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召提出平辽方略

朱由检即位以后，把扭转辽东局势作为营求“中兴之治”的头等重要任务。根据朝廷大臣的建议，他召回了袁崇焕，立即任命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很显然，他对于曾经战胜过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的帅才，是寄予厚望的。
　　兵部署理部务的左侍郎吕纯如极力推荐袁崇焕，请求皇帝破格重用。他的奏疏写得别具一格，评价也独具只眼。他说，之所以建议朝廷重用袁崇焕，只认定此人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特质可以概括为十个字：“不怕死，不爱钱”和“曾经打过”。这十个字实在精当得很，“不怕死”是勇敢无畏，“不爱钱”是清正廉洁，“曾经打过”是曾经打过胜仗——两次宁远大捷，威震辽东。吕纯如在奏疏中分析道：当强敌压境之时，其他人都大声疾呼盼望援兵，唯独袁崇焕把母亲妻子安置在军中，表示誓与将士共存亡的决心。纸上谈兵人人都自以为是，而未必能够在战争的矢石锋刃中练就一身胆气，这就是臣所以说袁崇焕始终可用的道理。
　　这番话说得很别致很深刻，也很有道理，朱由检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出任总管蓟镇、辽东、登州、莱州、天津军务的“督师”大臣，把华北、辽东及渤海湾的军事全权委托给他。就是考虑到他确实是进士出身的官僚中屈指可数的帅才，不但有过人的勇气和胆略，不怕死，不爱钱，置身家性命于不顾，而且在运兵布阵、计谋韬略上也是行家里手。朝廷渴望扭转辽东战局，他毫无疑问是不二人选。

袁崇焕虽然清正廉洁、能征善战，毕竟缺乏谋划全局的政治头脑，尤其不熟悉在朝堂之上、皇帝面前条陈方略所使用的政治家辞令，应该模棱两可，有回旋余地。他贸然提出“五年复辽”这样的军令状，使自己陷入难以摆脱的困境，铸就了无可挽回的错误，因为他是在用“戏言”搪塞这位办事顶真的皇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无异于把达摩克利斯剑悬在了自己的头顶之上。
　　以袁崇焕在辽东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的了解，对这场战争旷日持久形势的判断，他无论如何不能违心地许诺“五年复辽”。俗话说，军中无戏言，君前无戏言。当时在场的许誉卿警告他，在英明君主面前信口开河，到时按期责功，你如何交代？袁崇焕自知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于是提出许多苛刻条件来刁难各部大臣，力图留下回旋余地。不料未等各部大臣开口，皇帝已经一一满足，使得他再也无退路可遁。一年后，御史毛羽健冷静地回顾此事，评论袁崇焕向皇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诺言，如此说：他对豪言壮语佩服的同时，也看到了问题，这并非袁崇焕平日胸有成竹的语言，眼中毫无全局观念，恐怕是仓促应对陛下的提问，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确实，从当时力量对比判断，明朝方面要抵抗后金的南下，已经很困难，企图收复失地更是难上加难，“五年复辽”云云，完全是无法实现的梦想。袁崇焕日后的悲剧下场，就由这场对话而铸成了。

这和袁崇焕的秉性有很大的关系。清初学者张岱《石匮书后集》为袁崇焕写的传记，对他的秉性有这样的评论：“袁崇焕短小精悍，形如小猱（猴子），而性格躁暴，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堕幕士云雾中，而不知其着魅着魇也。五年灭寇，寇不能灭，而自灭之矣！”基于对袁崇焕秉性的深切剖析，就可以理解“五年复辽”豪言壮语的提出，并非偶然。但是，大言不惭的结果，不仅不能“灭寇”，反而导致了“自灭”。
　　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御前会议以后，袁崇焕就成了皇帝寄予厚望的“钦差出镇行边督师”，位高权重的钦差大臣、督师统帅。如果说一句套话：机遇和挑战并存，实在很牵强。对于这位督师大臣而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败的可能性很大。因为这个缘故，他在离京履任之前，向皇帝呈递奏疏，再次想从皇帝那里得到一点回旋余地。
　　他从前任辽东经略熊廷弼、孙承宗一再受到排挤、难以实现抱负谈起，说到自己的顾虑。说得文一点，就是“任而勿二”和“信而不疑”——对任用的人不要有二心，对信用的人不要有疑心。他认为，朝廷驾驭边臣与驾驭京官有所不同，边防统帅处于战争之中，可惊可疑的事情经常发生，必须从成败大局着眼，而不必过于计较一言一行的细小差错。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重申自己的“平辽方略”，可以概括成三句话。第一句是：“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第二句是：“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第三句是：“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他的意思是，守卫辽东这片国土必须依靠辽东人民，辽东人民必须依靠辽东这片国土来养活，这是基本的立足点；因此战略方针应该固守、征战、和谈三手同时并用，而以固守为主导，征战为辅助，和谈为补充，不求一时一事的得失，而求长远的成功。很明显，他主张在辽东打一场持久战，这和他两天前许下的“五年复辽”的诺言，是格格不入的，他希望皇帝能够谅解，不必拘泥于五年责功；也希望朝廷大臣能够宽容边臣的难处，不必疑虑和怨恨，一旦五年之内没有“复辽”，不要骤然绳之以法。所以他要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看得出来，袁崇焕字里行间流露出瞻前顾后的不安情绪。

