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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只有欧洲人才能分得清楚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什么的，我们亚洲人才能分得清楚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尽管在欧洲人眼里我们都差不多。虽然我们一般都不会弄错，但每个人的辨别标准可能都不一样。
我自己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主要是看姿态。中国人除了极个别，身体一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弯曲或摇摆。而绝大多数日本人，除了鞠躬的时候，一般都是腰杆挺直，走路的时候更甚。在国内看惯了国人的姿态，并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有周边的对比，一看到那些散漫、摇晃的身影，就知道那是中国人。
在亚洲人当中，日本人的挺拔的姿态是相当鲜明的特征，甚至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人的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姿态的端正，使他们做起事情来有一种紧张、正经的状态。
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当时，我的人还在飞机上，看到地面上一位维修员，在弯腰检查飞机的滑轮。但飞机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立刻站正身子，向飞机行注目礼，直到飞机离开以后才继续维修，而这个时候他的身边并没有其他任何人。光凭这个腰杆挺直的姿态，我就联想到这位维修员平时的工作是多么的认真努力。
那个腰杆挺拔得连日本人自己都心生崇敬的木村拓哉，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扭腰起舞时会特别好看。就像我们的中国功夫讲究马步要稳一样，只要腰背挺直，身体其他部分的摆动就能有一个依赖的重心。且腰杆越直，这个重心越稳，头、手、脚的摇曳越能自如。有控制的摆动才是能够产生美感的舞蹈。也因为这样，他摆出再怎么妩媚的姿态都不会觉得有女子气。
而且，他有着作为偶像的自觉责任感，使他在任何场合的姿态，比其他日本人还要来得挺拔。可以说，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更为典型的日本人的姿态之美。这一点，我很欢喜。
在日本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在前往台场的百合海鸥号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估计是七十开外的年纪。穿着细心熨烫过的雪白衬衫、全套黑色西装，打着同色领带，外面套着毛呢的长大衣。整整十多分钟的车程，他都是同一个坐姿：双脚并拢，膝上平放着手提包，双手再平放在包上，挺直的脊背轻贴在座椅靠背上，眼神直视前方。尽管车厢有轻微的摇晃，但他的头上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悬着，使他始终保持着笔挺的姿态。真是个精神饱满的老人家啊。
我暇想着，七十岁的木村拓哉，大约也是这样的姿态，也是那样地让人注目。
我自己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主要是看姿态。中国人除了极个别，身体一般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弯曲或摇摆。而绝大多数日本人，除了鞠躬的时候，一般都是腰杆挺直，走路的时候更甚。在国内看惯了国人的姿态，并不会有特别的感觉。但在日本的时候，因为有周边的对比，一看到那些散漫、摇晃的身影，就知道那是中国人。
在亚洲人当中，日本人的挺拔的姿态是相当鲜明的特征，甚至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人的来说也是如此。因为姿态的端正，使他们做起事情来有一种紧张、正经的状态。
第一次去日本的时候，就充分感受到这一点。当时，我的人还在飞机上，看到地面上一位维修员，在弯腰检查飞机的滑轮。但飞机从他身边经过时，他立刻站正身子，向飞机行注目礼，直到飞机离开以后才继续维修，而这个时候他的身边并没有其他任何人。光凭这个腰杆挺直的姿态，我就联想到这位维修员平时的工作是多么的认真努力。
