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显然是袁崇焕没有料到的，十一月初五日，他亲自率领部队增援，并且把部署情况报告朝廷：由总兵朱梅、副总兵徐敷教守山海关，参将杨春守永平，游击满库守迁安，都司刘振华守建昌，参将邹宗武守丰润，游击蔡裕守玉田，昌平总兵尤世威保护帝王陵寝，宣府总兵侯世禄守三河，保定总兵曹鸣雷、辽东总兵祖大寿守蓟州。袁崇焕自己居中调度。
　　十一月初十日，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成基命鉴于形势严峻，向皇帝推荐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中极殿大学士，督理兵马钱粮，驻扎通州，确保京师安全。朱由检召见孙承宗，磋商京师防务大计。孙承宗是老资格的军事家，认为袁崇焕过于收缩于京师外围，是消极防守，他主张布防于蓟州、顺义、三河一线，而不赞成退守昌平、通州一线。因为三河位于蓟州与通州之间，守住三河，就可以挫败敌军进犯通州逼近北京的企图；也可以防止敌军南下香河、武清，包抄北京的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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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崇祯用了十六年才懂得魏公公这打手的重要性！为什么他哥二年就知道了！难道他真的在做木匠吗？

十一月二十三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袁崇焕、满桂、祖大寿、黑云龙等将领，以及新任兵部尚书申用懋。这时他已经获悉袁崇焕与皇太极有密约的情报，为了稳定军心，驱逐来犯之敌，也为了嘉奖德胜门、广渠门之战的有功人员，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袁崇焕虽然并不知道皇太极的反间计，但鉴于兵临城下的危局，颇感自咎，心中忐忑不安。接到皇上的召见令，做好最坏的准备，穿着蓝布衣服戴上黑色帽子进宫。见到同僚，极力夸张敌军势不可挡之势，企图迫使朝臣提出签订城下之盟，促成敌军撤退。他甚至扬言：他们来此就是要做皇帝，已经预定某一天登极。在一片惊讶疑惑声中，户部尚书毕自严大为失态，舌头伸出久久不能缩回。见了皇帝，他又强调局势危急，朱由检顾左右而言它，拒不表态，一味对众将领表示慰劳，并且把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解下来，给袁崇焕披上，向他征询战守策略。袁崇焕提出，连日征战兵马疲惫不堪，希望进城修整，朱由检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看来皇帝对他已经有了戒心，只是没有流露出来而已。
　　经过此后几天艰苦的战斗，皇太极无心恋战，主动撤退，京城外围局势趋于平静。“己巳之变”的危机终于烟消云散。

兵部尚书梁廷栋立即把这个意见转告了在朝房的同僚，刚刚进入内阁的大学士周延儒问余大成：你担心祖大寿会反叛？
　　余大成表示肯定，周延儒再问：几天之内？
　　余大成答：不出三天。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余大成所料，辽东将士平素对袁督师十分感恩戴德，祖大寿又与满桂积怨甚深，袁督师被逮，要祖大寿听满桂节制，激起辽兵不满。祖大寿唯恐遭到连累，在十二月初四日早晨，悍然率领辽兵东行，踏上回归宁远之路。

这一突发事件引起朝廷的震惊，敌兵还未退去，一支最有战斗力的劲旅撤走，后果不堪设想。兵部尚书梁廷栋带了余大成去见皇帝，余大成对皇帝说：祖大寿并没有反朝廷之意，只是害怕由袁督师牵连到他们。要想召回祖大寿，非得有袁崇焕的手书不可。
　　朱由检以为言之有理，便责问梁廷栋：尔部运筹何事？动辄张皇失措，事情既然可行，还不赶快去办！
　　于是内阁六部一行高官赶忙来到监狱，对袁崇焕多方开导，袁崇焕执意不肯：祖大寿之所以听我的话，因为我是督师，如今已是罪人，哪里还能得到他的信任？
　　余大成对他晓以大义：你只手擎辽，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天下之人莫不佩服你的忠义，谅解你的心情。作为臣子，只要有利于国家，不惜献身。死于敌人与死于法律，究竟哪一个更值得呢？