许誉卿和袁崇焕并没有个人恩怨、过节，他的话也没有偏激之处。确实，只有“依法治边臣”，才能确保不再出现杨镐之类的边臣。朱由检毫不犹豫地予以批准，这无异给袁崇焕预示一个不祥之兆。
　　袁崇焕这个督师大臣实在不好当。他还未出山海关，辽东巡抚毕自肃就向他报告宁远守军因为长期领不到军饷，而聚众哗变的消息。袁崇焕一面向朝廷请求拨发军饷，一面前往宁远安抚士兵，严惩哗变首领，一场风波才算平息。
　　接着，他着手调兵遣将，按照自己的意图重新部署将领。调蓟镇总兵赵率教以“平辽将军”名义出任山海关总兵，把原任总兵麻登云调任蓟镇总兵；山海关外宁远、锦州军事由总兵祖大寿以“征辽前锋将军”名义统辖，驻守锦州；宁远则由都督佥事何可纲驻守，原先驻守此地的总兵朱梅被撤职。为了统一指挥权，以免重蹈“经抚不和”的覆辙，取消辽东巡抚和登莱巡抚的建制。这样整顿的结果，他的督师辖区再无一人可以与他的权力相抗衡。

然而，驻扎在鸭绿江口皮岛的总兵毛文龙，却是一个例外。袁、毛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了。

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毛文龙其人其事

在裁撤了辽东巡抚、登莱巡抚之后，袁崇焕势必要对驻扎皮岛多年，逐渐尾大不掉的毛文龙加以制裁，否则就不足以显示督师大人的威严，号令的统一。
　　毛文龙何许人也？
　　在明末的历史上，他实在是一个毫不显眼的人物，一般人对他感到陌生，是不足为奇的。
　　毛文龙，浙江杭州人，年轻时穷困潦倒，学习麻衣相术，摆测字摊，以看相谋生。后来浪迹江湖，来到北京，又从北京前往关外边塞，在军队中混迹二十多年。天启元年（1621），友人把他引荐给辽东巡抚王化贞，成为一名小军官。辽阳沦陷后，他从海路突围，乘虚攻下鸭绿江边的镇江堡。镇江堡又名九连城，位于鸭绿江口定辽右卫（凤凰城）东南，与朝鲜义州隔海相望。王化贞提升他为副总兵，命他驻守镇江堡。镇江堡被后金攻陷后，他率部撤往鸭绿江口近海的皮岛，随后晋升为总兵。
　　皮岛也称东江，又名椴岛，东西长十五里，南北宽十里，与鸭绿江口的獐子岛、鹿岛构成三足鼎立之势。它的地理位置险要，处于辽东、朝鲜、山东的中间，号称三方交流的孔道，颇有战略价值。毛文龙为了永久驻守此地，在岛上披荆斩棘，招集流民，吸纳商贾，成为南货绸布、北货人参貂皮的集散地，皮岛随之号称东北雄镇。