那个腰杆挺拔得连日本人自己都心生崇敬的木村拓哉，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他扭腰起舞时会特别好看。就像我们的中国功夫讲究马步要稳一样，只要腰背挺直，身体其他部分的摆动就能有一个依赖的重心。且腰杆越直，这个重心越稳，头、手、脚的摇曳越能自如。有控制的摆动才是能够产生美感的舞蹈。也因为这样，他摆出再怎么妩媚的姿态都不会觉得有女子气。
而且，他有着作为偶像的自觉责任感，使他在任何场合的姿态，比其他日本人还要来得挺拔。可以说，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更为典型的日本人的姿态之美。这一点，我很欢喜。
在日本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场景，是在前往台场的百合海鸥号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估计是七十开外的年纪。穿着细心熨烫过的雪白衬衫、全套黑色西装，打着同色领带，外面套着毛呢的长大衣。整整十多分钟的车程，他都是同一个坐姿：双脚并拢，膝上平放着手提包，双手再平放在包上，挺直的脊背轻贴在座椅靠背上，眼神直视前方。尽管车厢有轻微的摇晃，但他的头上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悬着，使他始终保持着笔挺的姿态。真是个精神饱满的老人家啊。
我暇想着，七十岁的木村拓哉，大约也是这样的姿态，也是那样地让人注目。
与现在不同，以前的偶像明星并不怎么喜欢出书。当我知道木村拓哉写有《开放区》的时候，很是意外也很是惊喜。后来结集成书，也不管自己的日文是基础到不能再基础的水平，还是执意地买下了。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通过翻译来研究原著是不可能的，有如透过木刻版画来认识景物原有色彩一样困难。但是，日本这个自甘外语苦手的国家却似乎从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的随笔集《都与京》写道：“即使不懂日文，只要有热情、时间和金钱，要熟透东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更意外的是不懂日文的人，却有更多研究日本的热情。”套她的话，我这个不懂日文的人，付出那么多的热情、时间和金钱，想熟知一个木村拓哉，大概也不是难事。更因为不懂，所以更有热情吧。
回到《开放区》，因为知道语言的障碍，自作聪明地用比较阅读的方法来探求更为接近原意的方法。现在用的两个翻译版本分别是，一个是源自拓哉森林的翻译版本，另外一个是@jp7044y 发表在微博上的翻译。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刊登在杂志《Myojo》上的文字翻译的，jp7044y用的是结集后的版本。因为结集出版时作了删节，特别是一些有时效性的文字都被删掉了。如果希望追忆当时那人那事的饭，我还是会推荐看一下前者的翻译。
此外，结集时把文章的顺序不按杂志发表先后打乱，亲笔书写部分也有所不同。据说都是按木村本人的提案。他的用意为何，大家不妨自己去研读一下。
再有一点，由于日文为粘着语的特性，日本人说话一般会把微妙的意思隐含在话语里。所以，仔细揣摩原文里的各种含义，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即使所得未必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但从中发现一些原来没有在意的细微末节，也会让自己喜爱某人的心，多了一个安放的地方。
例如，第一节题为“木村拓哉”的文中的这样一句。
“我在自己的广播中也会自我介绍说:「大家晚安! 我是DJ Kimutaku!」不过那种时候约有7成带有轻蔑的意味在。”
“在我主持的广播节目中，我有时也会自我介绍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木拓。’这样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我是在俯视‘木拓’这个家伙。”
木村拓哉与“木拓”之间的羁绊究竟有多少，是“七成”吗？
木村拓哉是在“俯视”还是“轻蔑”“木拓”呢？
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前者为拓哉森林的翻译，后者为jp7044y的翻译，我个人是倾向于后者的。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通过翻译来研究原著是不可能的，有如透过木刻版画来认识景物原有色彩一样困难。但是，日本这个自甘外语苦手的国家却似乎从没有这方面的担忧。日本女作家酒井顺子的随笔集《都与京》写道：“即使不懂日文，只要有热情、时间和金钱，要熟透东京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更意外的是不懂日文的人，却有更多研究日本的热情。”套她的话，我这个不懂日文的人，付出那么多的热情、时间和金钱，想熟知一个木村拓哉，大概也不是难事。更因为不懂，所以更有热情吧。
