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所说“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进士出身的袁督师，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将军精于算度，工于心计，他精心策划了圈套，让毛文龙来钻。为了麻痹对方，他请户部先凑发十万两军饷，缓解毛部的怨气。到了崇祯元年（1628）十二月，计划大体安排妥当，“文龙有死无生”已成定局。当毛文龙派人向督师衙门索饷时，袁督师佯装不知，故意在大庭广众之间说：文官不肯体恤武官，成何体统！于是把天津运来的粮饷拨十船给皮岛，还随船带去犒赏银两、猪羊酒面之类。日后袁督师自己声称：这些做法都是愚弄对方的，毛文龙果然中计了。
　　毛将军到底是一介武夫，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谋略，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督师大人。袁督师并没有在宁远的督师行辕处死毛文龙，是考虑到毛的部下没有亲眼目睹，如果激发事变，将不可收拾。他决定深入海岛，到穴中擒虎，也就是他所说的“入其军，斩其帅”。就是这次会面，他与毛文龙商定，在旅顺口外的双岛再次会面，同时检阅毛部将士。
　　这是袁崇焕的精心策划，他决定在双岛出其不意地逮捕毛文龙，立即处死。毛文龙完全被蒙在鼓里，毫无察觉。
　　先斩后奏，袁崇焕处死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五月二十五日，袁崇焕从宁远出发，二十九日抵达旅顺口外的双岛。毛文龙于三十日夜间从皮岛赶来。六月初一日，毛文龙前往督师船上拜谒，送上礼品，表示欢迎督师前来视察。过后不久，袁崇焕来到毛文龙的营帐回拜。寒暄过后，督师大人试探道：辽东海外只有你我两人，必须同舟共济方可成功，我从海上历险来到此地，想和你商量进取大计。毛文龙随口答应：如果钱粮充足，你我相互帮助，要取得成功，并不是难事。起身告辞前，袁对毛说，船上不便设宴，想借用你的营帐设宴。毛礼貌而恭敬地答应了，他丝毫没有察觉有什么异样动态。
　　六月初三日，袁督师登上双岛，毛将军率领将士列队欢迎。进入帐篷后，两人密谈到三更。第二天，毛将军设宴为督师大人接风。宴会后，两人又密谈至深夜。谈话的内容，不得而知，只能从袁崇焕事后给皇帝的奏报中了解一个大概。

袁试探道：你久劳边塞，为何不回老家杭州，在西湖享受乐趣？
　　毛顺势应答：我早有此心，但只有我知道消灭后金的诀窍……
　　袁打断他的话：朝廷有人代劳，不必借重你的远征。
　　毛针锋相对：此处谁能代替得了？
　　看似闲聊，已隐约闻到些许火药味，袁督师要毛将军告老还乡，毛则反唇相讥，此地舍我其谁？
　　袁赶紧调换话题，缓解气氛，说要赏赐毛部官兵每人银一两、米一石、布一匹，请毛拿出他的将士花名册。毛不愿意亮出家底，建议随他前来双岛的三千五百人明日领赏。

青史凭谁定是非

对于朱由检而言，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已经把辽事全权托付给了袁崇焕，只要能够实现“五年复辽”大计，一切都可以便宜从事，处死跋扈的毛文龙当然难以问罪。
　　对于袁崇焕而言，处死毛文龙，可以说是一大错误，于己于国都是弊大于利。
　　从自身考虑，他在处死毛文龙之前曾经发誓：我如果不能恢复辽东，愿意先试尚方宝剑以谢罪；在给皇帝的奏疏中也说：臣如果不能五年复辽，请求皇上将臣处死。这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如果不能实现五年复辽的诺言，那么日后的下场也许比毛文龙更惨。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袁崇焕杀毛文龙，“适所以自杀也”。
　　从国家考虑，临敌斩帅乃兵家大忌，涣散军心，削弱牵制后金的犄角之势，使皇太极消除了后顾之忧，坐收渔翁之利。这一切不幸而被毛文龙所言中：“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令人惊讶的是，袁崇焕在杀了毛文龙之后也流露出同样的心情，在归途中赋诗一首，不加掩饰地抒发了“同室操戈”的遗憾，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