御史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在崇祯三年（1630）八月初六日的奏疏中，捏造事实，诬蔑已经辞官的钱龙锡，支持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于是扣上一顶大帽子：“卖国欺君，秦桧莫过。”真是奇谈怪论！与蓟辽督师商量平辽方略，是一个内阁大臣的份内事，居然被定性为“卖国欺君”，并与千古罪人秦桧相提并论，居心险恶之极。他还胡说钱龙锡接受袁崇焕贿赂银子几万两，寄存在姻亲徐本高（已故内阁首辅徐阶的长孙）家中。朱由检接到这份奏疏，怒不可遏，没有核对事实真相，贸然下达谕旨：袁崇焕擅自处死毛文龙，与后金谈判，导致敌军进犯，是欺藐君父、失误封疆的罪状，限刑部在五天之内审结上报。
　　钱龙锡受到史无端诬蔑，向皇帝声辩，收受贿赂寄存徐本高家，纯属无稽之谈。皇帝不得不承认，这些原本是风闻之词，不再追究。不过事已至此，袁崇焕是否贿赂钱龙锡，钱龙锡是否转移财产，事实的本身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皇帝要处死袁崇焕的决定已不可改变。

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朱由检在乾清宫暖阁召见内阁大臣，商议处决袁崇焕之事。随即又在平台召见内阁、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六科以及锦衣卫堂上官，共同商议对袁崇焕的处决事宜。其实，所谓“商议”不过是官样文章，是走过场的形式，主要是听取皇帝的发落。
　　朱由检对大臣们说：袁崇焕辜负朕的托付，一味欺骗隐瞒，为了与后金谈判，而处死毛文龙，纵敌长驱直入，顿兵不战，遣散四处勤王援军，种种罪恶，不可胜数。然后用询问的口吻问道：三法司如何判决？
　　对于如此重大案件，各位大臣都不敢造次，从宽与从严都不相宜，只得一味顿首，听凭皇帝发落。

袁崇焕的命运就这样草率决定了。如果说，他的死是被错杀、冤杀的，那么在场的大臣个个都是帮凶。

他的死，令人惨不忍睹。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他被押解到西市，接受磔刑，刽子手从他身上割下一块肉，围观的百姓立即出钱买下，不多久，身上的肉全部割完，竟然开膛破肚，取出里面的肠胃，百姓一哄而上，抢夺一空。得到一块肉的人，喝着烧酒，把肉生吞下肚。面颊上沾满了血迹，还在唾骂不已。有的人拾得骨头，用刀斧斩碎。因为这个缘故，袁崇焕的尸体可以说是“骨肉俱尽”。只剩下一个首级，还得传往长城沿线的九个重镇，警告那些将领，引以为戒。
　　他的死，比熊廷弼要惨多了。一个时代，为国家献身的人，一旦有差错（这种差错本身还有很多疑问），都要死得如此之惨，只能说是国将不国的不祥之兆。呜呼！
　　袁崇焕死后，他的妻妾兄弟被流放到福建，财产全部充公。其实，他为官清廉，没有积累下什么财产，正如《明史·袁崇焕传》所说：“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资，天下冤之。”

袁崇焕之死毫无疑问是一幕悲剧，恐怕任何立场的人都有同感，他或许有这样那样的差错，但罪不至死。他是努尔哈赤、皇太极的死敌，但是清朝人编写的《明史》并没有落井下石，往他身上泼污水。请看《明史·袁崇焕传》的评论：“初，崇焕妄杀文龙；至是，帝误杀崇焕。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多么客观公正的议论！如果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妄杀，是一大错误；那么朱由检杀袁崇焕便是误杀，错上加错。两者均为亲者痛仇者快，使得皇太极不费吹灰之力除掉了两员难以对付的大帅。大敌当前，本当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而不应当自相残杀。对于朱由检而言，杀袁崇焕无异于自斩手足，自毁长城，以后再难谋求足以克敌制胜的帅才，辽事更加难以收拾。所以《明史》要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决矣。”明朝离开灭亡真的不远了。