回到《开放区》，因为知道语言的障碍，自作聪明地用比较阅读的方法来探求更为接近原意的方法。现在用的两个翻译版本分别是，一个是源自拓哉森林的翻译版本，另外一个是@jp7044y 发表在微博上的翻译。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根据刊登在杂志《Myojo》上的文字翻译的，jp7044y用的是结集后的版本。因为结集出版时作了删节，特别是一些有时效性的文字都被删掉了。如果希望追忆当时那人那事的饭，我还是会推荐看一下前者的翻译。
此外，结集时把文章的顺序不按杂志发表先后打乱，亲笔书写部分也有所不同。据说都是按木村本人的提案。他的用意为何，大家不妨自己去研读一下。
再有一点，由于日文为粘着语的特性，日本人说话一般会把微妙的意思隐含在话语里。所以，仔细揣摩原文里的各种含义，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即使所得未必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但从中发现一些原来没有在意的细微末节，也会让自己喜爱某人的心，多了一个安放的地方。
例如，第一节题为“木村拓哉”的文中的这样一句。
“我在自己的广播中也会自我介绍说:「大家晚安! 我是DJ Kimutaku!」不过那种时候约有7成带有轻蔑的意味在。”
“在我主持的广播节目中，我有时也会自我介绍说‘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木拓。’这样的时候，很大程度上我是在俯视‘木拓’这个家伙。”
木村拓哉与“木拓”之间的羁绊究竟有多少，是“七成”吗？
木村拓哉是在“俯视”还是“轻蔑”“木拓”呢？
这的确是值得深思的地方。
前者为拓哉森林的翻译，后者为jp7044y的翻译，我个人是倾向于后者的。
继续说楼上的“木拓”话题。
中国人有所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英雄好汉，日本人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较中国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近至日常生活中，姓氏、名字以及其后加“桑”、“君”、“酱”、单独称呼，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适用，都是其极讲究的。中国人反而没有这方面的思想负担。
远至传统文化背景，日本人是相信名字能够给予被命名者某种神秘力量的。例如，在动漫中常看到其中的角色，会先大声喊出某个必杀技的名字，然后才予以使用，从而产生巨大的杀伤力。这就是相信名字力量的表现。再如，宫崎峻动画《千与千寻》中，千寻进入妖怪世界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小千”，直至最后成功找回自己的名字“千寻”才得以返回现实世界。这也是名字重要性的一种体现。
木村之所以不大喜欢那个自然产生的“木拓”的名字，很大程度就是日本人的这种“姓名观”的影响。正如他自己在《木村拓哉》一文中写道：“‘木村拓哉’是父母给我的名字，生来如此。”不得不再次感叹，这个人的骨子里是如此传统，而传统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
虽然这个是我自己所推测，但既然我有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如此考虑也是可行的。当我们遭遇到与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也可以试着运用这样的方法去体察他人的行为，也就不会因为不理解而妄加批判或过份推崇了。
回过头号想想自己的小时候，第一次被同学朋友擅自取绰号，是否也曾经为此悖然大怒呢？1996年，24岁的木村，年轻气盛，对“木拓”的抗拒，也是可想而知。
即使今天的他已经不再介怀，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只会称呼他为“木村君”，而不会自作主张地使用其他称呼。就像，我与我的日本朋友认识了将近一年，我才敢用“XX君”取代“XX桑”来称呼她，而她也只有我这样做了以后才第一次称呼我为“XX酱”。
日本人对传统的珍视与恪守，真的不是融通权变的中国人所能想像的。
（再次向提供了译文的@jp7044和拓哉森林的那位致谢。为了不啰嗦，下面再有引用到的部分，就不再一一提及了，请谅！）
中国人有所谓“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英雄好汉，日本人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较中国人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近至日常生活中，姓氏、名字以及其后加“桑”、“君”、“酱”、单独称呼，在什么场合对什么人适用，都是其极讲究的。中国人反而没有这方面的思想负担。
