冠以“采生折割”这一正式法律术语，在增强其想象与传统律令对妖术惩罚一致性的同时，也反向影响官方判断，进而在民众之间建立采生折割与传教士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