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看了奏疏，得知神一魁受抚，喜出望外，同时能够理解杨鹤对于言官们的弹劾所发的牢骚，当然不会另派大臣取代杨鹤。他在给杨鹤的圣旨中写道：“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向杨鹤表明，他对于抚局是极为满意的。
　　朱由检未免高兴得太早了一点，杨鹤的“抚局”并没有像他估计的那么有成效。在招抚过程中，杨鹤为了显示诚意，下令官军全部安营休息，没有总督的军令，不许妄杀一人。神一魁及其部队的建制没有摧毁，并且毫无约束，因此杨鹤要他们发誓，或者投奔官军，或者解甲归田，他们大多阳奉阴违，我行我素。形势已经趋于失控了。正如文秉在《烈皇小识》中所评论的那样，神一魁从此把招抚看作儿戏。

　　不久，就出现了“倏抚倏叛”——刚接受招抚，又重新反叛——的现象。得知这一情况，朱由检逐渐明白仅仅依靠招抚不能解决问题，因此指示封疆大吏，对于“阳抚阴逆”（表面上接受招抚，暗地里继续叛逆）的“流寇”，总督、巡抚一定要用心整顿兵马，迅速平定。
　　杨鹤早就领教了“阳顺阴叛，一面求抚，一面抢掠”的对手，既然皇帝要求迅速平定，他就照办。打了几个胜仗，就以为“贼兵屡败，如秋林之叶，摇落变衰”，只要不停地围剿，剿一处就抚一处，抚一处就安插一处，一定可以迅速荡平。

（3）抚局之败
　　杨鹤的过分自信，导致他“抚局”的第一次失败。
　　崇祯四年（1631）七月间，独行狼、李老砦攻打中部县（今黄陵县），先前已经接受招抚的田近庵、恶虎、翻山虎、韩至山等，再度反叛，与之遥相呼应。
　　这一事件影响巨大，也粉碎了杨鹤的海口——“贼兵屡败，如秋林之叶”。他自知难辞其咎，就向皇帝提出，愿意赴京请罪，由一向主张围剿的延绥巡抚洪承畴代理总督。皇帝不同意，要他“悉心料理”，不得随便推卸责任。

　　这篇奏疏写得哀怨凄苦，蒙冤含恨，忧心忡忡，迫切希望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朱由检却不为所动，冷冰冰地批了八个字：“已有旨了，该部知道。”所谓“已有旨了”云云，是指半个月前他所下达的谕旨“悉心料理”，不得随便推卸责任。
　　陕西巡按御史吴甡乘人之危，紧要关头从背后捅上一刀，指责杨鹤“苟图结局，徇抚讳剿”——企图草草了事，只讲招抚不讲围剿。引来皇帝严厉的批评，由于只关注招抚，不关注围剿，导致“流贼”日益猖獗。近来杨鹤连续报告战功，是否确实，要吴甡查明速报。吴甡调查后，向皇帝提交“杨鹤剿抚失策”的报告，着重强调由于杨鹤招抚失策，地方受到流毒。
　　杨鹤如果不能有所作为，处境岌岌可危。

　　不料，一个月还不到，神一魁再度叛乱，致使杨鹤精心设计的“抚局”大崩溃，局面无法收拾。
　　祸根早就埋下了，神一魁虽然接受了招抚，但仍然控制着他的主力部队，阳奉阴违，他手下的大头目茹成名尤其桀骜不逊。茹成名借口没有得到功赏，殴打侮辱杨鹤手下的参将、中军。杨鹤认为，应该由神一魁自己出面对茹成名加以严惩，既可以杀一儆百，又不至于引起受抚军队的反感。于是，他对神一魁的心腹刘金说，如果神一魁能够处死茹成名，那么可以授予神一魁守备的职务。神一魁不愿意自己动手，诱骗让茹成名前往总督行辕，结果被逮捕处死。总督处死茹成名的消息传出后，神一魁的另两名大头目张孟金、黄友才，恐怕招来杀身之祸，于九月十八日挟制神一魁，再度起义，带兵北上，攻占军事重镇宁塞。

　　他讲的都是事实，问题在于招抚神一魁并没有成功，再讲那些旧话已经无济于事了。
　　逮捕杨鹤的圣旨是九月二十三日发出的，时任山海关内道参政的杨鹤之子杨嗣昌，于二十六日从邸报中得知这一消息，马上向皇帝请求，愿意代替父亲承担罪责，其实是希望看在父子两代效忠朝廷，从轻发落。皇帝没有允许。