远至传统文化背景，日本人是相信名字能够给予被命名者某种神秘力量的。例如，在动漫中常看到其中的角色，会先大声喊出某个必杀技的名字，然后才予以使用，从而产生巨大的杀伤力。这就是相信名字力量的表现。再如，宫崎峻动画《千与千寻》中，千寻进入妖怪世界后，一开始就被剥夺了自己的名字，变成了“小千”，直至最后成功找回自己的名字“千寻”才得以返回现实世界。这也是名字重要性的一种体现。
木村之所以不大喜欢那个自然产生的“木拓”的名字，很大程度就是日本人的这种“姓名观”的影响。正如他自己在《木村拓哉》一文中写道：“‘木村拓哉’是父母给我的名字，生来如此。”不得不再次感叹，这个人的骨子里是如此传统，而传统文化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如此根深蒂固。
虽然这个是我自己所推测，但既然我有合情合理的理论依据，如此考虑也是可行的。当我们遭遇到与自己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也可以试着运用这样的方法去体察他人的行为，也就不会因为不理解而妄加批判或过份推崇了。
回过头号想想自己的小时候，第一次被同学朋友擅自取绰号，是否也曾经为此悖然大怒呢？1996年，24岁的木村，年轻气盛，对“木拓”的抗拒，也是可想而知。
即使今天的他已经不再介怀，但出于尊重，我还是只会称呼他为“木村君”，而不会自作主张地使用其他称呼。就像，我与我的日本朋友认识了将近一年，我才敢用“XX君”取代“XX桑”来称呼她，而她也只有我这样做了以后才第一次称呼我为“XX酱”。
日本人对传统的珍视与恪守，真的不是融通权变的中国人所能想像的。
（再次向提供了译文的@jp7044和拓哉森林的那位致谢。为了不啰嗦，下面再有引用到的部分，就不再一一提及了，请谅！）
和一个朋友偶尔聊起日本服装品牌优衣库，朋友笑说：“我就是因为喜欢它的舒适时尚且不贵，不会像你那样因为喜欢日本文化而喜欢的。”
我呵呵一笑置之，当然不会跟她说我的喜欢更多是因为在优衣库里可寻到与木村拓哉一致的文化基因。不过，她说我喜欢日本文化确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木村是让我对日本文化产生兴趣的第一人，那引领我进入日本文化之门的第一人就是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上周在微博上得知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感慨。
陈老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出生长大并受日本教育，但因祖父、父亲的传承而通晓中国历史文化，是日本写作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人。
我读他的第一本著作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其中有“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一章。
其实，推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现今的史学观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戏说”、“今说”甚或“乱说”的作品比比皆是。但难得的是有凭有据的推翻，能从现存史料中读出另类观点，那才是有价值的“推翻”。否则，不过是以己度古人而已。
陈老先生认为，《三国志》中陈寿记述的曹操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以“曹瞒传”即曹操的乳名作为人物的传记题目，不得不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恶意。其二，其中记述了许多关于曹操的恶迹，恰恰说明了这个人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野心，并不是真正的策略家。
据此，陈老先生这样认为，“其他人说的，怎么客观还是主观，作者的身份背景不可避免地掺集其中。真正可信的是那个人物的传世作品，可能是诗，可能是文。无论有否美化自己，但对于揣摩其人心态最有效。”“《短歌行》反映一个更为真实的曹操——诗人性格的成功机会主义者。”
说了一大堆关于陈舜臣笔下的曹操，该说自己从中受到的启发是什么。