诚然，毛文龙确有问题，比如飞扬跋扈、不听节制、虚冒军饷等。但是他在皮岛和辽东有着不可替代的牵制作用，从全局考量，是不应当处死的。他是后金军队南下骚扰的最大后顾之忧，似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负责监督兵部的兵科都给事中张鹏云，在读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奏疏后，发表评论，在表示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毛文龙所在的皮岛，离开后金八百里，固守根本不成问题，牵制敌人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他所控制的旅顺、金州等地，地势险要，距离宁远又近，屯重兵于此，平时可以壮大声势，战时可以深入虎穴，已经无可奈何地认可毛文龙的辖区有牵制后金军队的战略作用。兵科给事中宋鸣梧也指出，兵法强调用犄角之势牵制敌人，如果运用得当，可以使后金“首尾狼狈”。即使袁崇焕本人也明白这一点，他说：毛文龙的东江（皮岛）一镇，“乃牵制之必资也”——是牵制敌人必须依靠的力量。

有鉴于此，后金始终把毛文龙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屡次派兵征剿难以奏效，试图招降也没有成功。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情，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就叫做“亲者痛而仇者快”。
　　以后的历史以惨痛的事实证明了这点。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就是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袁崇焕因此而被捕入狱后，官员们纷纷评论。有的人指出：毛文龙的部将有背叛迹象，不胜惊忧，海岛一旦落入敌人之手，足以成为明朝的大患，可以四处出击。有的人因为毛文龙部将哗变，指责袁崇焕是假公济私，当务之急是尽快把在京城的毛文龙之子毛承禄派去安抚。

但是为时已晚。毛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在登州发动武装叛乱，几乎所向披靡，酿成山东大乱。它以一种讽刺意味向人们表明，毛文龙的军队，并非袁崇焕所说的那样只会冒饷不会打仗。不久，孔、耿率部投降皇太极，日后成为南下征战中一支相当有杀伤力的部队。当然，孔、耿的叛变责由自负，但是袁崇焕处死毛文龙，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几百年以后，历史学家谈起袁崇焕杀毛文龙这桩公案，意见十分分歧。
　　明清史前辈学者李光焘在1940年代撰写的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清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一段历史扑朔迷离的史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皮岛）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死有余辜。这种毫无回旋余地的过于偏激的结论，与他的论文风格显得格格不入，令人费解。
　　无独有偶，1980年代研究袁崇焕的专家阎崇年，在《袁崇焕“斩帅”辨》中，从推崇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出发，为他处死毛文龙百般辩护，极力证明他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可惜过于感情用事，难以令人信服。
　　相隔四十年，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何其相似乃尔！
　　1990年，尹韵公《袁崇焕诛毛文龙考》，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他援引辽东封疆大吏王在晋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袁崇焕杀毛文龙，实际上是帮助后金消除“肘腋之患”；如果不杀毛文龙，后金“必不敢长驱而入犯”。我以为，尹韵公的观点，更加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德国近代历史学家兰克说，历史叙述应当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这是我们的准绳，也就是说，应该不带任何偏见地恢复历史的真相。我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想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

这镇楼图有爱，我就喜欢正德~~

魏忠贤阉贼也

楼主下面还有没有？

你所说的魏阉，就是真是孙子？你还是学术不深啊....

楼主快更新啊

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
(1)己巳之变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他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敌军越过长城、围困北京的己巳之变（按：崇祯二年是己巳年）。
　　崇祯初年，北方边防形势颇为吃紧，既要对付辽东的后金，又要对付漠南的蒙古。因为这个缘故，朱由检在任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的同时，根据袁崇焕的推荐，任命三朝元老王象乾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督师宣府、大同一线，抵御漠南蒙古。并且要求他们二人共同协调边防大计。
　　王、袁二督师面议的结果，不谋而合，主张是一致的，那就是“抚西以拒东”，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所谓“抚西以拒东”，意思是，在西面用招抚的手段对付蒙古，集中力量抗拒东面的后金。可惜的是，这一方略并未奏效。因为皇太极深知漠南蒙古地位的重要，极力拉拢，又是联姻，又是盟誓，又是封赏，力图获得同盟军，为他的南下寻找突破口。事实上，迹象已经十分明显，漠南蒙古勾结后金，为后金提供通道，成为不可忽视的隐患。
　　辽东明军内部同室操戈，袁崇焕杀毛文龙，为皇太极发兵南下提供了一个极佳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