　　崇祯八年（1635）十月，蒙不白之冤而郁郁寡欢的杨鹤，在袁州去世，至死没有得到皇帝的宽恕。家人奔往宣府镇，报告噩耗，话还未讲完，杨嗣昌惊号一声，昏厥过去。苏醒以后，已经心神迷离，半个多月不知人事。康复之后，他立即向皇帝请求抚恤亡父、恢复原来的官衔，否则，臣父不能瞑目，臣世世狗马也将不能瞑目。朱由检考虑到宣大总督杨嗣昌地位重要，同意恢复杨鹤的官衔，但是不许请求抚恤。他让了半步，等于承认先前对杨鹤的惩处有所不当；用这一让步换取杨嗣昌继续效劳，鞠躬尽瘁。

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
(1)从陕西、山西到河南
洪承畴接替杨鹤出任陕西三边总督以后，抛弃招抚政策，专心武力围剿，大开杀戒。
　　洪承畴，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历任刑部主事、两浙提学道佥事，天启七年（1627）调任陕西督粮道参议，崇祯三年（1630）提升为延绥巡抚。他和杨鹤一样，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但对于造反武装的态度截然不同，主剿而不主抚。

本来想找一张他穿着明朝官服的图片的，奈何没找到，只搜到了这张，大家凑活着看吧

　　老谋深算的洪承畴，并不以荡平陕西为满足，与陕西巡抚练国事、延绥巡抚陈奇瑜、陕西巡按张应星商议，鉴于陕西的部分造反武装已经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山西形势严峻，决定精选官兵三千五百，由骁勇善战的临洮总兵曹文诏率领，进入山西，配合晋中官兵围剿。明人绘《陕西舆图》之“西安府”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当时由陕西进入山西的各路造反武装有：紫金梁（王自用）、蝎子块（拓养坤）、老回回（马光玉）、一字王（刘小山）、撞塌天（刘国能）、过天星（惠登相）、西营八大王（张献忠）、不沾泥（张存孟）、八队闯将（李自成）、曹操（罗汝才）等。号称三十六营，二十万之众。在临洮总兵曹文诏、昌平副总兵左良玉的南北夹击下，紫金梁王自用受伤后病死，部众全归闯将李自成统率。

　　政府方面在山西、河南、陕西三省边界部署军队，在河南省黄河以北的怀庆府、卫辉府、彰德府摆开战场。
　　张妙手、撞塌天、满天飞、闯将等贿赂京营总兵王朴，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急于邀功，不假思索地答应招抚。其实张妙手等部在各自的驻地购买裘靴，暗中作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底，山西垣曲与河南济源之间黄河河身最狭窄的关阳、长泉附近的渑池一带，竟然一反常态，结冰如坚石，给十几万农民军提供了突围的极佳条件。这就是明末震惊一时的“渑池渡”。

　　从战略上看，农民军由陕西进入山西，再进入河南中州大地，明朝当局再要围剿，就很困难了。正如谈迁在《国榷》中所说：罗汝才进入湖广，邢红狼横行于河南，惠登相进入陕西，李自成挺进汉中，他们由合而分，把战火延烧到中原腹地。
　　京营总兵王朴与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寄希望于招抚，重蹈杨鹤的覆辙，后果是严重的。没有料到，一年以后，朝廷寄予厚望的五省总督陈奇瑜，再次重蹈覆辙，在兴安州南面黄洋河上游的车箱峡，轻信李自成等部的诈降，让十万之众得以摆脱险境，走出栈道，陕西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2）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崇祯八年（1635）正月十五日，张献忠、老回回、扫地王、太平王等几股农民军，突然进入凤阳城内。凤阳即元朝的濠州，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太平乡孤庄村人，在这里的皇觉寺当过和尚。他做了皇帝以后，为死去的父母建造了豪华气派的皇陵；并且把这个发祥之地改称中都，在此设置中都留守司，把濠州改为凤阳府，由凤阳巡抚兼任漕运总督，地位十分重要。农民军看准了这一点，对它发动突然袭击，调虎离山，突破官军的包围圈。

杨嗣昌墓碑（很遗憾没找到他本人图片，只找到墓碑的图片，吧友谁有补充一下）

　　杨嗣昌，字文弱，号子微，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历任杭州府儒学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主事，天启二年（1622）回乡养病，崇祯元年（1628）起用为河南按察司副使、河南兵备道，调任山海关内兵备道。崇祯七年（1634），以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头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杨嗣昌鉴于父亲杨鹤发配袁州，不敢拜受此职。朱由检以为他颇有军事才能，又熟悉边防韬略，足以当此重任，特地发去圣旨催促。赴任以后，他六次上疏陈述边防事宜，多所规划，皇帝感到“异才可用”。不久，父亲杨鹤去世，他丁忧辞官，又遭继母之丧，长期在家守孝。接到皇帝“夺情起复”的圣旨，他三次恳辞未果，于崇祯十年（1637）三月遵旨赴任。抵京时，皇帝特地召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