我是深深信服陈老先生的这一观点，所以我一直都不会特别重视其他人对木村的评价，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因为那“作者的身份背景不可避免地掺集其中”。真要揣摩木村的心态，不妨先掌握好大方向上的文化背景，然后再细心研读他的文字《开放区》，理解他亲口说出的话，分析他演绎过的电视剧，那样才会更为有效、才会有凭有据，才能反映出更为真实的木村拓哉。即使要用到他人的评价，之前我一定会先通过阅读去了解说话的是怎样一个人，如我熟知的蔡澜先生、山田洋次导演、北野武……
我，一个羞于花痴的粉丝，一个略擅人文的读书人，一个胆小的饭，一个大胆的观众。就是借着这样的道路，提升着自己喜欢偶像的境界以及阅人处事的境界。如此说，虽然有点不谦虚，但我真的很想把自己的路分享给其他的饭参考，尽管前面有其他的饭做过。
在此回应@candy100zxy在116楼的回复。我们可以不读经典，但如果想借助阅读这位旷世罕见的偶像来提升自己，就用阅读经典的心态去阅读木村拓哉吧。
不经意间，这段“木村拓哉文化解读”的路已经走了很远，对于他，我很想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对圣人孔子的景仰之心的那一句：
“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稻垣吾郎在一个节目里表示，《开放区》的最后这张照片，与真实的木村拓哉最为相像。）
我呵呵一笑置之，当然不会跟她说我的喜欢更多是因为在优衣库里可寻到与木村拓哉一致的文化基因。不过，她说我喜欢日本文化确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木村是让我对日本文化产生兴趣的第一人，那引领我进入日本文化之门的第一人就是日籍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上周在微博上得知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感慨。
陈老先生是台湾人，在日本出生长大并受日本教育，但因祖父、父亲的传承而通晓中国历史文化，是日本写作中国历史小说的第一人。
我读他的第一本著作是《日本人与中国人》，其中有“曹操是奸贼还是英雄”一章。
其实，推翻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在现今的史学观中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戏说”、“今说”甚或“乱说”的作品比比皆是。但难得的是有凭有据的推翻，能从现存史料中读出另类观点，那才是有价值的“推翻”。否则，不过是以己度古人而已。
陈老先生认为，《三国志》中陈寿记述的曹操有值得商榷之处。其一，以“曹瞒传”即曹操的乳名作为人物的传记题目，不得不说是一种赤裸裸的恶意。其二，其中记述了许多关于曹操的恶迹，恰恰说明了这个人没有刻意隐藏自己的野心，并不是真正的策略家。
据此，陈老先生这样认为，“其他人说的，怎么客观还是主观，作者的身份背景不可避免地掺集其中。真正可信的是那个人物的传世作品，可能是诗，可能是文。无论有否美化自己，但对于揣摩其人心态最有效。”“《短歌行》反映一个更为真实的曹操——诗人性格的成功机会主义者。”
说了一大堆关于陈舜臣笔下的曹操，该说自己从中受到的启发是什么。
我是深深信服陈老先生的这一观点，所以我一直都不会特别重视其他人对木村的评价，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因为那“作者的身份背景不可避免地掺集其中”。真要揣摩木村的心态，不妨先掌握好大方向上的文化背景，然后再细心研读他的文字《开放区》，理解他亲口说出的话，分析他演绎过的电视剧，那样才会更为有效、才会有凭有据，才能反映出更为真实的木村拓哉。即使要用到他人的评价，之前我一定会先通过阅读去了解说话的是怎样一个人，如我熟知的蔡澜先生、山田洋次导演、北野武……
我，一个羞于花痴的粉丝，一个略擅人文的读书人，一个胆小的饭，一个大胆的观众。就是借着这样的道路，提升着自己喜欢偶像的境界以及阅人处事的境界。如此说，虽然有点不谦虚，但我真的很想把自己的路分享给其他的饭参考，尽管前面有其他的饭做过。
在此回应@candy100zxy在116楼的回复。我们可以不读经典，但如果想借助阅读这位旷世罕见的偶像来提升自己，就用阅读经典的心态去阅读木村拓哉吧。
不经意间，这段“木村拓哉文化解读”的路已经走了很远，对于他，我很想借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表达对圣人孔子的景仰之心的那一句：
“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稻垣吾郎在一个节目里表示，《开放区》的最后这张照片，与真实的木村拓哉最为相像。）
在@芭芭拉aa史翠珊 懂与不懂的质问之下，无眠的午夜，我硬着发麻的感觉让自己回答。我并不是不晓得用文字去花痴去表白，只是每每被寂寞逼到墙角才敢直面内心。诸位，不好意思，我任性了，下面是我的答案：
年轻的他比刀锋更利
眼神过处
我的心会受伤会流血
鲜红混和了泪水
酸甜苦咸通通咽下
那一分钟
我几乎以为
我得到了他的心
低头看
我的心