天启三年（1623），毛文龙鉴于辽东的金州地势险要，南可通旅顺口，北可通三牛坝，西可通广宁，向东可以收复失地，如果据有这座城池，那么陆路能够遏制后金骑兵的南下，海路能够前往登州运粮，还可以同皮岛构成犄角之势。于是，率领部将张盘拿下金州，命张盘驻守此地，自己仍旧退回皮岛。朝廷因此提升毛文龙为左都督，挂将军印，赏赐尚方宝剑。不仅认可他镇守皮岛的事实，而且予以嘉奖，希望他在牵制后金军队方面发挥作用。
　　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毛文龙在海外有牵制后金军队的功劳，兵部的估价是：毛文龙要消灭后金显然力量不足，但是要牵制后金则绰绰有余。工科给事中杨所修说得更为明确：自从后金猖狂以来，毛文龙是孤撑海上的唯一力量，经常在后金的肘腋间撩动、牵制。后金军队没有离开老寨，不时前往攻掠；后金军队离开老寨窥探边关时，乘机捣袭，断绝它的后路。这就是毛文龙控制皮岛、金州的战略价值。因此皇帝朱由校在谕旨中，多次嘉奖他：“多方牵制，使奴狼狈，而不敢西顾，惟尔是赖。”在派遣内官监太监、御马监太监前往朝鲜册封国王李倧时，皇帝特地命他们转道前往皮岛，赏赐毛文龙蟒衣、银两，表示朝廷并没有忘记这位孤守海外的将军。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袁崇焕执掌辽东军政大权后，他的头衔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毫无疑问，皮岛、金州的毛文龙应该在他的节制之下。然而，毛文龙拥有先帝赏赐的尚方宝剑，可以便宜行事，使他感到比较棘手。他早就听说毛文龙在海外多年，成为不受地方官节制的割据势力，因此确定了对付毛文龙的态度：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则除之。基本的倾向是想方设法除掉这个割据势力。
　　他的第一招，就是试图从经济来源上卡住毛文龙，迫使他就范，以显示钦差督师的下马威。他宣布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实行海禁政策，不许登州船只出海，凡是运往皮岛的物资，一律先运至宁远附近的觉华岛（菊花岛）由督师衙门登记挂号，才可以经由旅顺口运至皮岛。这一举措，无疑是把皮岛的经济命脉置于督师衙门的控制之下，不仅限制了毛文龙粮饷、装备的供给渠道，而且切断了他的海上贸易路线，是非常致命的一击。毛文龙立即向皇帝申诉：长期受到诽谤，早已心如死灰。不料，袁督师竟然封锁登州沿岸，不许一船出海，以致客商船只不敢前来。故而部下士兵惊惶地说：这是拦喉切我一刀。毛文龙礼单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毛文龙借用士兵之口，说出了他的心里话：“拦喉切我一刀。”或许有一点夸张，毕竟点到了要害，道出了袁督师对毛将军的基本态度。由于皇帝正对袁崇焕“五年复辽”寄予厚望，不便对他的举措表示异议。毛文龙见皇帝没有表态，再呈上一本奏疏，倾诉他在海外苦苦支撑的苦衷：臣受命九年，一直受到误解。是为了冒领军饷？是为了贪图金钱？都不是，只不过是为了恢复辽东国土。臣一介末弁，孤处天涯，对于是非曲直、生死命运早已置之度外，不想争辩。实在是朝廷大臣对我有偏见，他们只考虑怎么除掉我，而不考虑怎么消灭敌人。毛文龙把这种状况概括为一句话：“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为了发泄私忿，而置国家江山于不顾，同室操戈。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此时此地的毛文龙，真切地感受到同室操戈的威胁，是真实心态的流露，而并非耸人听闻，因为他已经离死期不远了。真是一语成谶，不幸而言中。

朱由检作为皇帝，处于袁、毛之间，左右为难，他支持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计，也理解毛文龙孤撑海外的苦衷，不想厚此薄彼，更不想由于支持毛文龙而破坏袁崇焕“五年复辽”的计划。所以他对于毛的奏疏只是淡淡地答复：“军中一切事宜，当从长商榷。”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久毛文龙就被袁督师处死，再也无法“从长商榷”了。如果当时他明确地批评袁而支持毛，也许这场同室操戈的悲剧可以避免。
　　袁督师处死毛文龙以后，在给皇帝的报告中透露：“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表明他一上任就决心处死毛文龙。当他还没有离京时，内阁大学士钱龙锡到他的寓所商谈辽东事宜，袁崇焕明确地回答：先从皮岛做起，也就是“入其军，斩其帅”——在毛文龙的驻地处死毛文龙。能够阻止这一行动的只有皇帝，但朱由检并没有支持毛文龙，悲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袁崇焕也知道，皇帝是优容毛文龙的，所以他凭借钦差大臣的身份，手中握有尚方宝剑，可以便宜从事，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处死毛文龙。