杨鹤杨嗣昌父子的悲剧
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
(1)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崇祯初年，陕西黄土高坡上民变蜂起，高举造反大旗的饥饿民众，拿起武器，与统治者对抗，搅得当局人仰马翻。朝廷上下惊呼“流贼猖獗”，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害怕承担渎职罪，畏罪自杀。一时间，陕西成了一个火药桶，官僚们视为畏途，没有一个愿意继任武之望留下的空缺。吏部以“会推”的名义，把看不顺眼的耿介大臣杨鹤，上报给皇帝，要他出任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并非贪生怕死之徒，但毕竟一介文人，从来没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有点犹豫不决。

杨鹤怀着勉为其难的心情，踏上了去陕西的征途。抵达陕西不久，就遇上了“己巳之变”。当地驻军纷纷奉调“勤王”——保卫北京，陕西一下子陷于兵力空虚的状态，根本没有足够的军队去剿灭到处出现的“流寇”。这使杨鹤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不得不改变方针，由围剿改为招抚。这是事势的必然，不得已而为之。不过，话要说回来，在围剿与招抚之间，一介文人出身的杨鹤，当然比较喜欢招抚。
　　而这一抉择，恰恰与皇帝当时的主张不谋而合。

崇祯三年（1630）二月，总督杨鹤正忙于督促勤王兵前往省城，造反武装乘机攻打宜川县城，包围韩城。陕西巡抚刘广生截留勤王兵反击，解了韩城之围。皇帝朱由检获悉此事后，作出如下批示：由于招抚失宜，才导致民穷为盗，陕西地方官今后还必须“察吏安民”，营造“平康之治”。在他看来，民变是因为“民穷为盗”，而“民穷为盗”是因为政府的招抚失宜，今后如果在“察吏安民”方面下功夫，在安抚、抚恤、招抚民众方面下功夫，那么“平康之治”并不难实现。
　　此后陕西籍的御史王道纯向皇帝报告：陕西“流寇”之患已有三年，而人情仓皇震动，是什么缘故？原因在于三年没有下雨，一斗粟卖到白银五钱；军队长年缺饷，士兵饥寒。在这种情况下，绿林好汉一声号召，风声鹤唳，强者攘臂而造反，弱者俯首而跟进，贫者企求以此暂缓死亡，富者也可以苟且偷生，于是乎局面不可收拾。朱由检很赞同他的分析，指示有关部门，饥民聚众造反，是因为地方官招抚、抚恤失当，要求延绥巡抚洪承畴以招抚为主、以围剿为辅。几天以后，他再一次重申：只要招抚、抚恤得法，“自然盗息民安”。也就是说，如果地方官在“抚”字上下功夫，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盗息民安”的境地。

李继贞抓住练国事报告的情况，再次重申：招抚并非招抚“流贼”，而是招抚跟从“流贼”的饥民；已经跟从“流贼”的饥民有限，没有跟从“流贼”而势必跟从“流贼”的饥民是无限的。如果能够尽心赈济，把接受招抚者精心安插，那么将化跟随“流贼”者为人民，“流贼”就涣散而孤立。
　　朱由检既然主张“宜抚不宜戮”，赞赏杨鹤的抚局，赈济当然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他下了一道诏书：陕西屡遭灾荒，小民丧失生计，被迫跟从“流贼”。他们都是赤子，不应遭受颠沛流离的苦楚。今日特地拨发白银十万两，命御史送去，赈济受灾地方，并且晓谕人民，胁从归正，就是良民，一体给予抚恤。
　　几天以后，他任命御史吴甡带了特拨的皇宫内库银十万两，前往陕西赈济，招抚“流贼”。

　　为了摆脱来自内外的压力，为了向朝廷显示招抚的功效，杨鹤匆忙策划了招抚陕西最具战斗力的“流寇”首领神一魁。
　　神一魁是近来接连攻克宁塞、新安、保安等地的神一元之弟，崇祯四年（1631）正月，神一元被定边副将张应昌击毙，部众公推神一魁为首领。神一魁率领部众攻克合水县，包围庆阳府城，声势很盛。
　　杨鹤前往宁州，派宁州知州周日强前往招抚，并且命令定边副将张应昌退兵。神一魁派头目刘金、刘鸿儒在宁州官员陪同下，向杨鹤请求招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