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割舍不了
更掌握不了
爱与不爱都是痛
在爱与痛的边缘
兜了一圈又一圈
荒废了多少时光
再回首
惊觉容颜渐老之时
我才醒悟
爱他的灵魂
会没有那么难受
年轻的他比刀锋更利
眼神过处
我的心会受伤会流血
鲜红混和了泪水
酸甜苦咸通通咽下
那一分钟
我几乎以为
我得到了他的心
低头看
我的心
竟消失得无影无踪
割舍不了
更掌握不了
爱与不爱都是痛
在爱与痛的边缘
兜了一圈又一圈
荒废了多少时光
再回首
惊觉容颜渐老之时
我才醒悟
爱他的灵魂
会没有那么难受
）
2014年12月15日那期SXS，聊了一个人去旅行选择目的地的问题，是选择没有去过的大都市还是没见过的自然景色。喜欢大自然的木村君当然选了后者，还说很喜欢一个人去旅行。我想到了很多年前他去西部体验牛仔生活的那次，虽然也是有很多拍摄的工作人员同行，但应该颇对他的胃口。
我自己呢？我也喜欢一个人去，去哪里无妨。如果目的地是东京的话，那我喜欢一个人去没有去过的大都市。
一个人行走在东京街头，会在自己的心底捕捉到一种淡淡的孤独以及微薄的哀愁。份量不多也不少，一挥手就于风中渺无所踪，一低首又绕身而至跟前。观照周作人翻译永井荷风的一段，正是这样的心境。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木，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中雪，凡事无常无告可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的，于我都是可怀的。”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情，使我在高度现代化的东京不断寻觅着这样的风韵。本以为无所获，却屡屡在街头的OL脸上、低头赶路的男子背影中、居酒屋的昏黄笑语里，轻易就辨认出永井荷风笔下的表情。他们那种点滴流露的哀伤，那种毫无归属的感觉，那种简单幸福的追求，仿佛仍是江户时代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的自己的表情，很东京。
所以，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在东京行走，然后选择在木村君曾经停留过的外景地坐下来，如《HERO2014》里的辰巳绿道公园，又如《悠长假期》里的西乡山公园……因着木村君而来的情绪，我就这样自我放纵般地嗟叹起来。纵使眼前的一切东西不过是浮生一梦，但，于我都是可亲的，于我都是可怀的。
我知道，这样把玩着哀伤的自己，很日本。
林夕的《再见二丁目》很适合做这时候的背景音乐：”满街脚步突然静了，满天柏树突然没有动摇……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亲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缅怀变得萧条……“
（那个和我一起游过上面这个地点的谁谁，和你在一起，其实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那诺大的空间，仍然足够我把玩一切的情绪。）
我自己呢？我也喜欢一个人去，去哪里无妨。如果目的地是东京的话，那我喜欢一个人去没有去过的大都市。
一个人行走在东京街头，会在自己的心底捕捉到一种淡淡的孤独以及微薄的哀愁。份量不多也不少，一挥手就于风中渺无所踪，一低首又绕身而至跟前。观照周作人翻译永井荷风的一段，正是这样的心境。
“呜呼，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亲卖身的游女的绘姿使我泣；凭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的艺伎姿态使我喜；卖宵夜面的纸灯寂寞地停留着的河边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鹃，阵雨中散落的秋木，落花飘风的钟声，途中日暮的山中雪，凡事无常无告可望的，使人无端嗟叹此世只是一梦的，这样的一切东西，于我都是可亲的，于我都是可怀的。”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心情，使我在高度现代化的东京不断寻觅着这样的风韵。本以为无所获，却屡屡在街头的OL脸上、低头赶路的男子背影中、居酒屋的昏黄笑语里，轻易就辨认出永井荷风笔下的表情。他们那种点滴流露的哀伤，那种毫无归属的感觉，那种简单幸福的追求，仿佛仍是江户时代的。
我知道，这个时候的自己的表情，很东京。
所以，我总是喜欢一个人在东京行走，然后选择在木村君曾经停留过的外景地坐下来，如《HERO2014》里的辰巳绿道公园，又如《悠长假期》里的西乡山公园……因着木村君而来的情绪，我就这样自我放纵般地嗟叹起来。纵使眼前的一切东西不过是浮生一梦，但，于我都是可亲的，于我都是可怀的。
我知道，这样把玩着哀伤的自己，很日本。
林夕的《再见二丁目》很适合做这时候的背景音乐：”满街脚步突然静了，满天柏树突然没有动摇……唱片店内传来异国民谣，那种快乐突然被我需要，不亲切，至少不似想你般奥妙，情和调，随着缅怀变得萧条……“
（那个和我一起游过上面这个地点的谁谁，和你在一起，其实和一个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那诺大的空间，仍然足够我把玩一切的情绪。）
木村拓哉的身份是什么？作为粉丝，我当然知道他的身份是多重的，但在社会的一般认知下，一个人的身份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给每个人贴的标签，而在他身上的那一张，通常是——偶像。
一旦动用“偶像”这个标签，这个社会的注解就会有点吊诡。
一方面，社会假设了“偶像”的责任就是代替父母、老师“教好”年轻人，而不是父母、老师自己的责任。无需讳言，我自己在前文中也曾这样做过。因此，社会普遍要求“偶像”在流行文化、思想的演绎表达上必需合乎正统，至少不能出现偏差。
另一方面，“偶像”在社会中的角色又与商品无异。贩卖周边产品等同零售，影视作品的宣传无疑就是推销，代言广告更是把“偶像”与商品直接划上等号。
那不是等于让一罐可口可乐去向人们灌输何谓正确人生观？
这就是“偶像”标签里隐含的荒谬逻辑。
我相信他是很深入地思考过这一点的。
在《开放区1》的第48章“有名与无名”（写于1998年2月），他这样写道：
因为我是用本名工作，所以之前不论是租房子也好，或是去医院看病，当被叫到“下一位木村拓哉先生”，或是租录影带时要制作会员卡时，也有时会觉得“啊~~真糟糕！”。因为，在那种时候会觉得“木村拓哉”好像不是自己的名字，而只是一种符号，就像是商品的名字似的。
这样想的时候，更觉得他很厉害。
因为那样的知识，我是从一位在大学里执教现代传媒的学者那里得来的，而没有入读过大学且工作繁重的他，居然能够很深刻地理解并体会到。真不简单啊！
好了，下次有人跟你提起“偶像”木村拓哉的时候，不妨问问对方，你所指的“偶像”的内涵是什么？
“那‘木村拓哉’又是个怎样的家伙呢？这么被问到时，其实也许是最简单但又危险的问题呢。……我的答案都是随着去那里的目的而改变，这可能很现实吧？去拍电影的话我就回答是演员，去录音我就说是歌手。”（《开放区1》第30章“Pride”，1996年6月）
那时候的他，就是不说自己是“偶像”。
（在比较阅读《开放区》的过程中，我发现，绝大部分关于“个人身份”认知的个人见解，在结集时都已经删掉，包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这是很可惜的，尤其是很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的话。幸好我们有早前的杂志原文以及翻译。这个社会可以让艺人自由表达自己的空间原来如此狭窄，他的片言只语更显珍贵。）
一旦动用“偶像”这个标签，这个社会的注解就会有点吊诡。
一方面，社会假设了“偶像”的责任就是代替父母、老师“教好”年轻人，而不是父母、老师自己的责任。无需讳言，我自己在前文中也曾这样做过。因此，社会普遍要求“偶像”在流行文化、思想的演绎表达上必需合乎正统，至少不能出现偏差。
另一方面，“偶像”在社会中的角色又与商品无异。贩卖周边产品等同零售，影视作品的宣传无疑就是推销，代言广告更是把“偶像”与商品直接划上等号。
那不是等于让一罐可口可乐去向人们灌输何谓正确人生观？
这就是“偶像”标签里隐含的荒谬逻辑。
我相信他是很深入地思考过这一点的。
在《开放区1》的第48章“有名与无名”（写于1998年2月），他这样写道：
因为我是用本名工作，所以之前不论是租房子也好，或是去医院看病，当被叫到“下一位木村拓哉先生”，或是租录影带时要制作会员卡时，也有时会觉得“啊~~真糟糕！”。因为，在那种时候会觉得“木村拓哉”好像不是自己的名字，而只是一种符号，就像是商品的名字似的。
这样想的时候，更觉得他很厉害。
因为那样的知识，我是从一位在大学里执教现代传媒的学者那里得来的，而没有入读过大学且工作繁重的他，居然能够很深刻地理解并体会到。真不简单啊！
好了，下次有人跟你提起“偶像”木村拓哉的时候，不妨问问对方，你所指的“偶像”的内涵是什么？
“那‘木村拓哉’又是个怎样的家伙呢？这么被问到时，其实也许是最简单但又危险的问题呢。……我的答案都是随着去那里的目的而改变，这可能很现实吧？去拍电影的话我就回答是演员，去录音我就说是歌手。”（《开放区1》第30章“Pride”，1996年6月）
那时候的他，就是不说自己是“偶像”。
（在比较阅读《开放区》的过程中，我发现，绝大部分关于“个人身份”认知的个人见解，在结集时都已经删掉，包括我上文提到的那些。这是很可惜的，尤其是很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的话。幸好我们有早前的杂志原文以及翻译。这个社会可以让艺人自由表达自己的空间原来如此狭窄，他的片言只语更显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